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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国论》三部曲之一，为什么谯周影射时政却没受到任何惩罚？揭秘蜀汉后期朝堂之上的博弈。
《仇国论》三部曲之二。谯周是个怎样的人，仇国论又真的是鼓吹卖国投降的邪说吗？
春节期间可能大家比较忙，感觉阅读量比平时略少，因此这次先把仇国论三部曲写完。建安的尾声下一次更新再发出吧。
正文开始
上一篇中，我们从《仇国论》的内容角度，分析了它的合理性。在蜀汉后期缺乏一个能力超群的定海神针的情况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是唯一的办法，强行出击只能加速死亡。
而在这个短系列的最后一篇，我们来分析一下《仇国论》究竟是不是像某些言论宣称的那样瓦解了蜀汉官民的斗志，成为亡国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在蜀汉高级将领中，张翼和廖化都是被《仇国论》严重影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明确反对过姜维出兵北伐的人。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首先看张翼，他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是255年，针对的是姜维从253年开始的“每年一伐”的行为。而《仇国论》是257年才问世的，两者毫无关系。
再看廖化，他提出反对盲目出兵的时候已经是262年，针对的是姜维最后一次北伐，确实是在《仇国论》发表之后。
可是在《仇国论》发表的同一年，也就是段谷大败的次年，姜维也发动过一次无功而返的北伐，如果廖化真是廖《仇国论》的拥戴者，他为何当时不说，而是要等到五年后呢？这有些不合常理。
所以说，《仇国论》在蜀汉高级将领当中影响非常有限，他们虽然反对出兵，但那更可能是他们自发产生的念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是受了《仇国论》的影响。
再看看低级将领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魏灭蜀的最后一战中，由于投降导致阳安关和江油两大天险失陷的蒋舒和马邈两人。
他们是因为被《仇国论》洗脑而投降的吗？其实并不是。
关于蒋舒，他是因为办事不力遭到朝廷降职，因此怀恨在心，最后才投降的。
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裴注）
而马邈则是个抵抗派，他的战术非常主动，打算派兵去伏击邓艾，只不过为魏军先锋田章所败。
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锺传第二十八）
也就是说，马邈是因为战败，看到大势已去才投降的，他是曾经积极抵抗过的。
事实上，在蜀汉灭亡的最后一战中，面对魏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拼死奋战的。
比如绵竹之战，诸葛瞻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拉垮，但这也不能掩盖蜀军将士们的勇敢。
首先诸葛瞻的军队并不是因为没有斗志而战败的，他们战意高昂，一度给魏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将邓艾之子邓忠和司马师纂击退。
之后邓艾亲自激励士气，才扭转了局面，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蜀军是看到主帅阵亡后就溃散了。而按照司马昭的官方文书，蜀军是全体战死。
战於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裴注）
虽说司马昭的文书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至少也说明蜀军从上到下都是激烈抵抗过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投降的场面。
比如黄权的儿子黄崇还有李恢的儿子李球，他们都是益州人，可是最终也没有投降，反而临阵战死。
连益州人中抵抗到最后的都大有人在，却说蜀汉上下都被《仇国论》腐蚀，最后变成带路党投降派，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蜀汉中央的崩溃是在绵竹之战战败，失去了保卫成都最后的力量后才发生的，因为主力在外，中央空虚。
而地方上的守军绝大多数都是尽忠职守的，比如汉中的汉、乐二城还有黄金始终都在坚守，一直到刘禅宣布投降。
事实上，蜀汉的灭亡，人心离散并不是什么主因，因为基本看不到什么人心离散的迹象。
一个国家并不是只有对外扩张一个目标，努力建设家园、保卫家园，这同样也是奋斗目标。
所谓的“不主动出击，国家和人民的斗志就会消散”，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兴复汉室这种虚无缥缈的目标有时候并不一定就比保卫家园更有号召力。
甚至魏蜀吴三国中，在面临亡国的时候，蜀汉从上到下都是抵抗最激烈，斗志最顽强的。
在曹髦被逆臣刺死于街头，大魏江山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有谁敢出来抗争呢？满朝文武，也就只有“大魏纯臣”司马孚出来哭几嗓子。
