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电影，都或多或少与爱情有关，而在这些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主题，就是爱可以超越一切，无论是有情饮水饱，还是love can keep us alive，都是在叙事中寻找到一种爱的超越，超越了人的日常烟火的存在，不论是《泰坦尼克》里对生命存在的超越，还是在《星际穿越》中对物理法则、高维时空的超越。
大凡动人的爱情叙事，都是在爱的名义下，超越阶层、种族、现实的羁绊、时代的束缚，乃至一切对所谓爱能造成障碍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人会这么痴迷于爱以及其所能带来的超越呢？
如果对“爱”稍加体察，就能轻松的得到一些关于“爱”的结论：爱跟面包不一样，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爱更多的是一个念头、一种动作，或者说爱是人发出的东西；更进一步来看，爱必然要有一个对象，无论爱某样东西还是爱某个人，或者说爱某个虚无飘渺的概念；那么爱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人们对某种存在关系的归纳和概括。
一种关系，无非就是对话文本和相处模式，爱就是用来描述这些的一个总括性的东西。它不像说面包，就有一个面包的存在与之对应。但词语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一旦命名，就真实的存在了，爱也好，恨也罢。
但恰恰是这种能力，让人类可以获得一种超越当下存在的未来视野。就像“明天”这个概念，明天并不是一个存在，而且明天是永远不会存在的。如果按照概念，明天就是还未发生的，紧靠着今天的那一天，那么未发生就还不存在，一旦发生了，明天也就变成了今天。但明天这个概念，赋予了人能够对未来想象的能力，每一个对更长远未来的规划，都是以明天为基本单位的。
不仅仅是爱情，那句著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这一连续的逻辑推进中，只有生命勉强是能够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存在”，与生命比较的爱情，乃至自由，都不过是一些概念，但千百年来，无论是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还是陈胜吴广或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都将这些概念视为真实存在的，甚至比生命的存在更为重要的东西。
对于这些现象，社会学的鼻祖涂尔干给出了他的观点。在涂尔干看来，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当中，可以观察到非常分明的一个分类，即世俗的和神圣的。
所谓的世俗指的是人们如何以实践的、即时的和特定的方式回应其日常世界。与世俗日常世界对应的就是神圣的宗教世界。神圣的宗教世界是被创造的、任意的（在不与特定的目标和事件相关联的意义上），同时也是集体的。神圣由相互关联但不可观测的概念体系构成。
当然，涂尔干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在字面意义上那种限定在对狭义的“宗教”的观察上。根据他的定义，诸如爱、自由、平等这些人们集体创造出来的、共享的，却又不可观测的概念体系都是神圣的。
对于涂尔干而言，这些概念体系与具体的观察或经验无关，它们拥有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源自其共享的社会性特征，源自它们外在于个体观念的事实。另外，由于它们并非源于个体，神圣概念相对固定不变，并表现出知识和真理的一个显著特征——个体迫于外在压力而接受它们。
这就好比如今，谁要去挑战说爱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或者说自由就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奴役，就一定会受到反对一样。神圣世界中的那些概念，是历史的，也是不依赖于个体存在的，同时对个体又有着某种强制力，强迫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每一个人都去接受的。
在世俗的日常世界之外关注神圣的宗教世界，很大意义上并不是为了寻求所谓上帝存在的证据。在涂尔干的观念中，宗教体系对我们之所以重要，其一，作为一种可共享的集体表征体系，宗教在维持社会连带方面具有整合功能；其二，他将宗教视为所有由不可观测概念构成的其他类型的抽象思维比如现代科学的典范。
有种隐喻讲的是“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如果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神学是一切现代科学的结构典范。因为神学中对那些不可观测概念的抽象，以及对这些概念的应用，正是现代科学所沿用至今的方法。或者说，人们对待科学的底层思维，正是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对巫术的想象、从中世纪对上帝的崇拜和自我的规戒中习得的。
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神圣”本质上就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基本范式。涂尔干认为正因为神圣由一组共同体共享的概念构成，而与具体物体或事件无关，所以它能使人们在日常经验中看似不关联的物体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能力，在原始人那里，就是将很多偶然的自然事件与某些不可控的外在力量联系在一起，诸如雷公雷母的那些想象，并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在一种具有逻辑思考的能力支撑下，对神圣的构建。
而到了现代，这种联系能力，就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工具。在不同的现象之间，在诸多现象抽取出来的不同概念之间，预测与演算，构造和验证，成为人们获得科学知识的最重要手段。
也正是因为神圣与日常世界的这种脱钩，赋予了人们超越现在、设计未来的可能性。神圣，带来了超越。
将爱塑造为神圣世界当中的一员，承认爱并相信爱，并不是对爱是现实存在的一种首肯，而是寄希望于通过爱，实现某种超越。通过爱，超越柴米油盐，超越日常的琐碎，超越生老病死，超越生命本身的存在，爱因为被相信为神圣，从而带给相信者一种神圣的超越感。
更简单的说，爱能给人带来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立足于人所存在的世俗日常世界，但让人有了某种可能，在面对某些困难、限制乃至控制的时候，能够通过对爱的信仰，获得超越的勇气和能力。
自由，亦如此。人们对自由价值的塑造，对自由神圣身份的认可，让我们获得了相信自由，追寻自由，甚至可以为了自由而牺牲的信仰。也正是如此，一个个现代国家脱胎于殖民地诞生了，民族在多重压力下解放了，个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超越了生命存在本身，自由了。
遗憾的是，尼采说“上帝已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掷地有声的给出一个冰冷的结论“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终于不得不冷静的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西方的上帝死了，东方的道德也淡了，那些千百年来被人珍视为神圣的东西，在现代的洪流的冲击下，毫无抵抗力。消费社会中，谈信仰是奢侈的。人们忙于世俗日常世界中的那些失去与拥有，在意识到生命有限性后，就坦然的放弃了对无限的寄望。
那些坚固而又神圣的东西，也许没有烟消云散，但它们只能在物质的结构中借尸还魂。爱变成了彩礼的比较、房子车子的计算、婚内财产的算计以及养育儿女的分工；平等，不过是为了追求某种利益的借口；自由降格成为是否有业余时间可以做一些休闲的事情，以及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满足某种消费的能力。
于是人类陷入了一种贪吃蛇似的悖论圈子，为了某些欲望，去追求最大化的能力，进而不再相信神圣，而过的更加世俗，但神圣才能带给人超越的能力，世俗只能坠入欲望的轮回。
神圣，在人类对科学，也就是新神圣的崇拜中被当作与迷信、巫术、宗教一样东西砸碎了，连同人类童年期的那些纯真，以及推动我们不断超越自我向前的力量一同被消灭了。
在由于物质成就得意洋洋和精神堕落的郁郁寡欢的巨大反差中，人是否能够重拾信仰，重塑神圣呢？这也许是未来人们要思考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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