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做梦，有的清晰，有的模糊破碎，有的一闪而过，有的却彼此相接，有的与现实毫不相关，有的却确有其事，甚至白天也会将梦境延续。
我的梦（包括梦境延续）中出现最多的是37年前在南京神经精神病院（即现脑科医院）那难以忘怀的进修生活。
我是苏州人，1966年青岛医学院毕业，第一个分到贵州省精神病院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生。此时医院刚筹建，在贵阳市远郊一个叫“六冲关”的高山顶上，交通极为不便。原址是一个破败的旧教堂。医院技术力量薄弱，条件极为简陋，仅有不到100张病床，但却是全省唯一的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医疗任务十分繁重。深感专业知识匮乏和工作无能的我，在组织的关心下，得到获准于1973年4月，来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
南京脑科医院座落在六朝古都南京市文化、教育、医疗集聚区广州路随家仓，毗邻南京师范大学、省人民医院，对面为胸科医院和五台山体育场（馆）。稍远有清凉山公园、南京大学、河海大学。距新街口仅5分钟车程，交通购物娱乐十分便利。医院建在广州路北侧的一个小山坡上，占地100余亩。路口有一绿色木结构简易杂品水果店，与马路侧交30度角上行80米可见二层淡黄色门诊楼。医院大门朝东，与门诊楼垂直，通过传达室及低矮的栅栏门，大片浓密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以及在绿叶掩映中的多处二层建筑进入您的眼帘。
南京脑科医院创建于1947年，是我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神经精神病专科医院，开办时集聚了程玉麟、王慰增等多位著名的专业开拓者和业务精英。文革前十七年，南京脑科医院作为全国神经精神医学专业最高水平的医疗机构，不但治愈了大量疑难危重病人，而且为全国培养了十几批数百位专业医师和学科带头人，被誉为全国神经精神科医师的摇篮。但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文革中医院遭受重创，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成为批斗的对象，三分之一职工下放苏北宿迁，在全面混乱中，进修班已无法坚持。直到1973年春才逐渐恢复。
工宣队刚刚撤离，革委会进行了调整，医院对恢复进修班工作相当重视，当时的形式是每二个月分批吸纳来自全国（包括部队）各地的临床进修医师，神经、精神交替各二人。和我同来的精神科进修医师是广州精神病院的黎立勲医师，在我们前面到达的精神科进修医师是浙江省精神病院（湖州）的黄竹民医师和广东佛山的朱赞卿医师。另有神经科进修医师4～6人。所有进修医师都安排在男二宿舍，底楼是男医师，二楼是女医师（但只有一人）。每层有小房间4间，每间住一人，顶头为大房间，可住4～5人。我被安排在靠厕所（含淋浴房）东面的一个小房间，大门楼梯角有一蜂窝煤炉，供进修医师热菜热饭，条件十分优越。男二前面是与我们一样的二层小楼（男一楼），为本院单身职工宿舍，后面为病案室，东面为洗衣房，这几栋建筑前有院内马路，马路北面有梧桐树掩隐下的花园和草坪，草坪的北面为二层暗红色的男病房，草坪的西南面是医院集中的精神科病员工娱疗室（兼医院礼堂），工娱疗室的对面是行政楼和图书馆。我们就在这祥和幽静的环境下开始了一年的进修生活。
精神科病房
我们是临床进修，要在精神科女病房、男病房和门诊轮转，首先进入女病房，女病房在医院的最西沿围墙而建，二面分别为二层灰色按专科特殊要求而设计建造的精神科病房，东面有围墙和廊房相围，中间有相当于排球场大小的活动草坪，形成一个独立的大四合院结构，花园里日照充足，白天病人可以在此游戏、散步、聊天。围墙密闭，便于管理。每一个病房设计很科学，形成一体二翼，像一个拉长的工字，中间是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病员活动室（餐厅）。二个长形的大房间形成二翼，每间可安排15张病床，末端有重病员隔离室，护士办公室墙二面设有观察窗口，坐在办公桌前，护士就可以看清全部病员的活动情况及病情变化，每个病区床位数在33张，这样四个女病区，总病人数在140～150左右，有利于治疗和管理，很实用。女病区大门的东面有一水泥篮球场，每早上班前女区全体工作人员要清扫卫生和做广播体操，也曾举办过全院各科室篮球比赛，球场的东面有浴室和理发室，再东是食堂和餐厅。
