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袭来（三）

三、三别抄与日本——战争前夜的朝鲜抗元斗争以及其对日影响

自1196年高丽武臣崔忠献杀李义汶夺权以来，高丽的实权，处在崔氏武人政权所掌握之下。1218年，为平定侵入高丽的契丹人（他们本是耶律留哥所部起义军，留哥本为金朝千户，因金人压迫而起兵反金，并于1212年遣使向铁木真输诚，尽有辽东。后部下劝其叛蒙，留哥不从，走蒙古，引蒙兵攻其部，败之，其部遂遁入高丽），高丽开始了和蒙古的交往。并于1219年协同蒙军尽歼契丹人于江东城。

高丽、蒙古关系恶化的契机，是1225年发生的蒙使在携贡物回国途中被杀的事件。事件的真相不明，《高丽史》对此只简单地说是“为盗所杀”，不过，其人死于愤于蒙人横暴的百姓之手，并不是没有可能。当时，成吉思汗忙于西征，一时无暇顾及此事。太宗窝阔台登位后，就以此为借口在1231年发动了侵略高丽的战争，并且包围了高丽的首都开京（今开城）。之后，蒙军在1232年，1235——39年，1246——47年，1253年，1254——59年五次入侵高丽。高丽人民受到了空前的浩劫，蒙军所到之处，无不化为废墟，大肆屠戮，使高丽现出了“骸骨蔽野”的地狱景象。

崔氏为首的武人政权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1232年，崔氏把国都迁到江华岛，明确了对蒙抗战的意志。崔氏政权抗蒙的主力，即是所谓的“三别抄”以及组织地方民众编成的“郡县别抄”。别抄本指选拔勇锐敢战的兵士而编成的精锐部队，高丽中后期，府兵衰弱，崔氏武人政权之起，多仗别抄力。三别抄由左右别抄，及神义军构成。左右别抄的前身本是崔氏为“忧国中多盗，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而设立的夜别抄。后因“盗起诸道，分遣别抄以捕之，其军甚众”，遂分为左右别抄。并且“又以国人自蒙古逃还者为一部，号神义”，此是神义军之出。（《高丽史 兵志一》）三别抄虽可以说是崔氏私兵，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其国家军队的属性，他们此时已经取代了衰弱的正规军，成为了高丽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力。郡县别抄的构成相当复杂，上到身为统治阶级的两班，下到杂类（下级官吏），乃至奴婢。所以说其战斗力也不一。一般来说，下层人民总是勇敢的。在1232年的忠州攻防战中，统治阶级出身的两班别抄落荒而逃，全依仗奴军杂类别抄的奋战，才打退了蒙古侵略军。

蒙古军队的长期侵略，使高丽国力疲敝，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抗战决心，国王高宗与文臣们打算对蒙求和。1258年，他们利用金仁俊（后改金俊），林衍等不满崔氏统治的武臣发动政变，消灭了崔氏政权。第二年就投降了蒙古，并依约遣太子入朝。太子归国后即即位，是为元宗。在宪宗蒙哥汗死后，扫平了反对势力，成为大汗的世祖忽必烈，也对高丽采取比较通融的态度，认其袭位。之后，高丽虽笼罩在蒙古的阴影之下，但是总算可以苟延岁月了。

但是，以金俊为代表的武臣们依然掌握着实际权力，反对国王的投降政策，并且想废掉国王。元宗也想邀蒙以自重，从武人手里把政权拿回来，便积极策划把都城从战时指挥部江华岛迁回开京，这无疑意味着高丽对蒙古的彻底屈服。

1268年，武臣林衍在元宗的授意下杀死金俊，但是元宗也想杀掉林衍，衍乃于1269年十月起而废元宗，改立安庆公昌。高丽国中大乱，官任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的崔坦以讨逆为名，起兵叛乱，并且想借这个机会，投靠蒙古。以此为机，忽必烈以助元宗复位为名，派大军进驻高丽。对于蒙古的再次出兵，林衍也准备派遣夜别抄抗战，却急病而死。其时元宗下令停止抵抗，并且宣布还京。衍子林惟茂打算不从王命继续抵抗，引起文臣们的背离。知门下省事宋松礼遂劝说与惟茂亲信李应烈等有隙的三别抄将领洪文起兵诛杀林惟茂。从而结束了叛乱。

 

