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艺术，就像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植物一样。”
——丹纳
讨论一个时代的绘画，必然会涉及一个时代的文化。因为绘画是文化的重要表现，而一个时代的文化，会从根本上决定并影响一个时代的绘画的风貌。现代著名学者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
小品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发展。因此，作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想要深刻理解宋代小品画背后的绘画现象，就不能只局限于小品画本身，还要涉及到宋代文化，涉及到唐宋文化的历史走向，甚至是绘画美学思想变迁等诸多因素。
《赤壁图》 南宋 李嵩
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动，早已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实际上，最早对唐宋巨变进行系统论述，并首次提出唐宋变革理论的却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他将唐宋文化性质上的差异，概括为八个方面，即贵族政治的衰废、君主独裁的代兴、君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定、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以及文化性质的变化。
其中，港台学者傅乐成先生，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阐述了两者文化之间最大的不同点。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的对外交通，虽然很发达，但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美国学者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认为，由唐到宋，实际上是从垄断知识和真理、熟悉外在仪节、依赖血缘系统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贵族社会，转向了依赖学习和努力、重视内在修养和精神、强调平民主义的士绅社会。
所以，我们将唐和宋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进行讨论。即唐文化，相对开放、外倾，注重建功立业，强调'外王’，任侠使气，色调热烈，气派宏大。而宋文化，则相对内向、自省，强调人格精神，注重'内圣’，书卷风流，崇尚淡雅脱俗，小巧精致。
而宋代小品画小巧、精致、细腻、婉美的风格，以及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正是宋文化的反映与体现。
《秋渚文禽》 宋 惠崇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而文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宋人对于绘画的推崇与热爱。
唐代之前，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里，画作是一门手艺，只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才会靠它为生。就算到了唐代，画家的地位仍十分低下，这从《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以及《大唐新语》等书中，对于“阎立本事件”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来。
唐太宗因为欣赏阎立本的画工，就经常召他进宫作画。不过按照当时的规矩，作为画师入宫后，就必须伏在地上，要仰视皇帝才能作画。但是阎立本身为朝廷命官，却因擅长绘画而被人叫做画师，呼来唤去，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所以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学习画艺，以免最后被人称为画师，受人轻视。从中可见，在唐代仍然充斥着“艺成而下”的思想。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但是到了宋代，评判的标准却完全不同。米芾认为，论“五王之功业”只会遭到世间女子的嘲笑，而只有“笔精墨妙”的绘画，才是士大夫所珍视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有这样想法的有很多，比如苏轼，“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王安石也是如此，“于声色货利淡如也，独喜观画”。在宋人眼中，世俗的功名利禄被大大贬值，绘画的价值却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代，绘画已经不仅仅是土大夫的雅玩之物，它还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在宋代都市的席筵帐设间，有张挂“书画”的风俗与习惯，而一些商铺酒肆茶社等商业建筑室内，更是张挂名家书画来吸引顾客，招揽生意。
可见，绘画在宋人的生活中，并不像后世只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情趣，是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共收著名画家唐代192人，五代110人，宋代853人，元代 190人。从这些具体的统计数字来看，宋代著名画家几乎是唐和五代总和的两倍多，是元代的四倍多，仅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宋代绘画之风极为繁盛。
《月下把杯图》 南宋 马远
宋代，由于重文轻武的国策和庶民化的进程，使得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文学和艺术等多方面才能的审美主体。
首先，就审美而言，宋人较之唐人有了新的变化。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居后，而北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则将逸品高置于其它三品之上，表示出宋代审美趣尚的变化。