我和黎立勲医师被安排在楼下南侧的三病区，当时病区的主任是熊瑞林医师，她态度和蔼、讲话总带着微笑，语调细腻柔和。女病房四个病区业务上都由翟书涛主任负责，他每天轮流到各病区查房、讨论病例。翟主任笑着与我们握手，关心我们路上是否顺利，还详细询问了解所在地区及医院的发展情况，问得很具体并不时记在他的小本子上，给人一种慈祥、严谨、平易近人的感觉。后来我们知道翟书涛主任是医院医务处的主任，是全院业务最高领导，但他不喜欢做行政工作，而是将精力完全放在病房里。翟主任对病历书写要求十分严格，尽管在文革动乱时期，他还是强调要24小时完成病历，格式要规范，字迹要清晰，内容要全面、详实。诊断治疗要正确合理。他坚持每天上午要进行新病人讨论，时间掌握在2个小时左右，精神检查很认真、全面，分析讨论时进修医师、住院医师、主任都必须发言，最好引起争论。他还坚持每周的疑难病案讨论，诊断治疗有争论的，治疗效果差的都要反复研究探讨，每月末的出院病案讨论及死亡病案讨论他特别强调，反复说：“一个病人出院了，诊断对不对，疗效好不好，是检验我们医疗质量的关键”。而且要求我们在出院小结时都要写清楚，“这对今后治疗很有帮助，免得走弯路”。死亡病案虽然很少，但特别认真，实事求是，绝不护短，尽量找出医疗护理方面的不足和教训，对偶发意外情况，要总结出原因并制定改正方法。对更改前人的诊断翟主任特别慎重，他说：“由于病情的表现可因时间而改变，诊断标准也时有改进，因此我们今天要改变前人的诊断要慎之又慎。”更不应该仅看目前症状而批评别人“误诊”。他还强调“一个好的精神科医师，不但要有全面踏实的精神科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内科、神经科知识，这样对鉴别诊断，对抢救重危病人特别重要…”对当时盛行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是大椎陶道长刺，及百会命门电针治疗精神病，中药京大戟等方法，翟主任表现特别慎重，强调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坚持科学的评价。在病案讨论时翟老师常对我们提问，若我们答错了，他会详细的给我们解释、分析。但第二次若再碰到同一类问题，我们答不上或答错了，他就会沉着脸不讲话，这时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紧张，知道确实不应该了……，那时翟主任还启发我们搞科研、写论文，他说“你们写科研论文，应该结合临床，离开南京前每人要交给我一篇文章，而且要安排在全院业务活动上作大会报告”。记得黎立勲医师完成了“红斑痕疮所致精神障碍”，而我凑了一篇“颞叶癫痫”，我的水平很差，但因此初步学会了查阅资料，收集病例，统计处理的方法，应该说收获不小。
男病房也是二层四个病区，他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办公室和活动室在病区的中间，大概有小房间十个，大房间2～3个，每病区有44张床位，先后在楼下的五、六 病区轮转，老师都十分认真、友好。陶国泰教授，正在病区按住院医师使用，和我们进修医师一样，也管6～7个病人，他手脚不太灵活，碰到打针或针刺治疗时，就会有些困难，我们会帮他完成。不久他应邀去北京“会诊”，此后在家“养病”，未再回病房，偶尔来院给大家上课，西装领带衣着整齐，讲课条理清晰，尤其儿童精神病的内容十分详尽，他讲课时利用文摘卡片，给我启示。还有张仲芳老师，他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是“优质高效”，我们未进病区前他一个人要管整个病区44张床，最多时一天要进5、6个病人，每个病人从采病史，体格检查，精神检查，完成病历书写，开医嘱，加在一起不到一个小时便能完成，而且字迹清秀，从无涂改，一气哈成。他对全病房每个病员的诊断、治疗、病情变化了如指掌，他的不足是不及时记病程记录，也不肯给我们讲课，更不愿修改我们写的病历，仅将他做好的5～6张文摘卡借给我们学习参考。六病区时还遇到了唐培根老师，刚恢复工作，话很少，我们体会到唐老师的专业功底非常扎实，每次精神检查，他总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在给小辈讲故事拉家长，面带笑容，声音低沉，从远而近，逐步深入，结束前将“网”收起时就会呈现许多典型而我们没能查到的精神症状，令人叹服，当他知道我来自贵州，十分诚恳的给我讲了抗战时期在成都跟随程玉麟教授创办四圣寺精神病院时的艰辛，勉励我克服困难，勤奋工作，那晚的一席话对我教育很大，坚定了我从事精神专业的决心，印象极为深刻。