但是元宗并不能如愿还都，一直站在民族反侵略斗争最前线的三别抄，纷纷谴责国王的卖国行径。元宗遂派将军金之氐入江华岛，解散三别抄，并且取其名簿。三别抄将士明白，名簿一旦落入蒙古人手里，必将危及己身，于是在将军裴仲孙，夜别抄指谕卢永禧等人的领导下，决定起义。他们使人传檄岛内，称：“蒙古兵大至，杀戮人民。凡欲辅国者，皆会球庭”，岛上兵民积极响应，义军遂占江华岛。义军拥立王族承化侯王温，署置官府，显示了他们否定卖国投敌的高丽旧国王、旧政府，建立以抗蒙救国为旗帜的新政权的决心。（《高丽史 裴仲孙传》）

由于江华岛靠近敌人的核心开京，又因为“江华守卒多亡出陆”， 使三别抄认为困守孤岛难以坚持，便“聚船舰，悉载公私财货及子女南下目仇浦”，其数字“无虑千余艘”，他们最后以珍岛为根据地，建造行宫，出兵攻击长兴府兆阳县，合浦，金州等地。密城郡朴庆纯等人“啸聚郡人，将应珍岛”，京城内的官奴也准备“谋杀达鲁花赤及国中在位者，往投珍岛”（《高丽史 世家元宗十二年》），可见起义军声势浩大，并且得到爱国人民的响应。高丽政府任命金方庆为全罗道追讨使，同蒙将阿海共同镇压三别抄。但是三别抄的势力依然十分强盛，他们在十一月攻下了耽罗，即济州岛，此地也是朝鲜半岛南方海上势力的要地，对日，对中交通的要道。三别抄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一一挫败了蒙古以及高丽官军的镇压。并且在1271年，不仅控制了全罗道，还时时对庆尚道南岸发动攻击，断绝了庆尚、全罗两道的交通，起义一时发展到全盛的局面。

但是起义军内部决不是铁板一块，义军的领导者中有些人并不是出于对民族压迫的义愤起兵反抗的，而是象日本学者池内宏所指出一般，欲效“崔坦之故智”，借机混水摸鱼，投靠蒙古以求富贵。例如义军的主要首领裴仲孙，就秘密和蒙古的屯田经略使忻都联络，乞蒙军退屯，“然后内附”，忻都不许，他又想“得全罗道以居，直隶（蒙古）朝廷”（见《元史 世祖本纪》）。就因为起义军内部有这样的不稳定因素存在，当年四月半，形势开始逆转。5月，蒙军以及高丽政府军对珍岛发动总攻。在此月15日将珍岛攻落。义军拥立的承化侯王温被杀，余部在金通精的领导下，避往济州岛。

退往济州道的三别抄为了摆脱困境，准备结日本为援，以图挽回颓势。于是也遣使日本，请求通交。这份牒状可能也是经过太宰府—镰仓—京都的顺序，在1271年9月送到了朝廷的关东申次西园寺实兼手中，这张牒状立即被送到后嵯峨上皇处，上皇乃召集公卿评议对策。

这张三别抄牒状的原文，今已不存。但是日本方面关于其内容要点的摘录以及讨论纪要的关系文书确流传下来了。这份由日式汉文体写作，称作《高丽牒状不审（日语词汇：意为不清楚，疑惑）诸条》的文件，今天保存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中，兹录于下：

