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老师：您好！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在书店偶然间看到您的《耶鲁潜学集》，蓦然间被淡雅精致的封面吸引住了，扉页上有您在耶鲁东亚系门口留的影，我心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看看。本来我买书的习惯是先看内容再决定是否购买，但我随意一翻，就看见您谈到诸多我钟爱的电影和作家，就毫不犹豫地购买了。工作后，我也经常会拿起您的书，我可以翻开任何一页开始阅读，我觉得您像一位学识渊博的师长，又像一位相知多年的挚友。
研究生时，我选择了文学理论繁荣的魏晋南北朝方向，虽然我非常钟爱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但当时初涉学术领域，还没有能力和把握驾驭十几万字的学术论文，就没有选这个题目。我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南朝梁代诗人何逊，一开始我只是被他诗歌的“清丽居宗”震撼了，“天边见远树，停云水底行”，的确在群星璀璨的文学史上，他只是位二三流的诗人，可您在论文中就曾说“只重视个别伟大的作家的观念是不对的”，这无疑给当时选题的我极大的信心和鼓舞。我在做这篇论文时，参考了您的《抒情与描写》，非常认同您在结尾总结的“中国诗歌之抒情性被探索到了极致（六朝）”，我之所以选择何逊，也是因为觉得他是诗歌从南朝向唐代过渡时的一位重要诗人，地位一点儿不亚于您在《抒情与描写》中提到的几位诗人。您说鲍照和庾信在文学形式和声律上进行的探索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何逊则是在“情景交融”上不自觉地比他同时代的诗人迈出了一大步，是从六朝诗歌到唐代诗歌过渡的重要人物。正如您所说的一样，因为这些六朝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探索，“文学上，作为一个伟大的诗歌革新时代，六朝还活着。”
您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文学的抒情性，不仅是文体特征，并且是裁定文学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是我觉得您和其他的域外汉学家最大的不同，我看了很多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个外国人愿意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我国的语言和文学，我很感动，可是总觉得他们的研究虽然视角独特，标新立异，但并没有把握到我们文学最本质的内核，因为只有本民族的艺术家才能触摸民族性格最深处的颤动。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对于中国某些文学的史实，并不是非要强调人家有的我们祖先早已有了，而是为了真正使中国因素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不要一味地只是向西方看齐。”我非常认可，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艺术有机组成部分，它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不适合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去生搬硬套。您在论述观点时，虽然也用西方理论，但只是作为工具，是为了论证您自己的文学思想，而您的文学思想恰恰是符合中国文学特质的。您散见在书和论文中的这些见解，直达中国文学的本质，诗，诗学！也就是您说的抒情性，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虽然题材在变，但其内核从未改变，就是诗性！您在谈到庾信的赋时，也提到“通过奇字入赋的方式，给予赋的节奏以一种更为诗化的灵魂。”这种“诗化”的赋，也许就是庾信被称为南北朝集大成作家的原因吧；您对鲍照的山水散文评价超过谢灵运，也是因为其“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也应了您那句“抒情性是裁定文学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是鉴赏者和批判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儿，但又是不自觉地执行者。您评价李煜的词“突破传统”，我想这主要是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其实李煜的词在艺术境界上更加发扬了不变的抒情传统！当我在小桥流水的苏州山塘街听着昆曲《牡丹亭》，当台上的演员用水磨音唱出“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我看着窗外的蒙蒙细雨，这声音从小楼上飘出，荡到对面拿着纸油伞的苏州姑娘站的小桥上，我这个北方人，也不免要在这轻烟细雨里沉醉了。
您的学术论文，散文，包括大量的影评，最打动我的，不仅是独到的角度、犀利的眼光、深刻的思想和典雅细腻的语言，更是其中弥漫的脉脉温情，这源于您对人性始终不渝的关怀。这也是您区别与其他域外学者的地方，关注的永远是人、人性、人的生存境遇！这才是文学艺术最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也显示出您卓尔不群的学术眼光和见解，不人云亦云，对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您的影评《战争的代价——谈电影<硫磺岛的来信>》和《情报人员的命运——谈电影<特务风云>中的CIA》，如同电影本身一样，并没有站在道德至高点去评价任何一方，而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为各种战争中对自己个人命运无能为力的人们唱了一首挽歌。您对女性及作家尤为关注，甚至以这种强烈的主观情感来重构文学史，我对您的魄力和胆识非常钦佩。也许只有女性学者更能体会到女性作家的艰辛吧，她们聪明灵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却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早在大学时代，我看到您那篇《从零开始的女人桌》起，我就发现您对女性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并不是像女权主义那样激进地喊口号，而是充满了对女性生命和个体的人文关怀。您在学术论文中流露出的感性和深情，也让我觉得弥足珍贵，文学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情史，“万趣会文，不离辞情”，然而大部分研究者往往以一种冷冰冰的理性思维和学术眼光去阐释它，您却能“披文以入情”。您对晚明女性作家的重新探索和发现，对身份地位不同的女作家都给以公正客观的评价，把她们还原到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华书局这几年新出的《朱淑真诗集》，是除了《李清照全集》之外唯一的女诗人诗集，这些散落在历史尘埃里的珍珠也许就是在您的号召和感发下被人重新认识的。因此，我觉得一位优秀的学者，不仅仅是有新的观点，而是用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和理念去重新审视已经约定俗成的审美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发现，也才能最大限度地真实地还原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也才能给我们后学之辈以借鉴和指导。正如罗宗强先生曾说，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不在于价值判断，而在于通过研究找出其中的规律和经验，把握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您也曾在论文中提到，不仅要研究一位诗人是怎么逐渐别人接受的，还要关注他又是怎样退出人们的视野的。虽然您长期旅居国外，却又有很深的家国情怀。您曾说，刚刚改革开放时，从香港过境回国，看见广州边境上站岗的士兵和红旗，眼泪就落下了，当时我并不是很理解。今年初，阔别祖国一年的我去曼哈顿岛路过纽约总领事馆，看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一时之间也百感交集，一半是思念故土，一半是想到这一年自己的经历和成长，也终于体会了您的感受，当然我知道您所经历的苦难远不止这些。
您说看完《图雅的婚事》后，望着纽黑文的夜空，耳边想起了悠扬辽阔的琴声。我两次参观耶鲁大学，每次都在东亚系踟蹰徘徊，我耳边想起电影《钢琴课》海边奏琴那一幕的钢琴声，还有您的影评“蓝天与白云，沙滩与白浪，钢琴声在山谷中回荡，其中的意境浓得化不开，但也淡得可以化为山光水色，爱达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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