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所出《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清代以来的学者如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人都曾着力搜求南北朝至北宋的古注、类书所引《纪年》佚文，加以汇辑、补充和校订，基本恢复了《竹书纪年》的概貌，人们不仅称其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且也当然地对其信而不疑。但由于古本《竹书纪年》与传统古史有较大差距，故而不被学界重视，唐以后竹简散失，最后终归亡佚。今本到明朝嘉靖年间方始行世，人们自然将其视为“伪书”。清四库馆臣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钱大昕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乃宋以后人伪托，非晋时所得古本。”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认定，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王国维对今本《竹书纪年》更持否定态度。他作有《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用惠栋《古文尚书考》、孙志祖《家语疏证》的方法，找出今本《竹书纪年》中材料之所出，认为：“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徵。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
但杨朝明先生的看法与王国维等有所不同。王国维虽然说“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但同时也承认其中有“不见他书者”，而这些不见于他书的材料也并不像王国维所说“空洞无事实”。仔细审察王国维的《疏证》，就不难注意到王国维所说今本《竹书纪年》抄袭他书的材料，其实并看不出直接抄袭的痕迹，仅能说明今本《竹书纪年》所言有本，并非无根之谈，恰恰反衬出今本的重要性来。 但是，王国维比较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时的情况则属例外，相通、相因痕迹非常明显，说明二者的来源相同。比之古本，今本在时间或内容上都较为明确、具体，而今本又绝非辑录而成，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杨先生推测，汲冢所出原简，前面部分可能有所散乱，所以《隋书.经籍志》在著录“《纪年》十二卷”的同时，注：“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晋书.束皙传》说《纪年》十三篇，可能就包括《竹书同异》在内。可能正由于竹简的散乱，才出现了荀勖说《竹书》起自黄帝，而束皙和杜预认为起自夏的不同说法。但荀勖是亲自参加《叔叔》整理工作的人，因此他的说法更值得重视。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整理，并用沈约的名义加了注；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把夏代以前的资料编成“五帝纪”放在书的最前面；以沈约的名义加进《宋书.符瑞志》等内容，作为《纪年》的注；或据束皙所言《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从而改动《纪年》，使之具有了“春秋笔法”；将东周时期的晋、魏纪年改为周亡纪年。此外，清人说“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加注”，应该就是以沈约名义作注的人所加，但他绝非有意作伪。而《太平御览》虽引《纪年》较多，但并不一定全部直接采自原书，有可能采自前代类书，如《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说明今本《竹书纪年》也有可能采自这些类书。 此外，宋代许多公私藏书著录不载《竹书纪年》，但《宋史.艺文志》却载“《竹书纪年》三卷”，与今本《竹书纪年》二卷相近，且书名相同（因古本《竹书纪年》只称《纪年》），宋代文献也有引今本《竹书纪年》的。 张富祥先生在《<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考辨》一文中也说：“今本《纪年》是唐代开元年间修书时，由当时所存古本《纪年》的残本整理、增补和改编而来的，并根据一行和尚的《大衍历》重新编排了年代，且增加了纪年的干支。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合乎古籍整理的规划，然当时任尚存有一种'补亡’的风气，意欲将已亡或半亡之书再收拾有关材料补撰或补全，以便使之可藏、可读。但如《纪年》一书残缺已久，添补和改编谈何容易，即使勉强为之，也必致左支右绌，无法弥缝，所以本书最后遗留下来的，还是一部讹误百出的半成品，令人疑窦丛生。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变动古本已经不全的年代：夏代部分添加帝王服丧期而致王年不接续，西周部分则据后世历法重排各王年，晋、魏部分又改两周纪年为周王年。由此导致所录西周共和以前的三代年代大为混乱，无复古本之旧。同时，所增补的一些条目错乱亦多。不过今本《纪年》毕竟是由古本衍传下来的，书中的大部分条目仍承古本而来，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能因其改编的讹误就一切弃之。如本文上面所述，《后汉书.西羌传》所记周宣王时的西戎史事，史料和年代便都须以今本《纪年》为正，不能因为今本《纪年》被指为伪书，就反而相信范晔的错误编排而不加甄别。古本《纪年》原载的三代年代框架，也还是可以利用今本的著录作为基础，同时参照古本佚文及其他各种文献资料中的古史年代加以恢复，以发挥其年代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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