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核心能力是用人，而不是自用，是因人成事，委任责成，而不是事必躬亲。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智宣子立智瑶为继承人，究竟对不对呢？其实无所谓对错，关键要看智瑶对智氏家族的延续，究竟有利还是有害？这一点从最终结果来看，智氏被韩赵魏三家灭亡，确实有害。但是，灭亡的过程相当长，不可能因为智果曾经有反对意见，就认为智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关键还在于智宣子选择智瑶为继承人是用什么方法？主观臆断的方法，还是测试验证的方法。智瑶到底适不适合治国理政，《资治通鉴》并没有给出信息，只能存疑。或者有理由怀疑智宣子是凭借主观偏爱确定的。如果他经过测试考察，确定智瑶是最合适的继承人，就应该立他为继承人。如果经过考察论证确实不可以，那么就应该另立他人。从常规评价人的标准来看，智瑶非常优秀。他有五项长处，分别是：第一，容貌有威仪；第二，精于骑射；第三，才能全备；第四，能写善辩，第五，坚毅果敢。如果用臣子的标准来衡量智瑶，他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是优秀的臣子。越优秀的臣子，越不是帝王之选。如果用帝王的标准来衡量，恰恰是这样的人，最不适合当皇帝。因为衡量皇帝的标准不是具体才能，而是控权、驭人这两条核心原则。历史上的皇帝，有书法家、艺术家、木匠等等，具体能力突出就不是好皇帝。过分追求个人爱好，就没有时间与精力履行帝王的职责。而智瑶最大的缺点是：仁德不厚。仁德不厚就不能包容臣子，不能心怀黎民，不能承载天下。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道理相同。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帝王的个人能力越强，就越容易刚愎自用。刚愎自用，就会觉得自己贤能，自己的能力在他人之上，就不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帝王一旦拒谏，就会让臣子远离他。而帝王最大的危险就是：成为孤家寡人，处在孤立之势。一旦如此，便失去了对体系的掌控。帝王失权，必败之道。架空、隔离都是孤立绝境，帝王不死，必生内乱。秦二世被赵高先架空，后隔离内外，死于非命。帝王一个人的能力与智慧，怎么可能处理所有的事务呢？如果他独自处理事务，哪怕有10%是错误的，一旦积累下来也是巨大的问题。刚愎自用，违背了帝王无为的基本原则。君臣异道，君驾驭臣，臣做事，所用才能不同，不可混淆。如果君做事，臣围观批评，则君不君，臣不臣。如果你是领导、老板，想想自己是不是干过这样的事情。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为而不无不为也。帝王不追求具体的某项能力超强，也不靠某项能力来生存。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仁德不厚，就越容易侵夺他人利益。侵夺他人利益，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就会在侵犯他人的路上越走越远。侵犯的人越多，树立的敌人就越多。貌似自己的功劳越来越大，殊不知危机也越来越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智瑶的能力越强，仁德越少，他当上一把手就越危险，因为与帝王之术的逻辑相反。帝王是役使臣下的人，是善于把人组成群体的人，是善于构建体系、掌控体系、驾驭体系的人。通俗来说，就是掌控组织的人。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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