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明导读：
本文是在上研究生的日本文学史课的时候，想到的一些内容，在此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归纳，可能会有疏漏错误，还请见谅。
众所周知，日本的平安时代是一个文学的鼎盛时代，现在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学双壁”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但是，从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到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将近延续了四百年的平安时代，其文学形式并非一成不变。我们所熟知的“女流文学”也只是盛行一时的产物，并非代表整个平安时代的文学形式。那么，平安时代的文学形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这些变迁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整个平安时代一般可分为初期的天皇亲政期，中期的摄关政治期，晚期的院政期。从桓武天皇到文德天皇是天皇亲政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形式以汉诗文为主，文字则以汉字为主流。无论是朝廷公文，抑或是朝廷举办的宴会中吟诵的汉诗，都以汉字形式记载。不可否认的是，热爱中华文化的嵯峨天皇在发展汉诗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桓武天皇的皇子，平安时代第三任天皇，嵯峨天皇在初期平安政治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打败了意图分裂朝廷的兄长平城上皇，建立了藏人制度，并且让位给异母弟淳和天皇，一直以天皇家大家长身份君临天下。平安时代的三部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毫无疑问都是在嵯峨天皇的主持或者授意下编纂而成，嵯峨天皇本人的诗作也被大量收入这三部汉诗集。不仅如此，嵯峨天皇还是日本的书法名家，“三笔”之一，其风格深受我国王羲之的影响。
如此看来，平安初期的汉文化热潮，似乎是由于嵯峨天皇个人爱好促成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汉字传入日本之后，以前一直处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状态的日本人，就有了记载自己国家历史和进行文学创作的工具。例如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就是完全用汉文写作而成。而且在古代日本相当长的时期内，能阅读和书写文字的只是极少数中上层人士，文字的广泛普及要等到江户时代以后。由此可以推知，在文字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平安时代，使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不单是一种私人行为，更多的是公的行为。就如汉诗集《经国集》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敕撰和歌集就继承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之思想。[1]平安初期的官僚贵族们，通过在朝廷的宴会中吟诵汉诗，来表明对天皇的忠诚。而朝廷通过编纂汉文的“六国史”，向外国（主要为中国）展示自己国家的历史，意图谋取外交上的平等地位。就如同汉字所代表的外来文字本身一样，汉诗汉文这种文学作品，其目的主要是为国家政治服务，比起诗文的内容，更注重的是形式，在这点上可以看作是与我国六朝时代的“骈体文”类似。
但是汉字对日本人来说毕竟是外国文字，无法准确细腻地传达出日本人的内心情感。因此，为了书写方便，也为了更好地表达感情，当时的社会急切需要新的文字诞生，这就是平假名。古桥信孝指出，“赋予私家关系以价值的和风文化催生了'平假名体’文学的兴盛”。[2]可以说，所谓的“女流文学”是盛行于摄关政治期的产物，而摄关政治正是私家关系取代公的关系成为社会主流的体现。摄关政治是藤原氏利用天皇外戚身份操控朝廷实权的政治，因此本质上就是外戚政治。而外戚政治显然是建立在与天皇的私人关系上的，藤原氏将女儿嫁给天皇，生下皇子成为下一任天皇，藤原氏则利用天皇外祖父或舅父（母方长辈）的身份，借助天皇权威来运营朝政。可以说，这种外戚政治的基础是女性，如果没有合适的女性嫁给天皇，并且顺利生下皇子，那么摄关政治是无法运行下去。被称为“摄关政治最高峰”的藤原道长，也是借助了自己子女众多，而且女儿入宫后又纷纷顺利产下皇子，这一近似奇迹的发展，才为“一门三后”“望月之歌”奠定了基础。
