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向观众展示源远流长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清华大学与日本奈良县政府联合举办“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展览开幕式于9月23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了中日两国十数家收藏机构所珍藏的170余件（套）重要文物或其复原、复制件。其中近半数日本文物是首次到中国展出，它们承载着延续数千年的文明、跨越海域来到中国，与中国的珍宝汇于一处，共同勾勒一幅中日文明交流图景，一定程度上为人们还原了中日两国的文明演进和不可磨灭的相互借鉴与影响【1】。而此次展览中有一套带具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脑子中瞬间闪现了很多与之相关文物的影像。
出土地点：生驹郡斑鸠町 新山古坟
时 期：原品为西晋制造
尺 寸：带状金具长6.7宽3.1~3.2cm
材 质：金属
收藏地点：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
备 注：复原品、原件藏于宫内厅
经展示牌介绍得知，此次展示的这组铜鎏金带具为复制品。根据1885年土地所有者在新山古坟挖出的西晋（公元265年~317年）铜鎏金带具复制而成。带具为铜鎏金镂空纹饰，左右两件带具上面饰有龙纹，而中间的三件展示牌中释为“三叶纹”。
笔者经过多年来对中国古代“胜形饰”及“胜形纹饰”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当在朋友圈看到梦言女士发的这组铜鎏金带具时，中间的三件銙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笔者认为，中间的三件銙片上面的主体为“叠胜”，主要流行于两晋时期。这种“叠胜”造型的带具及饰物，在中国境内的两晋贵族墓葬中亦有出土。
1952年12月，江苏宜兴精一中学师生在挑土平整操场上的一处小土丘时，掘破了一座砖室墓的墓顶。公安人员进入墓室取出若干遗物后，将墓室封好。1953年春，华东文物工作队派工作人员对发现的两座墓葬做了发掘。当地人称这处小土丘为周墓墩，相传为周处的墓地。土丘一角有“周王庙”，奉祀周处。经发掘，被掘开的墓葬（编为1号墓）中发现刻有文字的青砖，上书 “元康七年九月廿日前周将军”等字样。清代《宜兴县志》记载周处葬于此，而周处正是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战死的，所以此墓为周处墓无疑。
周处墓虽早年被盗掘，但还是出土了不少遗物，其中有17件较完整而成形带有镂空花纹的金属带具。随后，这条带具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轰动。引起轰动的原因并非是这些带饰有多么的精美，而是其使用的材质被误以为是铝。1955年，罗宗真在考古报告整理的过程中，把从该墓出土的一小件金属残片交南京大学化学系做了成分分析，得知为含铝约85%的铝铜合金。
1959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由古代冶金陈列小组推荐，展出了周处墓所出全部带饰。南京博物院也曾展出过该墓出土的带饰，展品标签上都明确标示这些带饰系铝制品。截至1963年，国内发表的相关科普文章至少6篇。同时，国外已有多篇关于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报道和文章发表，分别出自瑞典、英国、法国和苏联学者。然而，周处墓中出土的17件较完整而成形的金属带饰并未经过科学检测。为此，夏鼐于1964年协调将南京博物院留存的2件和1959年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14件带饰（另有1件途中破损，无法与其他残片分别开来）提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经密度测定、光谱和X射线物相分析，全部带饰为含有杂质的同一种金属，是银而不是铝。1972年，夏鼐发表《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一文，公布了上述鉴定结果【2】。真相大白。
中国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所出土的这套银带具，除了曾经“震惊”中外的材质问题外，有关上面的纹饰很少有学者关注。孙机在《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一文中介绍了其带扣（上图）【3】。然而，从此次展览所展示日本奈良出土的五件铜鎏金带具复制品来看，2件带扣及3件带銙与西晋周处墓所出土的这套银带具极为相似。带头和带扣均为龙纹，带銙銙片的主体部分均为“叠胜”造型。因此，可以确定，日本奈良县出土的这条带具为西晋时期传入日本无疑。
接下来，再解析带銙銙片上面的“叠胜”造型。
“叠胜”造型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进一步衍化。常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带具，其带銙銙片通常都是方形或类似于方形。而“胜形纹饰”融入到带具中，从目前考古出土的相关文物来看，主要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2001年9月，江苏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M13号墓，出土两件金质“胜形饰”。根据考古报告摘要：金胜 2件。片状，双面饰几何纹，中部有横向穿孔。M13：32，器形略大，几何纹中饰六瓣花纹及圆形压印纹。长1.95、宽1.3、厚0.35厘米（上图右）。M13：33，中部有两个凸起，几何纹中饰四个圆形压印纹。长1.2、宽0.8、厚0.3厘米（上图左）。墓葬年代为东晋中晚期至刘宋初期【4】。右边这件与“胜形饰”特征吻合，而左边这件属于两个“单体胜”上下重叠连接在一起的造型。
1998年，南京仙鹤观M2号东晋高崧墓出土饰物中，亦有一件金胜，造型与东晋温氏家族M13号墓出土相似。根据考古简报摘要：金胜 1件（M2：22）。片状。两面刻交叉线纹及5个小圆圈，中部有1穿孔。长1.5、宽0.7、厚0.3厘米。类似造型的金质“胜形饰”还有两件，出土于江苏南京郭家山M1号东晋早期墓，根据考古报告摘要：束腰形饰件 2件。中间横穿一小孔，M1：54长1.1、宽0.6、厚0.2厘米（上图）【5】。这几件重叠在一起的金质“胜形饰”，即为“叠胜饰”。