走马观花的神经科
精神科医师都希望能到神经科去进修，但医务处难以安排，因为要求到神经科进修排队等候的人很多，翟书涛主任照顾我来自贵州，比较特殊，破例让我去了二个月。我原来没有神经科基础，二个月只能是走马观花了。记得当时神经科就设在现影像科的位置上，约有35张床位，医师只有张贞浏、李作汉二位，（门诊是邓荣昆老师）工作量很大，李作汉老师还要兼顾门诊和院内外会诊，进修医师也是忙得四脚朝天，早上交班前要给床位病人抽血化验和输液挂水，交班后的查房很正规，张贞浏老师知识渊博，结合每个病例，全面的神经系统检查，讨论并引伸到国内外这种病的学术研究进展，深入浅出，他的专业水平高，记忆力特好，过去病人住的床位，文章发表在哪一年第几期，他都讲得清清楚楚，听他查房真是一种享受。屠丽君主任刚恢复担任护士长，工作十分认真细致，带领全科护士，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坚持不留陪客，在当时全国大概独此一家，神经科病人大多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在床，护理量非常大，包括清理大小便，翻身拍背，喂饭，只有1～2个护士，但做得井井有条，得到病人和家属的赞扬，她还十分关心进修医师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我们都很敬佩和感谢她。
门诊工作
由于南京脑科医院在全国的知名度及医院精湛的诊疗水平，门诊病人很多，每天候诊的病人排起长龙，门诊主任和值班护士将大家安排得当，按序就诊，精神科诊室主要在楼下，共有5~6间，每位医师一间，互不干扰。医生都很认真，碰到初诊病人特别仔细，当时门诊医疗负责人是朱涌华主任，指导我们门诊工作的特点和方法，尤其是教给我们神经精神科病人的鉴别诊断和应急处理。我们与本院医师一样，除独立门诊外，还要安排值班，虽然只有仅仅二个月，但收获很大。老师都很负责，记得当时鲁龙光主任“病愈”刚开始上班，碰到特殊少见病例就要叫我们到他诊室去，详细介绍，并结合文献给我们作小讲座，记得有一例是苯丙酮酸尿症，还有一例是一家三兄弟同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经过鲁老师的讲解分析，使我们印象深刻牢记不忘。
在门诊进修期间医院还组织我们去祖堂山、螺丝桥二个民政精神病院参观学习，使我们开扩了眼界，知道了精神残疾和精神康复的重要性。
工人朋友
脑科医院进修期间，不但领导、医生、护士非常关心帮助我们，还有不少工人朋友给我们留下难忘印象。与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医院传达室的同志，因为除了进出大门外，我们每天要取信寄信，这在远离家人的进修医生来说是一件“雷打不动”的头等大事，记得那时有一位老张师傅对我们特别关心，老远就喊：“陈医师，你的信来了……”我们会飞奔过去……，大家很喜欢和他聊天，尤其星期天，传达室生起了火炉，房间里温暖如春，在那里翻阅当天来的各种报纸，听老张师傅讲南京的风土人情，脑科医院的发展变迁的故事，他还热情的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并说“我和陶教授住在一个院子里很近的。”后来我们真的去了，得到他热情款待。理发室二位兄弟师傅，身材高大英俊，衣着非常整齐，理发的手艺很高，等待理发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此时可以听到很多对医院工作的意见和评论，十分有趣。病案室那位老先生，字写得十分工整，每天不停地整理分类登记，使脑科医院的病历资料从解放前建院开始一直几十年完好无损，成为医学领域的一笔宝贵财富。图书馆林老师，当我们去借书时特别热情，她如数家珍的介绍我们许多好书。电工陶师傅每天背着工具包，到各个病区巡回检查，不但修理电路，还自创了电针治疗机和电麻仪，甚至一些精密的仪器都能自己修理。食堂的师傅做出了价廉物美可口的饭菜，每餐不重样，进修医师有时收病人下班晚，他们总能让大家吃到热菜热饭，给我们以温暖和享受。
一次难忘的学术活动
