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篇写完了淮南三叛，时间再次回到邵陵厉公嘉平三年（公元251年）。
最早之前的南匈奴自称是汉室的外甥，就姓了刘氏，太祖皇帝（曹操）把单于呼廚泉留在了邺城，把他的部众分为五分部，居住在并州境内。
左贤王刘豹是单于於扶罗的儿子，为左部帅，他的部众最为强大。
城阳太守邓艾上书给朝廷，说把单于留在邺城，羌人和夷人就没有了统领者，单于虽然还有着名号，但是和部落之间的关系也生疏了，而左贤王在外，他的部族又最强，权威越来越大，朝廷不可不防备着他们。
听闻刘豹部众中有胡人反叛，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将他的部族分割为二，以削弱他的势力。再给他的儿子加封称号，让他居住雁门，再给他们追录旧的功劳，这才是长久之计。再者，现在和百姓杂居的羌人胡人，应当慢慢让他们离开。
邓艾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比《徙戎论》要早，司马师也都接受了。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避免后来的“五胡乱华”，也许是这件事没有专人好好的去追踪进度，亦或是上天将要开启胡人、羌人，非人力所能控制。
姜维入侵西平时，擒获了中郎将郭循（三国志上记载为郭修），蜀国以郭循为左将军。但是，郭循一直想找机会行刺刘禅，只是没有机会靠近，在上寿时一边拜一边往前靠近，但是都被左右侍从阻挡。
邵陵厉公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正月，蜀国大将军费祎和将领们在葭萌宴会，当时郭循也在座，他趁着费祎欢饮沉醉时，突然起身刺杀了费祎。
费祎这个人生性汎爱，对别人没什么防范之心。越嶲太守张嶷曾经写信告诫过费祎，说他如今位尊权重，对待归降的人又太过亲近不设防，还是应当有些警戒才行。当时费祎也没当回事。
公元253年二月，吴国太傅诸葛恪东兴大捷以后，被进封为阳都侯，加荆州牧、扬州牧，督领总军务。
这场战的得胜，让诸葛恪有了轻敌之心，回吴以后，又打算要出兵伐魏，吴国大臣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频繁征战，国力空虚，将士疲弊，他们都劝阻诸葛恪，无奈诸葛恪不听。
他还写了一篇文章给众人，说凡是敌国之间都会相要吞并对方，昔年秦国只有关西之地，尚且还并吞了六国，如今的魏国，土地比秦国要大很多，而吴国和蜀国加起来，也不及当时六国的一半，但是我们都能得胜（是指东兴之战），正是因为魏国开始衰败，加上司马懿又诛杀了王凌，接着自己又病逝，他儿子司马师幼弱，又不会用人，所以现在正是讨伐的好时机。诸葛恪还例举了刘邦伐楚，以及诸葛亮数次伐魏的事例。
实际的情况，并非诸葛恪分析的这样。
首先，曹魏已经兴国三十多年，他们有精兵良将，分别镇守几方，而吴蜀呢，诸葛亮、费祎、陆逊、朱然已相继去世，此时的吴蜀实在没什么实力。诸葛恪倚仗一场战役的得胜，就认为魏国已经衰败，实在是太过轻敌了。
其次，他说司马师幼弱，又不会用人，说明他太不了解对手了，司马师老谋深算不逊于司马懿。
再者，他认为凭自己的才能足以能对付魏国，不把这个难题留给后人，殊不知他的叔父诸葛亮数次出兵讨伐魏国，最终都没成功，以诸葛恪的才干，不足以和诸葛亮相比。
吴国大臣虽然都明白不可再征伐，但是都不敢再出来阻止。
丹阳太守聂友和诸葛恪的关系比较好，他听说这件事以后，也写信劝谏诸葛恪，让他现在以养兵畜锐为好。
诸葛恪把自己的那篇文章附在回信后面，他给聂友的回信是这样的：虽然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看的不够长远，如果能好好读读我的这篇文章，也许就能明白了。
