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良、杨皓喻
毛泽东与王明直接相处与交往的日子并不多，但却受到王明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打击。而作为党的领导者之一的毛泽东曾三让王明，对他采取了谦让、团结、教育的同志式态度，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充分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和博大胸怀，堪称全党借鉴学习的楷模。
◆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县(今金寨县)金家寨人，生于1904年，比毛泽东小11岁。他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4月回国。之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一手提携下，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员。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年仅26岁的王明在米夫扶持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此时，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于闽赣边界，并接连打垮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在闽赣边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特务向我党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仅1931年1月17、18日两天就有30多名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捕，24人遭枪杀。就在这时，王明中央深知毛泽东对他推行的“左”倾路线，存有重大的分歧意见，他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搬开这块“绊脚石”。于是，决定派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赶赴中央苏区，以全面推行“中央路线”。在代表团出发之前，9月1日，王明以中央名义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10月，王明又向苏区中央局接连发出指示电，再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发了一通批评指令后，迫于上海的紧张形势，王明便携妻子去了苏联，临行之前，他再三叮嘱被临时推上中央领导岗位的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处在紧张反“围剿”战斗中的毛泽东，还未曾相识这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便迎来了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实际是王明)的指示，由中央代表主持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按照王明的旨意，清算并猛烈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他们将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三条：“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还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有了这三大“错误”，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便不“适宜”了。于是，通过改组苏区中央局、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以上的职务便不罢而免了。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
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于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依然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对中央红军的主要指挥权，但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扩大中央苏区、夺取战争胜利献计献策。他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受命率领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一个月内便先后攻取龙岩、漳州，为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游击战争及以后红军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毛泽东虽然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职务，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依然坚持党性原则，畅抒己见，从不趋炎附势。当中共临时中央依据王明旨意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时，毛泽东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红军主力攻打赣州失败后，毛泽东又提出向赣东北广大农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再度被拒绝接受。1932年8月，在周恩来等支持下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乐安、宜黄两战两捷，歼敌约两个旅，俘敌5000余。这时，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后方的负责人在如何继续应敌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此事传到上海、传到莫斯科，王明火了。于是，他通过住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向中央苏区发出一连串的指令、密电，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对毛泽东不能采取“迁就”的态度，应作为“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坏的残留”予以马上解决。
王明一道道“马上解决”毛泽东这个“危险”人物的指令，迫使他的路线执行者深感不安。于是，他们抓住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还未开战的时机，以讨论红军行动总方针为题，匆匆赶到前方，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按照王明的旨意，会议列举了毛泽东所犯的“一贯错误”，认为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虽然周恩来力主毛泽东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终归无济于事。就这样毛泽东又被从重要岗位上撤了下来。
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的毛泽东，面对这一次次的人身攻击，深知是来自王明其人。但是，他考虑到当时共产党和红军正处在反对国民党大规模“围剿”之时，如果共产党和红军内部闹起来，必被蒋介石所打垮；再则，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三中全会和六届四中全会，党的团结和统一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其三，鉴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可能很快为党内大多数人所认识，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服从了党的决议，并做到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讲话。
1933年1月，博古在上海呆不下去率中共临时中央转来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瑞金，便起草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责令罗明停职反省。相继又批判“罗明路线”的执行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并撤了他们的职。
对此，毛泽东很清楚，博古这一切都是按照王明的旨意行事，而矛头都是对着自己的。其目的是不仅撤销他的党内和在红军的职务，而且是要把他从威信上搞臭。从此，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再次退让离开红军，去从事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自从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也直接取代了对红军的领导与指挥。博古遵照王明的指示，与李德共同提出一整套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终于使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归于失败，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而实行大搬家式的长征。
往日的胜利和现实的惨痛失败教育了临时中央及红军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于是有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有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会址
正如毛泽东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错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认识提高了、一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遵义会议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自苏联乘飞机回到延安，同机回国的还有陈云和康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张国焘等数百人一起到机场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热情洋溢地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毛泽东的欢迎词赢得欢迎队伍的阵阵掌声。是啊，6年前王明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如今，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的红色区域，而且还拥有十几万人的红军部队。在苏联的6年，使他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躲过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躲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如今，他尚且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于是，他洋洋得意地开始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除以领导者自居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外，便是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出于王明还挂着共产国际的牌子，更出于帮助及挽救王明，让他体面地从错误的胡同中走出来，毛泽东再一次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几天后，毛泽东便提议增补王明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又建议由王明为书记，自己为主席。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提出右倾主张，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这些错误意见未形成决议，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王明，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然而，王明的权欲未减，他仍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得中共最高领袖的职位。于是，他潜心谋划着，一步步逼向毛泽东。
12月8日，王明从延安赴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从此，他又以武汉为阵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闹起独立性来。他首先以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独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并通过“交通”转往延安。其次，他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
之后，王明还在武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多次对外发布宣言，有时甚至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
王明的这些举措显然是要取毛泽东而代之，在延安党政军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写的《论持久战》文稿派人送往武汉，并由《新华日报》发表。王明扣下了这份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知道：欲取毛泽东而代之，关键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于是，他“恶人先告状”，想以此一举将毛泽东告倒。
可是，此时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在与王明共事期间，发觉这个人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并常常谈论中国国内领导人的不是，对此十分反感。当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这封告状信后，越加对王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8年，王明、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左起）在汉口。
1938年7月6日，苏共中央机关《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他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极为重要的指示。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是基于他本人对王明的逐步了解，也是他通过调查研究先后倾听了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人的汇报后作出的决定。
毛泽东让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而一心要掌控党中央的王明却复电王稼祥：一、请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国际指示；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应当在武汉召开。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面前，为了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发脾气了，决不能让王明走张国焘的老路。于是，他让王稼祥给王明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收电后即感到大势不妙，他提心吊胆飞赴延安。果然不出所料，季米特洛夫支持了毛泽东。
◆1938年9月—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毛泽东，前排右一为王明。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毛泽东却以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私胸怀，对王明没有作任何的批评，只是重申了党的纪律，提醒大家不要上 “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从而给王明改正错误留了一条退路。
王明认识到大势已去，于六届六中全会后来了个急转弯：10月20日，他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随后又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专题演讲。
其实，王明对毛泽东是口服心不服。在尔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的提法想不通。
不管王明想通想不通，“王明路线”还是要提的，因为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毛泽东并未因提“王明路线”而把王明其人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在中共“七大”、“八大”会议上，均是经毛泽东提议和做工作，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
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对不承认错误的人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人。”
◆1945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除了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了困境，走向了胜利外；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像王明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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