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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元年十一月（前188年），左丞相王陵因反对吕氏封王被怀恨在心的吕后转任为太傅，见自己被夺取了实权，王陵便称病请辞，而吕后宠臣审食其则取代了他的职位。
此事很不寻常，因为这很可能对汉初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发起了挑战，即丞相要出自军功集团，而这很可能也是白马之盟中的一个隐性的条件。
在最初的时候，汉朝只有一位相国，而第一任相国就是萧何。作为开国功臣中排行第一的人物，萧何担任相国确实实至名归。
萧何去世后，时任齐国相国的曹参命手下立刻收拾行装，并对他们说“吾将入相”。过了一段时间，果然收到了朝廷的任命。
曹参之所以有这个自信，很可能便是白马之盟中罕有相关约定，作为军功集团中排位第二的人物，他理应继承萧何之位，而刘邦去世前嘱托后事时对吕后也确实是这样安排的。
虽然经历了樊哙事件的风波，吕后和军功集团关系一度紧张，但通过陈平的协调，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已然缓和下来，而吕后也确实依照刘邦遗命，在萧何去世后任命曹参为相国。
三年后曹参去世，吕后废相国而置左右丞相，其中地位较高的左丞相由王陵担任，右丞相则是陈平，而这同样是刘邦的遗命。
王陵虽然在西汉开国功臣中仅仅排在第十二位，虽然他几乎参与了自沛县起兵至楚汉战争的全过程，但因为在刘邦入关中时一度脱离队伍滞留南阳，且与刘邦怨恨的叛徒雍齿关系友善，因此封侯较晚，排名也不靠前。
不过尽管如此，王陵在丰、沛集团中的威望却很高，早年间连刘邦都要“兄事陵”，以他为左丞相，军功集团应该是比较信服的。
王陵确实对得起刘邦的信任，在吕氏封王一事上据理力争，因此遭到了吕后的打压，但刘邦的遗命就到此为止了，他在世的时候表示王陵以后丞相的人选“亦非而所知也”，而这给了吕后专权的好机会。
虽然审食其也是军功集团的一员，但正如前面我们分析的那样，他的功勋是有水分的，再加上他吕后宠臣的身份，很难得到军功集团的普遍认可。
据《史记·硃建传》记载，“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可见他靠太后宠幸得以身居高位是被人视为行为不端的，后来“人或毁辟阳侯於孝惠帝”，很可能也是为此。
由此可见审食其担任丞相便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吕后要对军功集团担任丞相这一惯例开刀了，尽管审食其身上有着吕氏党羽和军功集团的双重属性，但这只是吕后的一次试探，在他之后下一任丞相很可能就要彻底撇开军功集团了。
另一方面，担任右丞相的陈平虽然并非吕氏党羽，但在军功集团中排名仅在四十七位，而且与周勃等丰沛故旧关系不佳，相反在之前樊哙事件中却得到了吕后的认可，这肯定又会引起军功集团的不满。
其实这并非吕后唯一的手段，为了独揽大权，她早就在进行准备了。
由于惠帝刘盈不问政事，朝廷大小事宜悉决于吕后，《史记·吕后本纪》说“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虽然有赞扬她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之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司马迁也有体现她专权之意。
所谓“房户”，自然是吕后所居的长乐宫了，而“政不出房户”，则说明国家大事的决断全在长乐宫中进行，这取代了君权，而本应与之并列的相国府，则很可能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或许曹参任相国时期没有任何作为也有这个因素。
据《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可见审食其这个左丞相虽然名义上并不负责政务，但他的职责如同郎中令，作为掌管宫殿门户的官员，审食其可以说是长乐宫与丞相府联系的一个纽带，而审食其必然代表着吕后的意志，因此公卿百官都要依靠他来决断政务。
这说明由吕后掌控的长乐宫已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宫中和府中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当然，真正的郎中令也是必要的，因为郎中令负责宫内警卫，所以必须要可靠之人来担任。
由于陈平在樊哙事件中的表现得到了吕后的认可，于是便以他为郎中令，陈平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六年之久。
不过这只是一个过渡，陈平毕竟不是真正的亲信，因此在曹参去世陈平转任右丞相后，便由冯无泽担任郎中令。
其实冯无择并非刘邦时期所封的列侯，而是在吕后主政时期才得到册封的，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冯无择“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可见他长期在吕泽麾下作战，因此必然与吕氏亲近，从而得封。