所谓“逸品”，就是在师法造化之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超脱尘俗之气，它展现出艺术家超然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显示出闲逸、平淡的审美意象。把逸放在神、妙、能之上，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审美趋势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人对于平淡深远的审美理想的追求。
《长桥卧波图》 南宋 佚名
在实践的绘画创作中，宋代早期的山水画，开始出现渔村小雪、烟岚萧寺、寒江独钓等题材，体现简古、澹泊的趣味，开始奠定宋代平淡、典雅的基本格调。在崇尚淡雅的同时，宋人的文学艺术乃至物质与文化生活也逐渐走向精致。精巧性是宋代艺术的基本面貌，如果说唐诗是阔大浑厚，那宋词就是细腻精微。唐代乐舞是规模宏大，宋代乐舞则是个体轻扬。
此外，宋人实用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工艺品，如金银器、玉器、漆器、木器、丝织品等生活用品，在装饰格调上由唐代的豪迈壮丽向婉丽纤秀转变，在材料和造型上逐渐向工艺品转化，追求材料的珍贵和做工的精细，实用性与观赏性融为一体。
因此，如果说唐代是以阳刚、优美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宋代则是以柔为主的优美理想以及偏于写意缘情的表现倾向。那么由此可以得知，在宋代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小品画必然也会呈现出精致、纤秀的美感。
《湖乡雪捕》 宋 赵令穰
随着绘画领域审美风格的转变，在实践创作中，形制小巧精致的小品画开始出现。
不过，当时还没有小品这一种叫法，人们大多将这种小幅的绘画形制称为“小幅”或“小景”。如宋代著名的文人画家米芾，“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更不作大图”，就倡导画小幅之作。在明代陈继儒的《书画史》以及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中记载，米芾的画作差不多都是小幅。
除小幅之外，小景画也开始流行。这一时期有许多擅长小景画的画家，他们身份迥异，如《图画见闻志》中，僧人惠崇“工画鹅雁鹭鸳，尤工小景”。《画继》记载，驸马王诜“小景亦墨作平远，皆李成法也”，宫内宦官任源亦“作小景，粗可观”。
就具体画作而言，《宣和画谱》所记载的小景画也很多，比如巨然的《林石小景图》、《烟关小景图》，赵士雷的《春江小景图》、《湘乡小景图》，黄居寀的《小景竹石水禽图》，易元吉的《小景獐猿图》、《小景猿鹭图》、《小景戏猿图》等。
《小景猿鹭图》 北宋 易元吉
由此可见，小品画在北宋、南宋之际已经颇为时兴了。而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小幅、小景则更加流行，其中宫廷画作则更多。《画继》中还有皇室成员，倡导用小景山水的记载，如“士遵，光尧皇帝皇叔也，……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实唱于士遵，然其笔超俗，特一时仿效宫中之化，非专为此等作也”。赵伯驹，字千里，宋朝的宗室，高宗时人，多作小图，流传于世。从中可见小品画的日趋繁盛之势。
相对于以往的朝代，宋代宫廷对于书画的爱好尤其明显。自北宋建国开始，皇家就开展了大规模的书画收藏活动，《宣和睿览集》中所记载的内府所藏作品就达6393件，另外还有《宣和书谱》20卷，集历代法书千余幅，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因此，北宋对于书画的崇尚，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从宋代开始，宫廷的审美趣味在艺术风格中的影响，较其他朝代更为直接和深远，而这种影响在宋徽宗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
徽宗做端王时，就喜好书画，与王诜、赵令穰、米芾等人交往密切，他们都是当时擅长小品画，赵佶的趣味首先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而作为皇室正脉的赵佶，从小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苑之中，本身就具备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桃鸠图》 北宋 赵佶
因此，他的性格爱好中，既有着与宫廷趣味相一致的地方，如对精微、写实画风的推崇和喜爱，又有其不同于以往帝王的独特审美取向，如对画面诗意化的追求。如《桃鸠图》，以折枝法画一枝桃花，花仅两朵，萼叶数株，枝上栖一鸠鸟。桃花与枝叶勾勒精细，鸠鸟用生漆点睛，神采奕奕，画面色彩华丽，形象生动。这种折枝的构图以及华丽典雅的设色，对于南宋花鸟画小品的兴盛极具启迪意义。
而到了南宋时期，帝王趣味以及艺术态度比之北宋有更大的兼容性。如北宋时，宋神宗欣赏郭熙的画，因此，郭熙画风一时间成为画院内外效法的对象。可是到了宋哲宗，郭熙的画则退入府库，而宋徽宗则尤钟情于花鸟画。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则有了较大的包容性，他对于宫廷画院创作所呈现的多种风格，给予了支持和理解。很多原为宣和画院的待诏，当时都声名不显，转入南宋画院以后虽风格不一，却都很有名望。
由此可见，高宗对各种画家都能接纳，而此后南宋的历代帝王对各类绘画都持有较为宽容的态度，极大的促进了院画的发展，这也为宋代小品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竹禽图》 北宋 赵佶
小品画在宋代的大规模发展，既是绘画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唐宋时期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表现，是宋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唐宋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转变，来解读宋代小品画是在怎样的社会风貌下生存和发展的。首先，我们讲了唐文化开放、外倾、气派宏大，而宋文化相对内倾、自省、淡雅脱俗、小巧精致。然后，我们讲了从唐文化转变到宋文化后，宋代出现了浓厚的绘画艺术氛围，兴起了精致雅逸的绘画美学思想等现象，这些因素为小品画得以在宋代繁荣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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