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桥为何种桥梁，无史可考，无物可证。按当时的桥梁技术，不可能在黄河上架起悬桥，更不会架起拱桥，而只能修建船桥，或称浮桥、索桥。这种桥水涨桥升，水退桥落，桥体总是漂浮在水面上。遇到黄河泛滥，船桥难免冲毁。当然，古人肯定有某种保护和救桥的办法，在一般情况下，黄河泛涨是冲不走桥的。乌兰津往下，据传称为柳林湖。后来，河床渐深，水面变窄，不再称湖。清朝初年，主河道仍旧偏北，就在当今五佛乡政府门前，而对岸发裕堡河岸很宽。后来，北岸民众筑坝拦河，逼河改道，才有了新庄及大片良田。南岸民众筑堤保田，奋力抗争，因此而经常发生冲突。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不时出现纠纷。人力和自然力之共同作用，使河道变成现在的状态。而乌兰桥何时被毁，乌兰津何年废弃，皆无记载，也无传说，有待史家考证。
到了宋代，靖、景一带沦为西夏割据之地。据《靖远县志》记载，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西夏光定十二(1222)年，西夏在迭烈逊(今平川黄湾)建造索桥。这应是古丝绸之路黄河第二桥。此桥在明成化年间废弃，历时达240多年。
明王朝基本实现统一后，随着商贸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需要，进一步推行屯垦戍边政策，补修长城，建筑城堡，重振丝绸之路。正统二(1437)年置靖虏卫后，大量移民于靖、景一带。隆庆元(1567)年，在靖虏卫小口子北约10里处修建了索桥。这应是古丝绸之路黄河第三桥。这里河道狭窄，水流较缓，地处水泉堡过闇门岘经石门川，渡河通往小芦塘、大芦塘的直线上。建桥以后，交通便利，商旅兴盛。为适应商贸发展，保障边境安全，明王朝遂于隆庆六(1572)年，诏令修筑哈西吉堡。万历二十七(1599)年，又从索桥西岸起，到古浪泗水，修筑边墙400里。还先后修筑了小芦塘、大芦塘城堡。万历二十九(1601)年，在索桥东岸修筑铁索关。因此地太狭，难以扩展，万历四十二(1614)年，又在西岸坪上修筑了索桥堡。从此，索桥两岸繁荣兴旺，成为靖远至武威丝路上的一颗明珠，居民多达300多户。清代康乾盛世时，索桥两岸商客云集，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山西、陕西商人来往频繁，大兴义举，捐资修路，方便交通，造福一方，有《山陕修路碑》为证。在索桥堡经营旅店的我家祖先，生意兴隆，收入颇丰。据我祖母说，当时每晚常以升斗量铜钱。
索桥是一座由24条木船连接、用铁索拴在两岸“铁将军”(即铁柱子)上的浮桥。此桥历时长达304年。期间是否被冲毁过，无史记载，但补修或更换桥体肯定不止一次。清同治十(1871)年，黄河大泛滥，船桥被毁。那正是我的曾祖父陈维统青年时代。据我祖母说:同治九年两岸被土匪抢了，同治十年索桥被大水冲了。她还说，铁索桥冲了后，两个“铁将军”也连夜走了，一直上到金城，架起了兰州索桥。这属于神话传说。但兰州金城关先建索桥，后建铁桥，这却是史实。兰州索桥应是古丝绸之路黄河第四桥。
索桥堡没了索桥，只得以船渡过河。起初渡口设在索桥旧址。商旅锐减，居民难以为业，相继转行务农，或以渡船为生。我的曾祖父一面渡船，一面务农。这时候的索桥堡失去了繁华，一片萧条。两岸居民不得不迁徙谋生，渡口也改到上游五里处的红柳阶子，即现今小口渡口。
索桥堡索桥为何曾称之为小口子索桥?我推测，因这里当时无人居住，没有具体地名，就借用上游不远处的“小口子”为索桥命名。《靖远县志》载:先在小口子二里处建索桥，被毁后又改在下游重建索桥。我认为这是无据推定，应属错误。至于索桥何时被毁，《靖远县志》记为乾隆年间，则明显为错。我家变迁历史足以为证。
我的曾祖父陈维统，于清道光26(1846)年3月11日出生于铁索关。26岁时，年轻力壮的他，协助父亲谋划新的生路。用开店所挣的积蓄，建房置地，重振家业。在索桥堡西五里的红石板坡下，挖山平地，辟出一块宅基地，修建了一座四合院住宅。从此，我的祖先便离开了索桥堡，在石板坡下开始了以农为业的新时代。我的本家祖先和乡邻们，也先后迁出索桥堡，或到黄崖沟杨家咀、段家沟落户，或在南湾、岘湾、罗圈湾和下园子居住，有的还迁往石门川、永安堡等地安家。正是从这时起，索桥两岸的铁索关、索桥堡，变成了一片废墟，只留下几座庙宇。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连庙宇也被拆了。而今，这里则成为文人雅士和考古学者发思古之幽情，叹沧桑之变化的古迹了。
