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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熙元年（290年）四月初，晋武帝司马炎的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
眼见杨俊一伙胡作非为，肆意清除异己，安插亲信，司马炎忍无可忍，他将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力进行一次反击。至于具体方案则是安排一位资历和声望皆过硬之人在朝中制衡杨骏。
在司马炎在位后期，杨骏开始擅权，此时元老重臣大多已经去世，卫瓘成了少数可以对杨骏形成威胁的人，这令杨骏忌恨不已。
卫瓘资历极深，从二十多年前粉碎钟会之乱时便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从此仕途步步高升，然而卫瓘却因为一次选择险些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这便是影响深远的立储问题，在司马炎立储一事上，卫瓘流露出反对司马衷为太子而支持司马攸的意图，于是引发了司马炎的不满。
司马炎本有意让司马衷和卫瓘之女联姻，但最后作罢，想必跟此事有很大关系，而卫瓘长期被外放，难以进入朝廷核心，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不过卫瓘毕竟是一位干臣，司马炎不能让身边全都是指挥迎合自己意图的奸佞，因此最终还是将卫瓘召回朝中，这是咸宁初年的事。
在这段时间，卫瓘之子卫宣又娶了司马炎之女，经过联姻，使得两家的关系更加缓和。
其实政治嗅觉敏锐的卫瓘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某种预感，他不愿过度卷入权力斗争，因此在最开始以门第不符为由想要推辞这次联姻，但因为司马炎的坚持，他也只能答应。
入朝的卫瓘后变得异常小心，在司马攸就国一事上似乎也没有发声，这让司马炎对他印象更为改观，于是卫瓘的地位也步步高升，任司空，领尚书令、侍中。
卫瓘进入了杨氏始终未曾染指的代表着国家权力核心的尚书系统，这令有志于独揽大权的杨骏感到忌惮。
杨骏认为卫瓘能有今天的地位，全是因为他儿子卫宣做了驸马，如果能让卫宣与公主离婚，卫瓘必定逊位辞职，于是杨骏开始不遗余力地诋毁卫宣。
卫宣本人虽无大的过失，但他贪酒好色，这便授人以柄。而杨氏真正令司马炎感到威胁是在太康十年他最后一次重病期间开始，在此之前相比起普通的姻亲，司马炎自然更信任外戚。
于是他听信了杨骏的一面之词，命令卫宣与公主离婚。
这件事在卫瓘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他明白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妙，于是便主动请辞了。
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卫瓘请辞后至少一年时间，司马炎都没有正式接受，而只是派人在形式上代理他的职务。
此人便是荀勖，据《晋书》记载，朝廷“以勖守尚书令”，而不是正式委任，大概就是因为卫瓘主动请辞之故。
在贾充去世后，本是其死党的荀瑁逐渐转而与政坛新贵杨氏联合。除了担任太子太保的贾充之外，太子少傅李胤也在同年去世，于是荀勖抓住机会上书，称：“若使杨珧参辅东宫，必当仰称圣意。”
加强与东宫的联系，正是杨氏所希望的，因此可以视为从那时起，荀勖就成了杨氏的同党。再加上之后双方在齐王攸就国一事上的高度配合，基本可以肯定这一结论。
荀勖统领尚书系统，相当于扩充了杨氏一党的势力，只不过荀勖这个尚书令也没做多久，太康十年（289年）他就去世了。而荀勖的继任者是杨珧，这更是令杨氏满意的结果，直到杨珧因为晋宫大火事件而请辞。
次年正月，司马炎也正式下诏接受了卫瓘请辞的要求。之后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打算让公主和卫宣复婚，似乎有重新启用卫瓘之意。可不巧的是卫宣正好病故，此事只得作罢。
总之，杨氏凭借对卫瓘的打击，成功达到了清除异己，独揽大权的目的。
因此对于司马炎来说，他的选择余地已经不大了，在太康末年，有资格有能力制衡杨骏的大约只有卫瓘和张华二人。可卫瓘已被压制，而张华因为支持司马攸遭到外放，司马炎身边可用之人几乎已经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只好强行将他在远支宗室中比较信任的司马亮推上前台，希望他可以阻止杨骏一家独大。
于是司马炎强撑着通过中书省下令，命司马亮和杨骏共同辅佐王室，而这基本就将二人指定为托孤大臣了。
司马炎深知此时杨骏已经成了气候，轻易动不得了，此时主动刺激他，难保对方情急之下铤而走险，反而会生出祸患，因此不如徐徐图之，将希望寄托在司马亮身上，这也是司马炎唯一的办法了。