74年4月份，我们即将毕业，一次学术活动，印象非常深刻，难以忘怀。地点在门诊部二楼西面大教室，来的人很多，连走廊上也是听众，据说兄弟精神病院也有人来听课，内容是四川、重庆、湖南、上海四院合编的《精神病学》编委来宁征求意见，四地的学者来了大概七、八位，发言代表是四川医学院的何幕陶教授和上海医大的徐韬园教授，看上去，他们只有四十多岁，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尤其何幕陶教授标准四川话，声音洪亮，语句简练，他讲的主要内容是“文革前川医的《精神病学》全国同道反应很好，文革已过去八年，卫生部委托他们重新出版全国医学院校统一教材《精神病学》，这次他们扩大了编委，增加了湖南、重庆、上海的老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已结稿，即将出版，这次特到南京来向各位老师征求意见”，徐韬园教授从精神医学的近期发展作了进一步说明。湖南的李教授介绍了国外医学精神病分册在湖南医学院的出版情况，三个人讲了不到一个小时，室内鸦雀无声，很长时间无人发言，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坐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精神医学近20年来在国内一直是南京脑科医院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怎么变了？！为什么全国的通用教材没有南京的份，安静了大约十分钟（当时感觉很长），听到了陶国泰教授的声音，他讲话因激动而颤抖，内容却十分清晰，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文革前南京脑科医院的领先地位，简述了我国第一本《精神病学》（南京脑科医院主编）在60年代初对全国的影响，肯定了四川等四院合编《精神病学》的成绩，向年轻一代客人表示祝贺，当时四人帮虽未打倒，但陶国泰教授借批评自己未能努力，而直言南京脑科医院近年来落后了，感到非常惭愧和痛心，他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奋起直追，重振雄风，继续争创一流的决心。他的话振憾和表达了全体听者的心声，大家为南京脑科医院在文革中的损失而深感惋惜，决心要为重振雄风而努力奋斗。
岁月有痕，情谊无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那段进修岁月已远去37年，一年的时间对于人生来说只能称一个小片断，但这一年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久久难以释怀。通过在南京脑科医院这一年的进修生活，使我了解了精神医学的概况，初步掌握了从事这一专业工作的方法和能力，更学会了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返回单位后，将在南京所学到的知识和医院管理方法介绍给同志们，使我们的医院各方面得到明显的提高。以后又有多位医师来到南京进修深造，1978年调回原籍苏州，来到广济医院，数年后担任行政工作，有机会多次再到随家仓南京脑科医院学习、取经，南京脑科医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医院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医、教、研、防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大楼，美丽的院容和高精尖的设备，经过老一代专家的培养，中青年医师、硕士、博士等业务精英的队伍不断壮大，《临床神经科杂志》、《临床精神科杂志》受到国内外同道的厚爱和赞誉，医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领先于全国，又回到了久别的全国巅峰状态。
每次旧地重游，梦境变为现实，见到脑科医院的老师们倍感亲切，真是“岁月有痕，情谊无价”，我们永远想念您、感谢您。
（2010.10定稿并刊登于山东“精神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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