光绪初年，当我的曾祖父将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一家三代人从铁锁关搬到石坡根新宅时，房前沙河里流水淙淙，屋后坡洼上羊群咩咩，虽属偏僻之地，但风景这边独好，是当时城里人春游的首选地。我家七代人先后在这里生活了整100年。光绪十八年，我的太祖母王氏90岁高龄时，其玄孙陈登银出生。五代同堂，其乐融融，喜事外传，远近同贺。大小芦塘和脑泉、五佛、石门川、发裕堡等地的乡邻及亲朋好友301人，于光绪二十(1894)年桃月，共献一面“五世同堂”大红匾，以表敬贺之情。民国九年大地震时，贺匾受损。民国二十四(1935)年正月，我的祖父陈步廷虔心重修，请小芦塘名儒李蓝田亲笔题额书写。重修的这面“五世同堂”贺匾，红底黑字，油光鲜亮，书法遒劲，十分耀目，成了我家的传世珍宝。后来，我家曾七迁其居，历经沧桑，但这面贺匾却保存下来，文革时也幸免于难，仍保存完好。现在还悬挂在我小弟陈锋的堂屋中。
民国六(1917)年，我的曾祖父病故后，世道不济，兵荒马乱，加上我祖父子女众多，家道开始衰落，不得不当房典地，流落他乡。民国十三年，我的祖父拖儿带女，流落到40里外的一条山，住在小涝坝附近，卖馍卖菜，糊口度日。我的小姑母正是在这时候嫁于张钦武的副官张文崇为妻。民国十五年春，过路回民的一峰骆驼乏得拉不起来，我祖父便以几把韭菜换来喂养。有了青草后，这峰母驼在我父亲的精心饲养下，不仅能站立起来，不久还产下可爱的驼羔。从此，我家就开始了养骆驼时代，着手谋划家道复兴之计。然而，国家临危，世道混乱。我父亲兄弟多，不堪忍受抓兵派马之苦，不得不再次迁徙流浪。我的祖父母带着小儿子，先到大芦塘寄住半年，再到杨家咀投亲靠友，最后落户到靖远石门山区路家庄。一家三代人，挤在几间破屋里艰难度日。我就是出生在这个小山村的。1940年9月22日，当我来到世上时，秋风萧萧，冷气袭人。我一落地就感冒，鼻子通气不畅，总是呼齉呼齉，被表兄张承祥取了个近乎外号的乳名齉儿。我祖父写作昂儿，其实是个别字。我两岁时，祖父病故。1942年，我父亲拉骆驼赚了点钱后，把典当给源兴德(响水李积德)家的老宅和田产赎了回来，将我祖母和小叔一家6口人迁回故居，其他叔伯父母和兄弟，则继续留居在路家。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隶属黄崖沟行政村之王湾自然村的石板坡下度过的。我有一首七律《童年乐》：“农家自有农家乐，乡下娃娃趣味多。夜晚炕头听故事，白天山外放骆驼。攀崖登峭打野菜，爬树上墙捣鸟窝。春夏秋冬都有趣，童年就是一首歌。”这正是 描写我的童年生活乐趣的。其中的“听故事”，是指听奶奶讲那过去的事，包括有关索桥的故事。1949年10岁时，我开始在黄崖沟初级小学上学。1950年春夏，我还住在小芦塘外祖父家，到响水小学读书半年。作为老大，我一面读书，一面劳动。放驴放骆驼，打柴干农活，力所能及，无所不干。1952年至1953年，我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贩运盐货。断断续续读完初小后，于1954年秋考入芦阳完小。自此以后，我才完全进入学生时代。不过，寒暑假仍旧回农业社参加劳动。那时，黄崖沟村已改为索桥大队了，这个村名是带有纪念意义的。1959年7月，我于靖远师范毕业，被分配参加教育工作，开始了公务职业生涯。不论我在外乡任教，还是到县上工作，都经常要回索桥老家的。1974年，景泰川电灌一期工程上水后，索桥大队100多户全部搬迁到大席滩，改为寺梁大队，即现今寺梁村。从此，索桥这个名称也从景泰地图上消失了，只剩下索桥堡遗址。
少年时代，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到索桥堡遗址放驴放骆驼。夏天，在废墟街道院落中捉迷藏;冬天，在残垣断壁间燃草取暖，或采集水蓬烧蓬灰，常常玩得很开心。有时，我还独立崖畔，瞭望对岸铁锁关废墟。严冬黄河封冻，我们多次溜过冰桥，寻觅祖宅院落，抚摸《山陕修路碑》。那时候，黄河枯水期还能看见东岸桥头遗址已经倾斜的一根铁柱子。1952年以后，再也望不见那个锈迹斑斑、苍老神秘的的“铁将军”了。
正是：繁华已变烟云去，此地空留铁锁关。丝路古桥谁记载，翻开史册也枉然。
公元2004年12月10日于白银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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