我与遵义徐钰相识十年有余，从新浪博客上认识，就激赏于他的文采；及至数年前相见，更欣赏他谦谦君子之风。他数年前负笈贵州大学，师从我的忘年交张新民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贵州区域史，栉风沐雨，勤奋耕耘，乃有今天这部《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研究》。初读一过，感慨良多，不辞浅陋述之于下。
首先给我感受颇深的是，作者为了呈现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这一时空里的民间借贷现象，下了很深的功夫，对各类文献披沙拣金，完全符合了傅斯年当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他利用的材料，除了属于本书题旨的各种契约文书外，既有地方志，又有地下文物如湖北睡虎地所出秦墓竹简（本书121页），也有各类正史，如“《南史》载临川惠靖王萧宏'都下有数十邸’”（125页），还有古代司法文献如“《宋刑统》引唐宪宗元和六年敕令云”（177页），“明代《问刑条例》'典卖田宅条例’即规定”（178页），“《大清民律草案》，对利率的规定有了显著变化”（231页）。作者也对各种典章中有关借贷的条文熟练运用，如“唐玄宗《发诸州义仓制》……”“明代王植之《苏州济农仓记》曰……”（245页）作者也没有放过各类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甚至对《儒林外史》这种古代小说也加以利用，对小说中反映出的借贷典卖现象加以剖析，作为辅助论述。让我惊奇的是，作者对佛经也有所涉猎：“寺庙出借、承典财物，本是佛教教义中的合律行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十二'出纳求利学处’载……”（183页）。由此可见，作者为了夯实自己的理论根基，丰富自己的论说依据，对各类文献真正做到了“竭泽而渔”。这当然是时下浮躁风气下，难得的一种精耕细作的治学态度。在历史的无边海洋里淘取宝物，唯有秉持这种精神，方能求得真经。
文献学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功，刘知几所谓“史学”也。要在中国浩瀚的历史典籍里寻取自己所需，更需要的是史识和史才，即观察鉴别能力和写史的能力。本书作者的史学即如上所述，而其史识和史才，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拣选表露无疑。他几乎一开篇就写道：“纯粹民间创办的社仓，需要发起者具有民胞物与的道德素质，能切实'正其义不谋其利’，亦必须借贷者诚实守信，方能维持，否则亦不过如昙花一现，人存社举，人亡政息。”（42页）这几乎可以看作是笼盖全书的一个观念，标明作者的一种历史感，亦即孔子所云“无信不立”的观念。只此一点，已经足够标识作者的史识——虽然本书的主旨只是中国漫长帝制时代的末端、西南省份的一片小地域的民生之一端，但是本人依旧从中看到作者不遑多让的历史学者的定见。
当然应该认识到，作者并非要写一部通史性质的宏大作品，所以本书只可能局限于这样狭窄的区域和相对短暂的时限里的一个小题目，即经济史的一个侧面。作者写道：“考察自中唐至明再到清的赋税制度，农民之负担呈现显著减轻的趋势，而推行之事实，则殊不尽然……清代的赋税制度较前代实为轻便合理。”（64、65页）这种提纲挈领性质的论断，也让人耳目一新，给我们看古代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接下去，本书通过对各类文献的剖析，给我们呈现了经济史的多个侧面，如：a.“无息借贷的基础是人情，家族内部、亲戚之间或朋友之间常能在彼此穷乏之时，尽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而不计金钱的收益”（118页）；b.“民间借贷是否应该取息，聚讼纷纭……然若以社会实情衡之，则两者各有得失，盖若情感关系密切且数额较小、借期较短者，或债务人员显系困顿至极而债权人家境宽绰者，自以无息借贷为合情理，而若借期较长而借资不菲，双方关系并不十分亲密且经济状况相去不远，则自当适当收取利息，方显公平。”（119页）c.“以'文’为单位者，分铜质有方孔的'制钱’或无孔的'铜板’两种，制钱有历朝铸造的'通宝’，大约民国十年左右停用。”（205页）d.“至1948年8月国民政府'以金元券代替法币，法币发行达到663万亿元，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较战前上涨3492万倍’。”（207页）e.“其有息的借贷活动，借钱行钱利型的，其利息在清代以月利率2.5%~3%为常见，最高为5%，在民国时期以月利率3%~4%为常见，最高亦为5%；借物（谷）行物（谷）利型的借贷，其利息以年利50%为常见，最高为100%。”