将日本出土的三件西晋带銙銙片（复制品），与中国出土东晋时期的“胜形饰”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这些造型都为“叠胜”。为了能够充分证明带銙銙片的主体为“胜”，再来看看其它的证据。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套铜鎏金带具，标注年代亦为西晋。但是根据上面的纹饰，极具北朝风格。因此，笔者认为这套带具可能是北朝时期（439年—581年）。
这套带具的带銙有4件的銙片为单体“胜”形，在单体“胜”的中间椭圆形区域内雕刻着一只凤鸟。下面的带銙环略呈桃形，里面雕刻着一只“万岁”形象。这些雕刻的形象通常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而作为主体的銙片为“胜”的造型是毫无疑问的。
“胜形饰”最早见于西汉中期的岭南地区，而此时的中原地区，西王母刚从半人半兽的形象向贵妇形象转变。而在中原地区，我们现在所常见的西王母“戴胜”造型上面的“胜形纹饰”，及用于佩戴的“胜形饰物”，最早见于西汉晚期或新莽时期，且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枚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的青铜镜，此镜上的西王母有“戴胜”造型。是目前有纪年可考年代最早，且西王母“戴胜”形象与“胜形饰”造型最相似的文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汉帝国的灭亡，“胜形饰”又脱离了西王母形象。然后融入到各种文化艺术中。如北齐青州地区佛造像的璎珞中（见上图）；南方地区南朝画像砖与莲花结合（见上图）；与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的“畏兽”形象相结合（见上图）；与凤鸟及其它祥瑞相结合（见上图）；同时还出现于鲜卑族的马具及双马牌饰中（见上图）。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胜形纹饰”融入性极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也正是在此时，“胜”的造型及“胜形纹饰”亦融入到了带具中。
再回过头来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收藏这套鎏金铜带具的带扣和带头。在带头和带扣的周围，能看到巧妙的利用圆形铆钉做为“胜”的中心圆，并在“胜”的方形外延伸出两个对称的梯形。毫无疑问，这些隐藏的结构设计，就是将“胜形纹饰”巧妙的融入到带具中。
而这些“胜形纹饰”在日本奈良县和中国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两套带扣和带头上都能见到，可见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意的将“胜形纹饰”融入到带具中。
两汉时期大部分所见的“胜形饰”及“胜形纹饰”都为素面，极少数上面有纹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胜形饰”及“胜形纹饰”通过不断地衍化和融入，“胜形饰”及“胜形纹饰”上开始出现了各种符号及纹饰。
最后，笔者再对此銙带上“叠胜”中间的“三叶纹”进行解析。
1959年，湖南长沙五里牌M9号东汉早期墓，出土一批精美的金饰。其中有一件金质连体型“扁胜饰”，根据考古报告摘要：亚形饰1件。周围以金皮相包，中有六瓣花形，并有一较大的珠粒为花苞，空隙处则粘满了小珠粒，两面均有纹饰。此“胜形饰”的中心为“六瓣花形”。
前面介绍过这件金质“胜形饰”。2001年9月，江苏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M13号墓出土。根据考古报告摘要：M13：32，器形略大，几何纹中饰六瓣花纹及圆形压印纹。长1.95、宽1.3、厚0.35厘米。此件“胜形饰”的中心为“六瓣花形”，且花瓣的中心和花瓣外围各对应一个圆点。
1968年，江苏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推断为齐明帝兴安陵）出土“羽人戏虎砖画”中的“叠胜莲心纹”。其造型为上下两个单体“胜”相叠，左边3件为中心圆心外五瓣花形。而右边这件为圆心带花芯形点状纹饰，花心外为六瓣花形。其图案设计构思与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M13号墓出土金质“胜形饰”如出一辙。
将这些“胜形饰”及“胜形纹饰”进行对比，能找出很多共同点。“胜”中心的“六瓣花形”从东汉到南朝都有出现，并且是有规律的衍化。如将“六瓣花形”从中间对半切割分开，就是左右各“三瓣”，即形成了西晋带具上的“三叶纹”。
结语：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五花八门的“胜形饰”开始，其实就已经宣告自两汉以来“胜”崇拜的衰落，并走向消亡。到隋唐时期，基本上已经很少再出现两晋时期的“胜形纹饰”，更不见汉代时期的“胜形纹饰”，取而代之的便是后来的另一种“叠胜”纹饰了。
【1】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特展开幕 |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华彩呈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号，2022-09-23。
【2】许宏：《西晋周处墓铝片的身世之谜》，《大众考古》 2021年04期，第21-29页。
【3】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01期。
【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 《考古》2008年06期。
【5】王志高，张金喜，贾维勇：《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03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
【6】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见《文物》1984年第6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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