一、以前状文永五年扬蒙古之德，今度状文永八年韦旄者无远虑云云，如何

一、文永五年状书年号，今度不书年号事

一、以前状，归蒙古之德，成君臣之礼云云。今状，迁宅江华近四十年，被发左衽圣贤所恶，仍又迁都珍岛事

一、今度状，其端不从成战之思也，其奥为蒙被使云云，前后相违如何

一、漂风人送还事

一、屯金海府之兵，先廿许人，送日本国事

一、我本朝统合三韩事

一、安宁社稷，待天时事

一、请胡骑数万兵事

一、达凶旗垂宽肴事

一、口口（欠字，推为贵朝）遣使问讯事

这张文书，前四条是三别抄牒状和金有成带来的高丽正式牒状的比较。后七条是对三别抄牒状条目的摘录以及日本方面的会议决议事项。其中我们可以看见，三别抄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如将蒙古在金海府的屯田兵二十余人执送到日本（屯金海府之兵，先廿许人，送日本国事），还通报了高丽政府向蒙古联合镇压三别抄的消息（请胡骑数万兵事），并报知蒙古有吞并日本之心（《吉续记》：“四日，晴，不出仕，件牒状（指此三别抄牒状）趣，蒙古兵可来责日本，又乞粮，此外申救兵云云，就状了见区分”）还希望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漂风人送还事、贵朝遣使问讯事）。三别抄如果没有正确把握事态的眼光以及从对他国的贱视、差别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话，恐怕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罢。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上所述，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基本对外国的态度都是消极并且漠不关心的，前述平清盛推动对外贸易。公卿们便认为这是天魔扰乱了清盛的心而导致的狂举。清盛同时的公卿，藤原五摄家之一的九条家之祖九条兼实，在听说中土发生靖康之难的时候，居然大感奇异，而那时离宋朝南迁，已经差了有半个世纪！以中世日本统治阶级这样迟钝的国际感觉，怎么可能对三别抄的事态进行有效的对应呢？首先，他们根本不可能辨别牒状是出自高丽政府之手，还是三别抄起义政权之手，所以对于牒状内容的前后不一不能理解，大感困惑。另外，日本自古以来对朝鲜民族的那种轻蔑感又表现了出来，大致是“贵朝遣使问讯”刺激了他们的神经罢。“我本朝统合三韩”云云的论调又被抬出来了。公卿们的态度也谈不上严肃，在这一决定日本国家的外交对应方策的重要场合上，参与讨论的明经博士儒臣五辻长成，日野资宣、藤原茂范等人，竟把宣读蒙古牒状当成宣示自己汉文读解水平的竞技场，以能将牒状“无停滞读申之”而沾沾自喜，而有人因“年来无稽古（训练，学习）（汉文）之名誉”读得不好，就在日记里加以嘲笑。（以上见吉田经长日记《吉续记》）。

不管内容如何，朝廷又把这次三别抄通使看作“异国”的威胁，前面提到的幕府派遣小代氏等御家人至镇西领地防御就出自于三别抄牒状之后，并且是现在所知日本方面对于三别抄牒状的唯一对应。这样，日本因为自己的固陋，在国难当头之际，白白失去了一个对外联络的大好机会。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意。改元国号为“元”。8月11日，女真人赵良弼（他是金朝旧臣之子，时为元陕西路宣抚使，被任秘书监）作为第五次招谕日本的使者，从高丽开京出发。这次遣使，使节等人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日本方面的紧张以及敌意，船一到筑前今津（《元史 赵良弼传》作金津），就遭到了当地警固武士的拦截以及示威。待至博多，武藤资能之子景资就“陈兵四山”，来问使者来意，赵良弼便数日本“不恭”之罪，并“仍喻于礼意”，弄得武藤景资“愧服”。接着关于国书问题，镇西奉行所要求立即交出，而赵良弼则坚持要见到“日本国王”才可以交出，并且抗声反问：“隋文帝遣裴世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日本方面多番恐吓，“或中夜排垣破户，兵刃交举；或火其邻舍，喧呶叫号；夜至十馀发。”赵只是“投床大鼾，恬若不闻”。日本人拔刀相逼，乃至威胁“大将军以兵十万来求书”，赵良弼依然不肯交出国书，但“颇录本以示之”，这些抄本就被呈到关东并朝廷处，但是其结果，也是无须多言的。于是此次遣使也无功而返，根据《新元史 日本传》的说法，赵良弼和博多的镇西奉行所方面商议，带了十几个日本人回去，充作使节团，至少不致空手而返。

赵良弼因为没有完成使命，所以暂时停留在高丽，以待时机，而让张铎带着那支所谓的日本使节团入都朝见忽必烈，他们于1272年9月抵达元都城，但是忽必烈不相信使节团是太宰府（指幕府镇西奉行所）派来的，而是真正的“日本国王使”伪称的，姚枢等大臣也持同样意见，就不予接见，令其回国。

1273年3月，赵良弼乃再次抵达博多，要求晋见“日本国王”，再次被拒，只得回国。这年6月，他回到京师，忽必烈召见，赞他不辱使命。但是赵良弼对忽必烈征讨日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他在应对时说：“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元史 赵良弼传》接着记载道：“帝从之”，但是估计忽必烈也只是嘴巴上说说“你说得很对”，迷信武力的他，心里已经决定狠狠惩罚这个不知“礼仪”的东夷小国了。

