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是今本《周礼》中的一篇，学界普遍认为它是齐国的官书，但论及著作年代却有不同的说法。宋代学者林希逸认为是“先秦古书”；清代学者顾炎武认为“必七国以后之人所增益”，即成书于战国以后；江永认为在“东周后”；郭沫若认为在春秋后期；杨宽认为在战国初期。《礼记疏》谓汉孝文帝时求得《周官》（即《周礼》），但不见《冬官》篇，于是让博士作《考工记》补足，即作于汉代。笔者的学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恩田先生考证，《考工记》既非齐国官书，也不是先秦著作，其成书年代不早于西汉。论据如下：首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考工室”是西汉官名，隶属于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考工”官名不见于先秦。其次，《考工记.匠人》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而任何先秦古籍中都没有这种城市布局的记载，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成果证明，像这样的城市规划最早见于西汉的长安城。再次，《考工.记栗氏》说：“量之以为釜，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嘉量”一词首见于刘歆《钟律书.序论》。《汉书.律历志》说：“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四曰嘉量……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考工记》制量铭文中称“嘉量”，说明《考工记》成书年代不早于汉平帝元始年间。此外，由于《考工记》量名中有鬴，与釜音同；又有豆、升，与齐国量名相同，学者多据而推断《考工记》为齐国官书，但《考工记》中没有齐国量名区、钟两级，而且在相同的面积“方尺”的前提下，“深尺”为鬴，其底部深一寸为豆，说明十豆为钟，属于十进制。而齐量是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属于四进制。两者的量名与量制均不同。而且《考工记》是集升、豆、鬴为一器的复合量器，即器身为鬴、器底为豆、两耳为升，这种复合量器不仅与齐国不同，与先秦其他国家也不相同，唯独与王莽嘉量相似。《西清古鉴》卷34著录了一件王莽嘉量，集五量为一器。1924年清点故宫文物时在坤宁宫发现了实物，有铭文81字，其中“龙在己巳，岁次实沈”，意为此器的年代为王莽新朝始建国六年（公元9年），太岁在己巳，岁星次于实沈。在五量上都记有形状、尺寸和容量，如“律嘉量斛”记有“容十斗”，与《汉书.律历志》上的记载“十斗为斛”完全相符。由此可知，王莽时曾两度革新量制，一次在汉平帝元始年间，即《汉书.律历志》所谓“元始中王莽秉政”之时，《考工记》中所载量器所示；另一次就是故宫所藏王莽嘉量铭文所示年代——王莽新朝始建国年间。《汉书.王莽传上》说：“（元始三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谬）、壹异说云。”这次规模空前的征调全国各学科“异能之士”千人进行古籍整理的活动，不仅是为了纠正错误、统一认识，而且“皆令记说”，必然会有一批新的著作问世。今本《考工记》中所见有关“嘉量”的记载可能就是这次活动中刘歆等人的增补或新著。因为，王莽祖述陈氏齐国，载九庙中以逃亡于齐国的陈完为“齐敬王世祖”，以燕伐齐而逃亡于莒（音举）的愍（闵）王为“济北愍王王祖”，刘歆等人为王莽所造“嘉量”中使用鬴（釜）、豆、升的齐国量名也就不奇怪了。但不能以此作为《考工记》为齐国官书的证据，并据以作为研究齐国科技和手工业的依据。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