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裴注）
而东吴也好不到哪去，晋军一至，土崩瓦解，鲜有抵抗。
濬、彬所至，则土崩瓦解，靡有御者。（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
甚至丞相张悌也说，国家即将灭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随后进行了一次自杀般的反击。
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裴注）
与蜀汉相比，我看吴魏两国才真是人心被瓦解了吧。这两国可没出过仇国论这样蛊惑人心的“妖书”啊。
蜀汉的灭亡并非由于人心离散，而单纯就是军事上的失败。
蜀汉的实力远逊于曹魏，因此若想与之对抗，只能凭借山川之险。
而姜维贸然改变多年来始终可靠的国防策略，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豪赌，结果将汉中拱手相让。
即便后来没有邓艾偷渡阴平，蜀汉最好的局面也就是保住剑阁以南，相当于汉中、武都、阴平全部丢失，这个损失也是无法承受的，无非就是继续苟延残喘一阵子罢了。
等到绵竹大败后，姜维已经主动撤出了剑阁，将钟会大军放进了进来，到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回天无力了。
总之，在蜀汉亡国一事上，姜维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诸葛瞻负次要责任。
而将亡国归咎于一篇文章，我认为就像唐僖宗处死被迫侍奉黄巢的女子一样，只是为了发泄而强行找借口罢了，正视现实承认错误就这么难吗？
当然，如果说蜀汉后期，全国上下的精神气还和初期一样，那明显也是不确切的，除了姜维穷兵黩武弄得国家凋敝以外，社会风貌确实也在逐步变坏，但其原因却不是什么《仇国论》，而是频繁的大赦。
据统计蜀汉共有过十三次大赦，其中发生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的只有一次，而后面十二次都是在蜀汉后期发生的。
大赦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常规大赦，比如新皇即位、改元、立后、立储、生子、封王等。这种大赦共有四次。
第二类是出现祥瑞或者灾异，这类大赦只有一次。
第三类则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一类大赦最多，足足有八次。
诸葛亮主张以法治国，他是反对轻易大赦的，在他主政期间，只有一次因为刘禅登基而大赦，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局面，收买人心。等国家稳定后，诸葛亮十年都没有再大赦过。
按照西汉名臣匡衡的说法，大赦并不能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这一看法也是诸葛亮认可的。因此若无必要，最好不要随意大赦。
但是在诸葛亮去世后，大赦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从243年开始，一直到蜀汉灭亡，几乎平均每两年就要大赦一次，这个频率有些过高了。
所以说，蜀汉后期的大赦，大多是有政治目的的，为的就是缓解社会矛盾。
在蜀汉后期，由于政治逐渐腐败，再加上军事上穷兵黩武，政府只能依靠这种手段去稳定动荡不安的局面。
但是频繁大赦的负面作用极大，这是饮鸩止渴之举，因为这破坏了蜀汉一贯以来依法治国的传统。
在费祎执政期间，孟光曾经抨击过这种国策，但费祎依旧我行我素。
长此以往，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蜀汉法度日益松弛，因为犯了罪也有可能被赦免，所以违法成本降低。
这样一来，诸葛亮时期法度严明的良好精神风貌逐渐不在了，这个口子一经放开也就收不住了，豪强也可以更加残酷地盘剥百姓了。
这样一来，蜀汉就彻底步了刘璋后尘。
当然，政府进行大赦也是无奈之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军事压力过大。
但单论对国家精神风貌的危害，至少频繁大赦要远超过《仇国论》。
到此为止，关于《仇国论》的三篇分析就结束了。
我们首先阐述了由于蜀汉后期外来势力逐渐式微并且内部不和，逐渐无法压制益州本土人，这成为了《仇国论》诞生的背景。
之后又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说明《仇国论》在逻辑上的完善，使人很难反驳。
最后通过魏灭蜀一战中众生之相，说明蜀汉从上到下普遍有着比较积极的抵抗意志，人心未被瓦解。
总而言之，《仇国论》只是一个未被采纳的治国方略，其内容的合理性应该会受到部分人的认可，但绝没有到一篇文章搞垮了一个国家的地步。
王夫之对于明朝灭亡感到不忿，借古喻今发发牢骚，我们听听也就是了，但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读历史一定要基于史料再下结论，如果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只为了搏眼球而提出一些看似深刻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根据的理论，那就是哗众取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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