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沈宝媛应该受到了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放的学风以及左翼和共产党的影响，这些思想上的影响，对沈宝媛深入乡村的调查，都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二是家传，父亲是留美学生，家庭环境使她成为一个思想开放的青年女性；三是192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农村问题，推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这使得沈能够受到专业的系统训练。
对沈宝媛受左翼和共产党的影响，我收集到的不少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关于沈宝媛的直接资料很少，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她的活动轨迹。1949年以前，她是一位思想“左倾”的大学生，是燕大海燕剧团的活跃分子。这个剧团成立于1942年秋，当时燕大刚在成都复课不久。文学研究社分为若干组，其中爱好戏剧的有十多位同学：卓顽麟、陶慧华、沈宝媛、唐振常、王世祯等。王世祯为经济系学生，经常带着一本厚厚的精装的奥尼尔原文剧本，有空就读，表示要为戏剧事业奋斗终生。因此他被选为戏剧组召集人。海燕剧社得名于苏联作家高尔基著名诗篇《海燕》。他们希望成为与暴风雨英勇搏斗的“海燕”。后来规模日益扩大，称为海燕剧团。1943年春节，海燕剧团推出成立后的第一台大戏——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这出戏的主题是蒙汉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后又公演夏衍编剧的反映现代知识女性内心世界和爱情的话剧《芳草天涯》，陶慧华、沈宝媛等参加演出。
她的名字还出现在1945年9月29日有248名左翼文化人士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上，其余署名者包括当时或后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叶圣陶、刘开渠、吴作人、黎澍、张友渔、唐振常、张天翼、马思聪、李劼人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件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基本人权。[4]这份呼吁的发表，正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时，想来是配合共产党关于重庆谈判的主张。
沈宝媛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担任劳工妇女部干事。她于1946—1948年陆续在《香港女声》杂志上发表文章，都与女青年会的活动有关，如《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介绍》《中英友情的交响曲——记香港女青年会欢迎克里浦斯夫人大会》《友光团圣诞大会于复团典礼》《假如我是一个女工》《一个新生的嫩芽——劳工小童班》《参加劳工及民教事工研究会归来（上）（下）》等。1947年，她在上海《消息》杂志上发表《圣阿连夫日游行记》，记叙了她出席奥斯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见闻。1949年3月，她还在香港《女青》杂志上发表《“把根据安在磐石上”——记港、穗区劳工部教师进修班》。
1950年年初，因为停办7所妇女夜校，使千余女工失学，她与教师和干事等33人发布《告社会人士书》，呼吁各地“基督教的同工们，热心支持青年会工作的社会人士们”，“一致起来，共同挽救”。[6]不过这份呼吁书后面有一些复杂的背景，从这个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宝媛的左翼倾向和与共产党的联系。1946—1949年间，劳工妇女部在旺角、中环、铜锣湾等地开办7所劳工妇女夜校，1949年有学生总数1300余人，以女工为主，还包括小贩和失学、失业的女青年。学制三年，相当于小学毕业的水平。1949年11月，左翼的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封由“女青年会劳工夜校校友”撰写的给解放军的慰问信，并刊登“回国观光团”名单，其中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参加，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怀疑青年会的夜校已被中共渗透，便派大批便衣搜查劳工妇女宿舍。这造成了青年会董事部宣布停办7所劳工妇女夜校，要求劳工部干事沈宝媛等全体教职员工三十多人离职。后来因学生抗议，一个多月后才陆续复办其中5所夜校。这个事件应该是当时港英当局压制亲中共人士和团体的措施的一部分。
195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有关沈宝媛活动的任何记载。她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媒体上，已经是2005年以后，而且多是与她的父亲沈祖荣有关。这样，倒使我知道了她的出身和家世。她的父亲沈祖荣（1883—1977）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出身贫寒，祖辈是长江上的纤夫，其父后来在宜昌的江边开了一家小饭馆，沈祖荣从小便在饭馆里帮忙干活。15岁时，沈祖荣进入宜昌圣公会教堂做工，后到文华大学学习，毕业后在美国图书馆专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创办的“文华公书林”任职。1914年，得到韦棣华的资助赴美国学习图书馆学，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第一人。次年回国后，继续在“文华公书林”工作。1920年，韦棣华与文华大学合作创办文华图书科，沈祖荣与韦棣华都在那里任教。1920年代，沈祖荣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后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在1930—1940年代，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1952年，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他也随之进入武大，1977年逝世。
2005年，沈宝媛及其亲属在中山大学设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沈宝环是沈祖荣的长子，1946年赴美留学，此后竟然父子永诀，沈祖荣直到晚年都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消息，不知道这个儿子已经从美国到了中国台湾，在那里继续从事其父的图书馆事业。沈宝环2004年在美国去世。巧合的是，2017年夏天，我参加在三峡大学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近代中国学术研习营，在和近史所前所长、前“国史馆”馆长吕芳上先生的聊天中，得知他认识沈宝环先生，沈担任过东海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也是当地图书馆管理方面极有影响的人物。
显然，沈宝媛在1950年以后，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从网上很有限的资料看，她和她丈夫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和她著名的父亲相比，她默默无闻。但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她在1945年做的这个调查，对我们今天了解四川的秘密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资料价值。如果没有她的调查，我们将没有可能这样深入地进入1940年代的一个袍哥家庭和袍哥组织的内部世界。
沈宝媛在论文中也清楚表明，她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是“研究一个秘密社团，及其旧有领袖之一的家庭概况”，其动机是“纯为学术上之探求，与兴趣之趋使”，而并非有任何“发掘个人、家庭或社团之隐密，是非和明暗，用以作为政治报告，或供给侦探材料，或任何不利于个人或团体的举动”。虽然是学术的目的，但是袍哥们“对于泄漏帮内秘密常有戒心，对于询问者发生疑惧心理”。所以初识雷明远和雷大娘，“未敢公然露出祥[详]细调查的意思，唯恐生疑”。随着交往渐深，“始敢逐渐探问，故此材料之取得需时极多”。但她对于进度颇不满意，因为“规定的期望往往不能达到”，有时花费了许多时间，“与其周旋”，却“未能获得丝毫材料”，经常是“煞费苦心才得一点零星消息”。由此可见沈宝媛这项考察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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