第一代摄政藤原良房，本人只有一个女儿，虽然这个女儿生下了清和天皇，但是良房却没有其他女儿可以送入清和的后宫。因此只能过继了兄长长良的子女藤原基经和藤原高子，作为自己的养子女，继承政治地位。良房为了可以让自己完全掌握政权，即使清和天皇成年后也不想他插手政治，因此给清和后宫送去众多美女（客观造成了清和源氏的诞生）。摄关政治的存在，也使得天皇不必像天皇亲政期那样作为朝廷运营的主要负责人，而是越来越游离于政务之外，只负责吟诗作画，宴会郊游，祭祀仪式即可。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作诗不再是朝廷公开场合下的任务，而是天皇与廷臣间君臣游玩的产物。比如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就是诞生于醍醐天皇时期。此时，比起晦涩拗口的汉诗，清新自然的和歌成为了主流。而且与汉字相比，平假名书写方便，贵族女性也能轻易学会，这又促进了女性参与文学的积极性。由于天皇文学素养的提高，对后宫女性的文学素养自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符合这些要求，上层贵族们争先恐后地为女儿物色有学识的女官作为辅佐，这就形成了“女流文学”诞生的土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条天皇，他本人就是一位文学素养颇高的天皇，而他的两位皇后——藤原定子和藤原彰子，正是清少纳言与紫式部所侍奉的主人。同时，平安时代的笔墨纸砚都是昂贵的物品，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因此，《枕草子》和《源氏物语》的诞生，其背后必然隐藏着当时的顶层贵族藤原道隆父子和藤原道长的支持。
此外，像平安时代的各种日记文学，也多为女性所写，这种假名体的文学形式，正是抒发内心感受的绝好方式。正是由于政治上对女性的倚重，经济上也拥有余裕，才使得女性作家可以有机会书写自己的作品。假名文学与摄关政治，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都源于私人关系的发展。
但是天皇后宫生男生女本来就是一个随机事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摄关政治，其根基自然也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依靠遗传学这样偶然的事件，能够维持一百多年的摄关政治，本身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道长所铸就的摄关政治鼎盛期，很快就在其子赖通时代走向瓦解。虽然赖通担任摄关五十余年，成为历史上在任时间最久的摄关，但他的女儿和养女却一直未能生下皇子，造成皇位落入非摄关家血统的后三条天皇之手，直接导致了摄关政治的衰落和院政的兴起。
后三条天皇的母亲是皇女，所以他本身并不具有强有力的外戚，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采取了依靠不得志的摄关家庶流以及中下层有能力的贵族，这样一种策略。随后，他又主动退位，让儿子白河天皇即位，而自己作为太上天皇主持朝政。这种思路由其子白河继承，并将之制度化，也就是所谓的“院政”。天皇退位成为太上天皇，设立院厅和北面武士，院宣比天皇的敕令拥有更高的权力，开设院政的太上天皇被称为“治天之君”，远比受制于朝廷规则和各项礼仪制度的天皇更自由，而且作为天皇父系长辈，院也有足够对抗摄关的实力。不再是天皇外戚的摄关家，逐渐形成一种家格，由道长的嫡系子孙继承，朝廷越来越成为仪式的场所，而不是管理朝政的地方。其他的像清华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等家格也逐渐形成，中下层贵族将文章道、阴阳道、算道等作为自己的家业，世袭下去，朝廷阶层进一步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将女儿嫁给天皇生下皇子，也已经无法再获得摄关的地位，提升自己家格的门路几乎被封死，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治天之君保持亲密的个人关系。因为院政的施行，需要中下层有能力的贵族官僚以及武士阶层的支持，治天之君本人也有意和这些人拉进距离。除了正常的子女通婚之外，院政时代另一个特点是男色流行，比如众所周知的《台记》就是院政时期的产物。不但治天之君会与亲近的贵族保持这种特殊关系，上层贵族之间也会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合作。除了贵族阶层，另外一个男色的重灾区则是寺院。本来日本的大寺院就是被皇室和大贵族们所垄断，这些寺院内的年轻男子——通常被称为稚儿——则是高位僧官们的男色对象。
在平安时代末期，随着家父长制在日本的逐步确立，女性地位一降再降。贵族男性不再将女性当成和自己地位平等的人，而将其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要寻找平等的恋情，对象只能是男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物语文学走向衰落也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取而代之的是《今昔物语集》中所使用的汉字与片假名混合的宣命体，而这种文章无疑是男性（僧侣）最常用的形式。
由上可知，平安时代的政治体制与其文学形式是密切相连的，当然，这种现象也不仅限于平安时代。比如平安末期战乱频繁，武士阶级成为了社会主要力量，各种军记物语便应运而生。江户时代，虽然政治仍掌握在武士手中，但是町人阶级却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财富，文学作品也成为面向町人的作品，所谓的“町人（作者）为町人（读者）写的町人故事（作品）”，正是这个意思。文学与政治是密切相连的，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皆是如此。
全文完。
[1] 古桥信孝《日本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335页
[2] 古桥信孝《日本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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