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的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明朝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的成为了“朝鲜”。
以上所说的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明神宗万历、崇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万世不易的忠诚。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的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程朱理学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满脑子的“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继承中华正统,满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
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这样说吧,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最丢人的是,就连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列于清王朝谱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称臣于朝鲜。
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朝鲜的王室和士大夫阶层,被加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由宫廷政变(1623年)废掉了光海君。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如果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的站在了明朝那一边。但问题是,正如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的教训一样,在“蛮夷”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礼义做不了干橹,忠信更不是甲胄。1627年,朝鲜桀骜不驯的态度终于惹怒了皇太极,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乱”。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
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勃然大怒,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十二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骑兵大败的经典战例。
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在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憋屈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
据《明史·朝鲜列传》记载,当内外交困的崇祯听说仁祖国王被困南汉山城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后来半途听说朝鲜已降才作罢,而崇祯不仅没怪朝鲜投降,反而责备陈洪范救援不力。崇祯的这一“义举”,在多年后也被朝鲜英祖国王赞为“清兵满辽阳,流贼遍布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也正因如此,崇祯后来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报坛。
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年,曾在沈阳度过了八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做人质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启动了他反清复明的政治蓝图。
孝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导师是朝鲜大儒宋时烈,在他的谋划下,孝宗一边大肆起用所谓的忠良之后义理之人,一边花重金扩军备战,“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据说,孝宗本计划在1661年起十万大军北伐,但15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后人看来,孝宗的北伐计划显然是荒谬不经的,先不说朝鲜的十万大军是否凑得齐,即使有了十万大军,凭朝鲜那“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大败”的历史前科,也无非是乌合之众罢了。更何况,孝宗所谓的“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可能也是高估了中原人民的觉悟。就连主战派宋时烈也曾质疑说“诸葛亮(北伐)尚不能有成……事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可孝宗却“大义凛然”的回答:“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貌似为了反清复明,赔上朝鲜也无所谓。
可以说,朝鲜北伐计划的唯一机会在于清朝的内乱,而后趁乱起事。1673年,机会还真的来了,三藩之乱爆发,可这时朝鲜却又迟疑了。当时朝鲜有大臣上书给显宗国王,认为吴三桂起兵“乃千载一时,应结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遗愿”,朝鲜的儒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国内一片北伐之声。可就在这“千载一时”,才34岁的显宗突然驾崩了,刚刚十三岁的肃宗接位,北伐这事又黄了。朝鲜正史《李朝肃宗实录》辩解到,朝鲜此次痛失良机完全是因为显宗突然驾崩所致,“乘此之机,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扫清腥秽”。书中甚至大胆推测,如果三藩之乱发生在孝宗时代,孝宗“必仗忠烈,奋神威”北伐中原。
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无论朝鲜事后如何痛心疾首,这一北伐时机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朝鲜,如同文章一开头所说的,对于“反清复明”的梦想,只能在“大报坛”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层面一遍遍的重复,实质上的“反清复明”还未及开始已然结束。
不仅是官方的“大报坛”,朝鲜民间对于明朝的种种尊崇也一直未断绝。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华阳洞后来成为了朝鲜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后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万东庙摹刻明朝皇帝御笔,举行各种思明仪式,最著名的胜迹是,华阳洞中有孝宗国王的御笔“大明天地,崇祯日月”,意思是明朝虽亡,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用当时朝鲜一位大儒的话来说就是,“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的说“唤我作大明人”。
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称:“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的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
平心而论,从顺治开始,清朝皇帝对于朝鲜可谓是恩宠有加,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礼仪上对于朝鲜的态度甚至都要超过明朝,又是减免岁贡,又是优待朝鲜使臣,甚至还亲自写诗赐予朝鲜国王。
到了乾隆时代,朝鲜对于清朝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对于清朝皇帝不再背后称为“胡皇”,对康熙也是如此,而称“皇帝”,对清朝皇帝的评价也公允起来,不再动辄“荒淫”“虐民”,也不再天真的认为“胡人无百年之运”,清朝随时可能灭亡。
然而,此后朝鲜对于清朝态度的改变也无非就是放弃了敌意,不再意淫着颠覆清朝而已,更准确的说,是从浪漫主义的“反清复明”回到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已,但这远远不等于说朝鲜就真心认同清朝,更不等于说朝鲜放弃了对明朝的尊崇与忠诚。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初,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在延续了两百年之后最后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
“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了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朝鲜才在历书上最后结束了崇祯纪年。此后一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朝鲜与大明,也算是“与国同休”了。(文/张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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