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讲 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像的年代

 

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个漆箱，盖面中心用粗笔书写一个篆文的“斗”字，围绕“斗”字一圈顺时针排列着二十八宿的名称，斗杓指“心”宿，两端绘有龙和虎的图像，在“亢”宿下有“甲寅三日”四个字，盖面边缘还有其他字样，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天文史学界的极大兴趣。

学界认为，这个漆箱的出土，“把关于二十八宿的可靠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的《吕氏春秋》往前推了两个世纪，比甘公、石申的时代（前4世纪）也要早一百年左右。”那么，这个漆箱上的图案和文字究竟指的是哪一天呢？

根据李勇先生在《观天授时——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一书中的观点，它的年代是公元前418年9月10日。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漆箱盖两侧的龙虎图像分别指的是东西方向，龙东虎西。这与河南濮阳西水坡大墓发现的蚌壳龙虎图像相同，说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四象与四方就已经相配完毕。而四象与二十八宿相配则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事情。

国内学者认为，二十八宿与四方相配，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天象为依据的，因为这时朱鸟七宿在南方、苍龙七宿在东方、玄武七宿在北方、白虎七宿在西方。但鉴于《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说法，国外学者对四象的这种分法提出了异议。李约瑟先生指出：“在这里，方向相反的原则产生了奇怪的结果，即春宫与秋宫'对调’了。太阳在秋季到达心宿，而心宿却划入了春宫；太阳在春季到达参宿，而参宿划入了秋宫。”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认为：“以二十八宿配布于东西南北四方之顺序，相反于中国是也。盖以自昴起至第七宿为东方，自第八宿至第十四宿为南方，自第十五宿至第二十一宿为西方，自第二十二宿至第二十八宿为北方，即为东南西北之次序。乃于中国之东北西南相校，其方向相逆转。又中国以二十八宿分配于四陆者，似在春秋中叶以后也。”

实际上，四象划分的天象依据，即十二辰的方位属性（即阴阳五行理论中的三合）决定了二十八宿所划分的四象名称，例如角、亢、氐归辰，房、心属卯，尾、箕为寅，而寅、卯、辰正属东方，故此七宿合称东方苍龙之象，余类推。这显然与“四象的划分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天象作为依据”相左。

考虑到画面上仅出现龙、虎二象，没有出现鸟、龟二象，且画面上也无明显的龙与东方七宿、虎与西方七宿的对应关系，所以，箱盖上的龙、虎只是一种方向的标志，而非天文概念。

其次，比较箱盖中央的“斗”字和环绕它的二十八宿中的“斗“字，可以看出，箱盖中央的”斗“字中有一个笔画是多余的，它指向了二十八宿中的“张”宿。考察历代分野理论，二十八宿无不与地域相连，《左传》中就有大量的相关记载，也就是说，至迟到春秋时代，二十八宿就已具有表示地域的功能了。根据黄鼎对“分野古今地名对照”的研究，“柳、星、张分野河南洛阳、南阳、湖郧、阳襄之均州，先化、谷城、枣阳，德之随州、应山”，故湖北随县的分星为柳、星、张。“斗”字多余一划指“张”宿，正说明“张”宿属湖北随县，所以，它表示的是墓葬的地理位置。

再次，在二十八宿的“亢“宿下写有”甲寅三日“四个字。据李勇先生考证，”亢“宿所示正是月建的标志，如果取周正建子之说，”亢“宿所指为十月。而”甲寅三日“指的是十月初三为甲寅日，查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历史年表》，可知为公元前418年9月10日。

当然，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梳理出“甲寅三日“的五种历日结果，包括正月初三、三月初三等，究竟孰是孰非呢？

李勇先生认为，图中斗杓指“心”宿只是绘出了一个客观天象，而斗杓在星空（包括二十八宿）中的指向是固定的，并不随时间变化，因此不能用来确定时节，该图像中的斗杓指“心”也是如此。据陈久金先生研究，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用的是北斗九星中第六、第七两颗星的连线指向摄提、大角和角亢方向；在此之前，用的是北斗九星系统，其第五、七、八、九四星的连线，通过招摇、天锋指向大火星的方向。按此说法，斗杓指向大火星（心宿）亦属正常，其位置关系也不变化，因为它们都是恒星。而古代的北斗观象授时系统，即所谓“斗建十二辰”，是指北斗斗杓所指地平方位确定时节的方法。斗杓指向相当于星空来说是不变的，但其指向地面的方位确实是变化的，其原因就在于地球自转和公转导致恒星星空呈现出周日视运动和周年视运动的现象，而北斗与整个星空共同参与这两种运动。北斗观象授时系统的“斗建十二辰”正是利用其周年视运动来确定月建的，《夏小正》以斗杓指向确定季节的说法正是此理。当然北斗同时还有周日视运动，它犹如钟表一样，每天绕北极转一圈，但由于漆箱图像中根本就没有出现地平方位信息，所以就不存在斗建定月的问题。将二十八宿中亢宿分属十二支的“辰”混为地平十二辰中的“辰”，并认为属斗杓建辰，纯属天文概念不清所致，由此得出“斗建辰”，其后再以建子、建寅分别得出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第一种结果）和三月初三（第二种结果），显然都不合理。所以，“甲寅三日”之所以写于亢宿之下，应该是指此时太阳位于亢宿，然后再得出它对应建子的十月（第三种结果），基本可信。而认为亢宿为初昏中星，并推得公元前423年五月初三（第四种结果），初看似有可能，但细细推敲，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它无法排除“亢宿指旦中星”的可能。所以，昏旦中星都不太可能。查《礼记.月令》有“仲秋之月日在角”的记载，角宿与亢宿相邻，如果亢宿也是暗示日之所在，则据《月令》仲秋为八月（因冬至在仲冬之月，故立法建寅），换算成建子之历正是十月，故亢宿指日之所在亦合于《月令》天象。

还有一种结果（第五种结果）得出公元前433年正月初三（建寅），细读其文，似书写有误，结果应为公元前433年三月初三（建寅），与第二种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