冯无择去世后，郎中令由贾寿继任，从后来诸吕之变中贾寿的立场来看，他既然积极地为吕产传递消息，说明他自然也是吕氏一党，吕氏形成了对宫中的全面控制。
但仅管如此，宫中与外界沟通的顺畅同样重要，因此负责守卫宫门的南军统率卫尉一职的归属非常重要。
在刘邦时代，卫尉由郦商担任，后来在阻止吕后与军功集团的冲突全面爆发一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而吕后之所以愿意退缩，一方面郦商所言确实有道理，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此人掌管南军，令她有些投鼠忌器。
于是在刘盈时期，吕后便免除了郦商卫尉一职，理由则很可能是当时郦商身体不好，而取代他的便是刘泽。
之前我们曾提到，吕后对刘氏宗亲并非一味压制，她所针对的只是刘邦诸子，对于远支宗室则采取拉拢的姿态。
刘泽本就与刘邦一脉血缘较为疏远，再加上他的妻子还是吕后妹妹吕媭之女，因此更有了与吕氏亲近的基础，于是刘泽便担任了一段时间卫尉。
下一任卫尉是卫无择，卫无择和冯无择一样，都是在吕后主政时期才得到册封的，因此他必然也是吕后所信重之人，可靠程度更要超过刘泽。
因此，吕后的策略便是以亲信担任卫尉，使其对同族成员（吕禄）直接负责，进而达到对南军的全面掌控。
而统率北军的中尉在戚鳃之后长期空缺，刘盈去世后，北军直接由吕产掌控，这样一来，整个长安城都纳入了吕后的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吕后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对军功集团也进行分化。
她清楚随着自己掌握大权，吕氏和军功集团已经彻底分割开来，既然如此，她只能将一些有一定军功却未能在刘邦期间得封之人封为列侯，使他们成为新的军功集团成员并加以重用，他们在立场上则必然倾向于吕氏。
另一方面，吕后又将大量吕氏家族成员封为列侯，这虽然对军功集团的利益造成了影响，但毕竟吕氏封侯属于少数，而且他们在朝廷长期遭到压制，长安内外兵权也为吕氏所控制，一时间也无力反抗。
吕后的目的就是对军功集团徐徐图之，一方面她在各个方面都逐步排斥军功集团，但一直以来手段却是比较收敛克制的，她的做法虽然对白马之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又没有将其完全打破。
或许长此以往，军功集团将被不断削弱，而新补充进来的亲吕氏成员将逐渐占据主流。但一个意外却发生了。
吕后八年三月（前180年）的一天，吕后在祭祀归来的路上被恶犬伤到了腋下，她的病情愈发严重，到了七月份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眼见病情日重，吕后心知自己大限将至，对军功集团徐徐图之的计划是难以实现了，毕竟她去世后，吕氏后辈们不具备对抗他们的能力。
于是吕后只能对吕禄和吕产叮嘱道：“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
她对自己挑战白马之盟一事心知肚明，之所以没有激起反弹，则是因为众人畏惧她的权威，因此她去世后吕氏必须牢牢掌握好长安兵权，才能压制蠢蠢欲动的群臣。
除此之外，吕后在遗诏中还提到，“以吕王产为相国”。
这件事是相比吕氏封侯令军功集团更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令他们失去了担任丞相的特权。吕产无军功而封侯乃至封王，如今为了他又恢复了独相的制度，这严重触犯了军功集团的利益，此举宣告着吕氏与军功集团彻底决裂。
吕后对此必然是清楚的，但她同时也明白，自己死后军功集团肯定会有所行动，示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只能全面摊牌。吕氏既然已经走上这条专权之路，便再也无法回头了，至于结果，就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了。
其实尽管吕后很可能没有以吕代刘的念头，他只是想为惠帝一系扫清障碍，并且保证吕氏万世富贵，但在实际操作上，她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吕后对近支宗室手段残酷，这让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没有了调和的余地，但与此同时她却没有对另一支重要势力军功集团进行拉拢，不仅没有与他们分享利益，还不断对其进行压制，这样一来利益严重受损的两大集团必然走到一起共同对抗吕氏。
或许吕后在世时军功集团只能暂且蛰伏，而局面尚能维持稳定，但她去世后吕氏有能力应对两大势力的联合绞杀吗？
八月初一，吕后因病去世，一场席卷长安的风暴很快将要来临，被压制已久的军功集团将要露出锋利的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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