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说明它的作者是一位姓左的人，一般认为即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意思是说，鲁国的君子左丘明害怕（孔子的）弟子对《春秋》的理解人人都不一样，又各自觉得自己的理解才是对的，导致真实的意思失传，所以找出了孔子修《春秋》时所用的历史资料，尽可能详细地对《春秋》的史事做了补充，写成了《左氏春秋》一书。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国语》也是左丘明写的，如在《史记》中，他两次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也表明《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国语》记载的史事，大多是春秋时代的事情，有少数是西周晚期的事情，叙事时代与《左传》基本相同，书中的内容有很多都可以和《左传》相互印证和补充，当然也有一些与《左传》不同的地方。因此，自汉代以来，人们多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而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问题是左丘明在失明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作了《左传》又作《国语》呢？对这个问题，唐宋以来的学者做过种种猜测。有的说，左丘明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其中有可以与《春秋》相发明的，就作了《左传》；其他的一些当时贤能人物的精彩言论，就汇集起来成了《国语》。也有的说，左丘明把他采集来的各国史，加以筛选，其中精粹的写成《左传》，芜杂的汇编成《国语》。总之，《左传》和《国语》似乎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不过，现代学者经过反复研讨，基本上达成共识：《左传》和《国语》是两部各自独立的著作，作者也不是一个人。《左传》是为了解释《春秋》的，而《国语》则是一部记载有大量古人言论的史书，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或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论语.公冶长》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说，那种善于花言巧语、表面上恭敬实际上心怀不满的人，左丘明认为可耻，孔丘我也认为可耻。那种把怨恨深藏在心里，还要假惺惺地跟你交朋友的人，左丘明觉得可耻，孔丘我也觉得可耻。说明左丘明是孔子十分尊敬的一个君子。但是，自唐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否认《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现代学者经过细致的考证，证明《左传》的作者其实是战国时代的人，理由是：1、《左传》记事的下限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而且提到了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55年）智伯被灭的事，并称晋国的大夫赵无恤为“赵襄子”。“襄子”是赵无恤的谥号，也就是人死了以后被追授的称号，而赵襄子死于公元前426年，距孔子卒已有53年了。可见《左传》不会是在赵无恤活着的时候写的，因为那样一来，即使左丘明与孔子同岁的话，至少也要活到126岁，因为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2、《左传》中的预言，绝大多数是应验的，但也有少数没有应验，正好可以作为《左传》成书年代的上下限。应验的有发生于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以及发生于公元前375年的郑国的灭亡等，说明《左传》的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375年。没有应验的有发生于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预言卫国只有300年国运，但实际上卫国是到420年后才灭亡的。另外，就是文公六年（公元前343年）预言秦国不会再有东征之举，但实际上，秦国最后大举东征，统一了六国。这样，就可以把《左传》的成书定于公元前375年至前343年之间。3、《春秋》所载历日为鲁国历日，而《左传》杂采各国史料，与鲁历不合。4、《春秋》所载的37次日食中，有32次可认定为实时观测的记录。而《左传》日食记录多有矛盾。说明其时尚没有发明推步日食的方法，所以其关于日食的记载都不准确。5、《春秋》所记日至朔晦均合天，《左传》所记则多与鲁历不合，且新增者多先天1日，说明《春秋》为实测，《左传》为推定，先天1日则说明其成书年代晚于实际年代307年以上。6、《左传》文公元年闰三月为子虚乌有，因为当时尚没有发明年中置闰的方法。8、《左传》和《国语》中太阳与实朔时刻位置仅相差一度，但月亮的位置就要差出12至13度。9、《左传》和《国语》中有好几处都是用岁星纪年的，比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岁在星纪”、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岁在析木”。《国语》最早的记载为公元前655年“岁在大火”，最晚的为公元前478年“岁在鹑火”，其间跨度有178年。说明《国语》的成书不会早于公元前478年，与《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相当，都属于战国中期。它们所书的岁星位置也非实录，而是按岁星12年一周天推算得出的，但岁星实际运行周期为11.8622年，因而不够准确。总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左传》和《国语》并非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一人所作，因为他失明了，一定会有弟子协助他，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各自的东西，且代有增补，最后成书已是战国中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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