然而杨骏却不会无动于衷，他怎么可能坐视司马亮来与自己争权呢？
司马亮早在平定诸葛诞之乱时便已经开始登台亮相，而他步入仕途的时间只会更早，在资历上司马亮比杨骏要早了二十年以上，再加上他可以以司马氏宗师的身份统领宗室力量，在这个二人辅政的格局中杨骏是占不到什么优势的。
其实杨骏在此之前就已经将司马亮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早早对其加以排斥，据《晋书》记载，“及武帝寝疾，为杨骏所排，乃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可见此事与杨骏的鼓动脱不开干系。
在这道命令中，虽然司马亮的荣誉地位在历代诸侯王中可以说首屈一指，但毕竟要出镇许昌，相当于离开了权力核心，从而成为司马柬那样普通的藩王，对杨骏的威胁也会显著降低。
然而司马炎在临终前却醒悟过来了，恰好司马亮一直没有成行，因此他推翻了这道命令，命司马亮留下辅政。
杨骏对此感到了深深的恐慌，一旦圣旨正式下达，他也不好公开阻止司马亮赴任，否则便会因为抗旨成为天下公敌，于是杨骏想出一个对策，即截留圣旨。
他立刻跑到中书省，趁圣旨还未下达之际，提出要拿来观看。中书省的人见杨骏势大，不敢拒绝，没想到此人竟然如此胆大妄为，将诏书拿走后就不再归还，而是将其藏匿起来。
中书监华廙一看这样肯定会坏了大事，于是只好鼓起勇气去向杨骏索取诏书，可杨骏却对此毫不理会。
这些天杨骏将其他人赶走，独自侍奉在司马炎身边，他对司马炎的身体状况已经颇为了解了，他清楚皇帝已经到了大限，只要再拖一段时间则大事可成。
于是杨骏就这么又耗了两天左右，终于司马炎的身体扛不住了。两天过去了，司马亮依然未能出现在他面前，司马炎大概能明白事情的原委了，自己之前的谕旨大概率已经石沉大海，而幕后的黑手就是眼前这个杨骏。
可是司马炎能有什么办法呢？他重病在身，难以外出，而一切对外交流的渠道都已经被杨骏切断了，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无奈之下，司马炎只好开始传达自己的遗命，尽管在杨骏的监视下，它的真实意图已经很难被公开了。
这时皇后杨芷来到司马炎面前，请求让杨骏辅政。按她的意思，司马亮和杨骏二人辅政的安排自然是被废除了，在司马炎去世后，将形成杨骏独揽大权的局面。
这种要求在司马炎身体健康且能掌控一切权力之时自然是绝不可能答应的，但此时一切都由不得他了，他被迫答应了皇后的请求。
见司马炎这个毫不反抗的态度，杨骏知道他已经快不行了，于是立刻请中书监华廙和中书令何劭前来记录司马炎的遗诏。
诏书中如是写道：“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从杨骏所得到的官职来看，除了最重要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录尚书事两大实权职务以外，其荣誉头衔则是太尉，一下子越居三公。从这一点来看，杨骏似乎比当年刚刚掌权时期的司马师势力还要庞大。
但其实不然，当时司马氏在荆州和关中多年经营，地方上忠于自己的力量很强大，仅剩淮南尚有变数，而杨骏根基太浅，在地方上的势力几乎等于零。
当然，按照上述安排，杨骏在洛阳基本还是可以一手遮天的，虽然背叛了自己的王佑分摊了一部分掌控禁军的权力，但按照晋武帝遗诏显示，一下子就给杨骏增加了四千兵力，驻扎在杨珧请辞前所居住的府邸，因此总体来看杨骏还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从而轻易将王佑赶去地方任职作为报复。
这样的遗诏，显然是在杨骏的授意下做成的，基本不是司马炎的本意，但他早已无力反抗，因此当皇后杨芷将草拟好的诏书呈交给司马炎时，他的反应是“亲视而无言”。
虽然万般不满，但司马炎已经无力抗争了，他只能以这种沉默的姿态作为无言的抗议。
两天后的四月二十日，司马炎崩于洛阳宫含章殿，享年五十五岁。
按《晋书》所下的定论，司马炎“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是一位宽仁之君。
然而这些只是表象，司马炎与其祖父司马懿一样，都是“外宽内忌”。
对于对自己产生威胁的亲生弟弟司马攸，司马炎异常冷酷，直至将其逼死，虽然这是司马昭遗留的问题，但司马炎的手段也未免太过无情。
而对于群臣中支持司马攸者，他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即使之前立有功勋，也难免遭到贬斥，司马炎的冷血可见一斑。
远贤臣自然要亲小人，正是由于司马炎的放纵，才导致德不配位的外戚杨氏走入权力的核心，局面就此失控。
于是在其死后仅过了短短一年，洛阳城内便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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