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00年——前1200年，与印度河文明衰落年代正好衔接。因此，笔者推断，当印度河文明衰落后，它的创造者——太昊后裔巴人又回到了故土。印度河文明金属加工以红铜和青铜为主要原料，采用锻、錾（音赞）、焊和失蜡法铸造等技术，制造斧、锛、锄、镰、凿、锯、鱼钩、刀、矛、箭头、剑、锤、剃刀、容器、人像和动物雕像等，青铜文化十分发达。而在三星堆文明中出土的大量巨型青铜器，也反映出三星堆文明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联系，如太阳形器（俗称“方向盘”）和“摇钱树”等。其中，太阳形器（“方向盘”）当是对车轮的模仿，犹如铜贝是对“宝贝”的模仿一样。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摇钱树”，也表明巴蜀地区的商业文化十分繁荣。1961年第11期《文物》载《“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一文中介绍，载四川东汉后期墓葬中，常有一种陶器出土，这种陶器下大上小，无底中空，器表雕有鳌、羊、蟾蜍或一些怪兽，有的还雕有坐于龙座上的西王母、抱瓮骑羊的人、持竿打“钱树”上的钱的人和把这些钱挑走的人。可知有关“摇钱树”的传说汉时已有。显然，这种陶器上的图案由来已久。《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史记.楚世家》说：“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墨子.耕柱篇》也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山海经.海内经》说：“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曍爰过，黄帝所为。”说明昆吾氏族善于冶铸，而昆吾之丘亦有建木，并与太昊和黄帝都有密切的联系，可知黄帝及虞、夏之时，中国已知铸铜器，但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器来看，器型仍较小，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器则很大，显然与印度河文明中发达的青铜文化一脉相承。刘诗中先生在《中国先秦铜矿》一书中指出：“《史记》《汉书》记载有炎黄部落族的黄帝采首山铜，冶铸于荆山下。少昊氏称金天氏，东夷的太昊和少昊时代已知冶铜。《尸子》卷下记'造冶者于蚩尤也’。蚩尤为夷人，因为掌握了冶铜术能和黄帝族相抗衡。太昊后裔较早与炎黄族融合的有伯益、颛顼，为夏后启铸铜的蜚廉系伯益之后，以擅于用火著称的祝融为颛顼之后……著名的先作陶、后作冶的昆吾族是祝融八姓之一。”说明中国的冶铜术并非“西来”，而是“西传”。其次，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文字与巴蜀图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学者将四川与重庆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符图（即狭义的“巴蜀图语”）、巴蜀戈文、巴蜀印章统称为广义的“巴蜀图语”。在出土的一些巴蜀印章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汉字。这些汉字跟巴蜀图语一同出现在印章上，似乎说明当时的巴蜀图语和汉字并没有完全隔绝。 在巴蜀印章上，刻有两个蝌蚪的图形出现的频率极高，这两个蝌蚪在当时显然代表了某种准则或者信仰，王族们经常用做自己的吉语和格言。这两个蝌蚪应该对应汉字的“仁”字。笔者认为，这些巴蜀图语当与印度河文明中的印章文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印章文字的破译将有利于对巴蜀图语的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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