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 )。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徐渭曾担任胡宗宪幕僚,助其擒徐海、诱汪直。胡宗宪被下狱后,徐渭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却不死。后因杀继妻被下狱论死,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此后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纵观边塞阨塞,常慷慨悲歌。晚年贫病交加,藏书数千卷也被变卖殆尽,他自称“南腔北调人”。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
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提起徐渭,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杂剧《四声猿》,它被人称为“天地间的一种奇绝文字”。而他也开创了明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先河。所谓写意,即“不求形似只求神似”。
谈徐渭的绘画主张自当从“写意”入手,来阐述他的“不求形似”,“ 万物贵取影”,“书画同源论”以及“自出家意”
01、“不求似而有余,则予之所深取也”
“不求似而有余,则予之所深取也。”这是徐渭的第一个主张。大意是说,不拘泥于事物本身的形体,而用内心深处的感觉来画画,画面才会生动,意境才能深远。徐渭这前无古人的理论,可谓非同凡响”
“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三昧”是指“能如造化绝安排”,笔墨要能“淋漓雨拨开”,得之自然,对传统,对物象不能如“葫芦依样”。徐渭深得用墨三昧,善于用水用墨,大泼墨尤见功底。是可谓,“不求似而有余,则予之所深取也。”所谓万物皆有相,相由心生。
他画竹、牡丹实在画人,实在抒发心中块垒。有题墨牡丹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生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宜弗相似也。”
可见,他的泼墨牡丹不光是形式风格上的一种创造,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的艺术创新。
徐渭舍弃了表面的浮华的东西,而深入到了事物的本源之中。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反理学,反传统。这种想法跟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晚明时期,王阳明的“心学”为许多艺术家所崇尚。
“平生江海心,游戏翰墨场”。徐渭几经功名失利,愤世嫉俗,特立独行,“心学”为他在文艺创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从而成就了他惊世骇俗的创作。
02、“万物贵取影”
所谓“万物贵取影”,这是徐渭根据不求形似的主张进一步研究的体会。“万物贵取影”这一提倡让我想起民间传统艺术“皮影”,皮影也是在光的照射下的阴影作品,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画墨竹,一般是根据观察月光下竹子的投影而作。徐渭作的《画竹》就是根据阳光照射其阴影而作,是一种艺术化了的竹子,“只取叶底萧萧意”,生气勃勃,往往能“因风欲动”,犹如惊雷滚滚,“一扫白电愁长空”,“卷去忽开应怪叫,皂龙抽尾扫风雷”,笔墨更加灵动。
他画鱼、画竹、画蟹等,都处于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在用笔上,经常是酣畅淋漓的“涂抹”。他曾在题画诗中写道:“我昔画尺鳞,人问此何鱼?我亦不能答,张癫狂草书。”
他说自己画鱼,画的只是笔情墨韵。他使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从重“形神兼备”的主客观兼顾转向“意在象外”的重主观而次客观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他提倡的绘画艺术重在表现自我,表现画家的心灵,这也是文人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
徐渭的绘画多为水墨,极少用颜色,逸笔草草,言简意赅。对他来讲,绘画和游戏同一而论,他用狂放不羁的画笔,捕捉内心深处的瞬息万变,不求精细,唯求“写意”。
与此可见,在写意花鸟画中,徐渭舍去繁琐的细节,只留下事物的大体轮廓,把自己内心的豪放情怀尽情地抒发出来。
他摆脱温柔敦厚的审美思想的束缚,而抒写“真我”性情,放纵的涂抹所呈现出的淋漓畅快的水墨风格,正所谓“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
这就表现出,他由此脱离了悲惨的现实束缚,另辟蹊径,找到了“自我”“真我”的存在。
03、书画同源论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这可以说是他的绘画创作的一个核心的主张。徐渭将诗、文、戏曲和书画结为一体,作为他抒发情怀的工具,强调书画同源论。现代山水画家陆俨少也提过相似的论点,说是“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作画”。
所谓书,可以训练用笔,增加线条美,又可以提升画面的精神境界以及笔法的节奏,直抒胸臆。张旭的草书受到了徐渭的推崇,他自比张旭,行笔奔放豪迈,恣意挥洒,如疾风扫落叶,似有不可一世之雄。
他将对性灵情感的张扬表现在花鸟画上,从而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读他的画,总觉得磊磊落落,如铁画银钩,沉雄健拔,如惊蛇入草,意气夺人。“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在书画结合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运用他的书法的功力和技法入画,有的画甚至是书意多于画意。其二是利用落款,增加画的内容和变化,并起到严谨结构,增强气势的作用。
如他的《蕉石牡丹图》,画面布局就显得刻板、毫无生气,但题上款后,书画便相得益彰,结构严谨。此外,从《墨葡萄图》可以得知,他将一种饱经患难,壮志难酬的愤懑,尽情抒发宣泄于笔墨之中。
在徐渭笔下,绘画不是客观对象的描摹再现,而是表达主观情怀的手段。绘画和书法在《墨葡萄图》中得到了充分自如的结合,其画面上所呈现的那种恣意的美,更具有一种生机蓬勃之感。
04、“自出家意”
徐渭对绘画的主张还有“自出家意”,意思是要注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和自己的性格,而不是刻意的模仿对方。“自出家意”并不是摒弃前人所有的想法,而是在前人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
徐渭在吸收前代和当代各名家的长处后,在林良、陈淳等人成就的基础上,大胆地将水墨写意画继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写意画,在风格上,加强了豪放不羁的特点;在技巧上,加强了以草书入画的用笔技巧和用墨的自由性;造型上加强了写意性;意境上加强了画中有诗的同一性;构图上加强了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使写意画更加臻于完美。
徐渭用笔还有个特点,就是在笔意上尚天成,求个性,信手拈来自有神。作画“意在相外”“忘形得意”,强调主观方面的重要性。徐渭还将自己在戏曲上研究的“本色论”运用到了画面中。他厌恶虚伪、矫揉造作,拒绝一切粉饰。无论是对待戏剧还是书画,一味向往着返璞归真,自然本色。
清代画家郑板桥曾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他心甘情愿以“走狗”自居,可见他对徐渭的敬仰之情。
说到这里,让我不由的联想到了徐渭的“狂”,不管是佯狂,还是真疯,他的作品中都真真切切的流露出一种节奏感。他主张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和真实情感,从前人的笔墨程式与客观物象的束缚中得到解脱,从而获得自由抒发情感的权力。
也许当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情在内心积压很久之后,便化为了一种痴狂的境界。这种在痴狂中表现出来的无拘无束,更体现了他对“自出家意”这一观点的推崇。
综上所述,徐渭的大写意绘画主张的形成,与他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高深素养有着重要的关系。正是因为徐渭在绘画思想中所强调的个性化,才使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写意花鸟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绘画风格上,他摒弃了古典风格中的对称、和谐以及内敛之美,而展现出一种孤立、桀骜不驯的美。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特立独行、注重个性和自身情感的表达的精神,才会得到后人的敬仰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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