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无处安放的本科青春，是因为我本科时（2015-2019）相当不安分守己，很少老老实实呆在学校，而是热衷于四处乱窜。当然这乱窜不见得是吃喝玩乐喝酒蹦迪livehouse等等（想必不少），而是窜入别人的学校，逮着一场讲座，如痴如醉，然后在人家的食堂大快朵颐、比较一番（当然与南开相比，这比较往往带来痛苦）。这样的生活，以后可能不会再有，我很想它。
防控的时代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时光大概不会再来。各大高校都将防疫期间的门禁延续下去，严苛的完全不让进，放松点的设置了预约访客的形式，总而言之，自由度大大下降，想随心所欲进其它高校变得近乎不可能。因此而生的争论，在网上已经见了太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想掺和。我只是无比怀念那个自由进入各大高校的时代，2020年及以后入学的本科生，甚至失去了这种体验的机会，真是遗憾。
无论如何，本科是我漫长求学生涯中，对学术追求最纯粹、最富激情的时代，那时候对各类学术名家趋之若鹜，各大学历史院系的公共号全部关注，看到哪里有感兴趣的讲座，无论主题，立刻买张京津城际的车票就走，清北人师社科院首师大，都曾留下过我们搭学术资源快车的痕迹，实在是不知进不得为何物。拜其所赐，留下了整整两大本讲座笔记（读研以后再也没了，谁听线上讲座还做笔记？）。那会儿我们都觉得，如果不听别的大学的讲座，就窝在自己那一方天地，学术视野得有多狭窄，这事儿就跟呼吸一样自然（不过当时，南开史院本身也差不多是全国讲座最多的史学院系，院楼门口的海报就没有缺席过，一周四五场总是有的，这也是忆昔开元全盛日了）。
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11月5日周雪光在贵校二体地下的讲座，人多得实在是夸张，当我费尽全力挤进来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已经要休克了。摩肩擦踵的人堆塞满了101，不禁让人担心会不会踩踏。当然这么挤的原因也是彼时里面充斥着像我一样的校外人士（比如我是和几位复旦栋梁一起去的），如若放在今天，倒是好了（啥时候能再进101办讲座）。还有一个月后，又为了在人大那个又老又破的学活听王明珂的讲座，翘了日语考试。流窜的学校太多，我甚至还比出来哪个大学的教室最舒服，最冷的莫过于社科院近史所的会议室，二月的寒冰中，皮肤在里面冻得跳迪斯科，倒有种锥刺股的感觉，但食堂，还是清华的好。
以后尚可指望的，就是在各大书店举办的讲座。这种我本科也听了不少，印象里在装修前的三联总店地下最多。北京大大小小的书店去了太多，隔一两个月去一次万圣，每次总有车载斗量的新发现；还是装修前的三联总店地下，坐在台阶上读书永远是我美好的回忆。也该庆幸，那时赶上了文化黄金时代的落日余晖，还能淘到些好书。还有朝阳书市，每次一逢四月朝阳书市那天，一定天不亮就起床，赶上自己能坐最早的城际，直接杀向朝阳公园，然后疯狂扫荡，提着一大摞书心满意足地奔波回校。不过此后类似的公共文化活动能恢复到怎样的境况，我是持悲观态度的。
无论我怎么怀念，黄金时代终究一去不复返。出门旅游已经再无阻碍，可我以前每到一座城市，一定会去那个城市最好的大学校园看看，现在也不能做类似的打卡了。多的不敢再想，我现在最大的期盼是，在津南村儿里的那所带专能早点把校友访问权限放开，就你那么偏的地理位置，能有人去偷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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