（216页）f.“清至民国时期无息借贷占有较大比率。无息借贷常被传统文献资料所忽视，而高利贷则常被刻意渲染。”（229页）g.“而民国时期官方法律已将利率上限下调，可天柱县民间借贷中不仅未降，反而大有上升，仅月利达4%者拥有25份，月利5%者亦有5份，合计30份，占超出法定利率48份的62.5%。针对这种现象，学界曾长期以阶级分析法加以解释，认为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241页）h.“而边远地区则不同，国家控制力弱，民众法律意识淡薄，而地方风俗惯例却深入人心，短时段内难以更改。如清水江流域地处西南内陆，人口以苗侗少数民族为主，民族习惯早已楔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华民国民法》颁行后，清水江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的局面。”（246页）i.“但生利之限度，则牵涉自唐代以来法律所重点关注的'一本一利’问题。所谓'一本一利’，指借贷利息之上限只能与本金齐平而不可超出。”（252页）j.“可见在天柱县民间借贷习惯中，'一本一利’并非逾期计息的准则。也正是因为官方'一本一利’的法律约束力量微弱，利息可以无限累积，从而导致了民间借贷活动中不限借期的借贷现象的普遍存在。……但同时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通行逾期生利，才能促使债务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偿还债务。”（255页）k.“在正常借贷活动期限中，'利大于本’已难实现，若债务人再逾期不偿，则其利息滚入本金的合理性在清末又引起争议。”（256页）l.“因借贷纠纷而产生争讼，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大受非议。……因而历代儒者，若得君行道，自当美政安民，即使失意在野，也当觉民化俗，而促进人际之间的守望相助、和睦共处，避免争讼，正是题中应有之义。”（276页）如此种种，都可见出作者通过文献的展示，向我们呈现的帝制中国民间的经济现实。经济活动是一个社区的基本要素，作者从细碎的文献中，还原的是一个不为史学正统所重视的领域，背后的意图是让我们关注大历史下的一片片拼图，可谓用心良苦。
如上所引，本书总体上已经符合中国传统史学对于“良史”的期待。历史书写可以有多个角度，当然我们看到的以政治史居多。作者选取了这样一个时段和地域，又是这样一个主题，虽然它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区域史研究，但是仍旧要承认这项工作的艰辛与其受众的狭窄。本人的兴趣在中古史，所以不能就本书的研究提出更多意见。但是本书仍旧有不足应当提出来。作者写道：“造成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天柱县僻处西南，中央控制力薄弱，被乡村社会遵循数百年的明清法定利率，势难在短时间更改；而更为重要的是，天灾人祸的剧烈与频繁，苛捐杂税的沉重，使得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借贷需求面广，而能够提供物资借贷者锐减，供不应求的借贷状况，自然使得利率不随法定利率下降，反而明显攀升。……即使是高利贷也常有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并非单纯的阶级剥削。”（285页）这写于本书末尾的话，让我一直的疑问逐渐浮出：作者或许应该对乡村社会借贷活动中，借方的物资来源加以陈述。因为既然是普遍贫困化，仍旧有借贷活动发生，就必然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富裕，能够借出财物的。这是我阅读本书一直存留在心的一个问题。本书名为民间借贷研究，这借方的经济活动、财富积累等问题，作为借贷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能付之阙如的。可惜作者最终没有解答本人的疑问。
总之，本书以一项冷僻的研究工作，为读者展示了大历史第一条缝隙，其价值也是应该肯定的。正如作者最后写的:“而农村金融无疑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回顾历史，借鉴有益的历史实践经验，本书的研究，或许不无其现实意义。”（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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