而这个时候，元已经完成了在高丽的军事部署体制，派军远征，只在忽必烈的一令之间。

前面说到，在林衍废立事件之后，高丽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起兵反林，并且计划投靠元，他向当时派到高丽的蒙使宣称高丽君臣想背叛元朝，远入海岛，为此，他才杀守令，向元报信，以向大汗尽忠。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下令出兵，并下诏崔坦，称赞他“诛剿逆党，以明不贰，其义可尚”，并且表明了要下令行中书省抚护西京（平壤）管下五十四城及西海（黄海道）六城的军民，这已经说明了忽必烈决心将半岛东北部纳入元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元宗复位以后，一再向元行中书省上书，请求元不要听信崔坦等人的花言巧语，但是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元在1270年的1月14日，正式改西京平壤为“东宁府”，以慈悲岭为界，将从凤山到永兴的大片高丽领土划入元的管辖之下，并且任崔坦为长官。这些土地一直到后来的忠烈王即位后，才于1290年返还给高丽。元还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在半岛北部驻军六千余人，这很明显是为了征伐日本而设置的军事基地。元宗虽然极力想阻止，但是忽必烈在1271年3月派遣忻都和史枢来担当屯田经略使，并且在带来的诏书中向高丽明示：这就是为了征伐日本而图的“进取之计”，届时也省得你们运兵粮。但是，这并不能说高丽就没有负担，屯田兵的农具种子粮食，在秋收以前，高丽都要全包，还要出三千头耕牛；对于残破之余的高丽而言，哪里能一时弄来这么多的物资呢？高丽朝廷虽然乞免，但是依然得不到允许，元反设置了农务别监，在高丽国内大量搜刮农具和种子，可以想象，这给高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负担和苦难！元为了使高丽更听话，将高丽世子招作驸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负担能有多大的减轻。

对于三别抄，元早有既定方针：“若先有事日本，未见其顺逆之情、恐有后辞。可先乎耽罗，然后观日本从否，徐议其事”（《元史 耽罗传》），1272年5月，元决定招降三别抄，在8月派使者到高丽，但是根本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终于在同年十一月决定发兵最后对其进行镇压，主将是金方庆以及忻都、史枢、洪荼丘等，部队由元屯田兵三千，高丽政府军五千，水手三千，以及元增派的军兵二千组成，并且在次年1月下达了必须在2月到3月间攻陷济州岛的命令。2月，讨伐军南下，在济州岛对岸的潘南县完成集结，但是因为大风，白白地损失了不少。于是又在当地急征船只，增拉了一万壮丁，终于在1273年4月下旬，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彻底镇压了三别抄起义，金通精同残部七十余人遁入山中，自缢身死。元立即在济州岛设立了招讨司，将之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三别抄已平，元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再一次地通过对马海峡，打开通向日本的大门了。此后没过几个月，忽必烈从赵良弼那里得到了外交努力终告失败的报告，镇压了三别抄的元、高丽的将领们，也在六月相继凯旋开京。忻都连休息也顾不上，就立即回国覆命去了。接着7月，洪荼丘、金方庆也被召到忽必烈身边，理由很简单，忽必烈终于决定出兵征伐日本了。

在军议上，金方庆受到了忽必烈的殊遇，其座位仅次于丞相之次，归国之时，还封他开府仪同三司。这说明了忽必烈非常重视高丽在这场战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但是这完全是高丽所不能承受之“重”。第二年1274年正月，元就严令高丽造大小战舰三百只，其中千石舟三百只，拔都鲁（蒙语：勇士）轻疾舟三百只，汲水船三百只，洪荼丘受命来监工。他父亲洪福源是蒙古侵略高丽时第一批投降蒙古的韩奸，后来被高丽宗室成员设计谗杀，所以他对高丽可以说是一点民族感情也谈不上，负责工程时冷酷无情，丝毫不肯做一点融通，严命高丽如期如数完成任务。金方庆也被任命为造舰监督官，分遣部夫使于诸道，征发了工匠人夫三万五千人，《高丽史》称：“其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割，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并且，高丽也无力供给这些人夫的伙食，导致工程一直没有大的进展，直到高丽告苦于主子，得到粮食支援以后，才勉强在6月造完九百只船，送到金州。元还要求高丽出兵八千，海员一万五千。经过高丽的一番讨价还价，终于把两个数字分别降到六千和六千七百。元竟然还要高丽为驻留高丽的“蛮子军（估计是宋朝降兵）”提供妇女，高丽也不得不接受下来，乃设置“结婚都监”，到处收罗独身女性，三别抄的家眷，僧侣的女儿满足元军的兽欲。不久蛮子军北还，这些妇女都被掳走，哭声震天，所见无有不悲者。

元为了这次战役，动员了两万兵士，其中五千本是驻在高丽的屯田兵，剩下的一万五千从各处调遣而来，由元人，女真人，汉人等各色各样的民族构成。另外动员的水手也恐怕在一万数千人之上。5月，这些部队一一抵达高丽，在出发地合浦周围集结起来。高丽军以及舰船也准备万全，出征暂定为7月。只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高丽世子和元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完婚，高丽元宗去世，世子赶忙回来即位（是为忠烈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远征军在10月3日方得以出发。

对马海峡已经被战云笼罩，一场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