诸葛恪的亲家滕胤，他也来劝谏诸葛恪说：您受先帝嘱托辅政，声名震于天下，百姓也希望您能带给大家安宁。如果兴师出征，百姓士兵都处于疲惫状态，若不能得胜，反而是前功尽弃还会招来百姓的怨忿，不如休兵养息，伺机再动，况且出征是大事，大家都不赞同，您又怎能独自安心呢。
滕胤的劝言可谓是深切，良苦用心。诸葛恪仍然不听，他说众人不赞同，是因为没有计算，想要苟且偷安，还说曹芳暗弱，魏国朝政都在司马氏之手，他们自己都开始离心，这正是征讨的好时机啊。
公元253年三月，诸葛恪不顾众人反对，发兵二十万浩浩荡荡的去征讨魏国，他以滕胤为都下督，留他在吴国掌管一切事务。
诸葛恪先入侵淮南，部将就劝他不如引军深入，直接围攻合肥新城，这样魏国必定会发援兵，就可以趁机攻打他们大军，才有大的收获。
公元253年五月，吴兵围攻合肥新城，魏朝廷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去救援，这时，蜀国也正在入侵陇西，魏国东西受到夹攻，司马师就向虞松问计。
虞松提出建议，他说诸葛恪率众前来，围攻新城，是想要大战，如果一时不能破城，我们又不出战，对方必定疲弊。蜀国的军粮运输一直都有问题，所以没有很大的忧患，我们只要重点对付吴兵，蜀兵没有了东吴的支持，也会不战自虚。现在可以发出关中各路兵马加急行军，出其不意，必能获胜。
于是，司马师派郭淮和陈泰发出关中部队，陈泰到了天水冀县时，蜀兵粮尽，姜维退兵。
当时的新城守将是扬州牙门将张特，吴兵连月进攻，城中守兵三千人，因为生病和战死者已经过半，诸葛恪下令急攻，城池即将要被攻破。
这时候，张特用了一计，他对吴兵说，看现在的状态，自己也无心再战，按照魏国法令，守城过百天援兵又没到达，就算投降，也不会连累家人坐罪，如今守城已经九十多天，城中人已死过半，就算城破，剩下的一半人也不肯投降。
张特还说让吴兵给自己时间去说服众人投降，还扔出自己的印绶以表明决心。
结果，张特利用这个时间，连夜修补城防，第二天早上，他又对吴兵表示会死战，吴人非常生气，继续进攻，但是没能破城。
当时刚好是暑热天气，吴兵疲劳，加上天热和饮水问题，吴兵有的得了腹泄，还有别的疾病，病患者超过一半人数，死伤者无数，各营地报上来的患病人数越来越多，诸葛恪以为将领说假话，还扬言要杀掉他们，于是，众人都不敢再汇报情况。
到了这时，诸葛恪明白自己失算了，新城又久攻不下，所以心情也不好，怒气冲冲。将军朱异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想法，诸葛恪立即收了他的部众，将他发回建业。
吴国都尉蔡林数次提出计策，诸葛恪都不采纳，蔡林气的去投奔了魏国，魏国诸将知道吴兵已疲弊至极，就加速援兵的前进。
公元253年秋七月，诸葛恪无奈退兵，士兵有的伤有的病，流落于道路，互相搀扶，有的跌倒在沟里，有的被魏军擒获，人人哀痛。
而诸葛恪却安然自若，他在江中岛上住了一个月后，又去了浔阳打算屯田，后来朝廷的诏书一封接一封的召他回京，他才缓缓带兵回去。
对此，吴人大失所望，痛怨不已。
夷灭三族
八月，吴军回到建业，诸葛恪回到府中以后，立即召来中书令孙嘿，厉声的责骂他，说他们随意的滥发诏书，孙嘿害怕提出辞官回到家乡。
诸葛恪又把自己出征以后，有关部门选拔的官员全部罢除，重新改选，而且他治理越来越严，经常责备众人，搞得去见他的人都惊怕不已，他又换了宿卫的人员，任用他的亲信，还整顿部队，打算兵发青州和徐州。
孙峻想要夺权，就以百姓多怨，在吴主孙亮面前构陷诸葛恪，说诸葛恪想要兵变。
公元253年冬十月，孙峻和吴主孙亮安排了酒席宴请诸葛恪，赴宴的前一个晚上，诸葛恪烦躁不安，通宵不能入睡，而且府中又出现怪异之事，因此，诸葛恪心中起疑。
第二天，诸葛恪在宫门前停车，这时候，孙峻早已安排了伏兵，他担心诸葛恪不进去，就亲自出来迎接他，而且还故意试探诸葛恪，说如果身体不舒服就下次再来朝见吧。
诸葛恪表示自己会尽力去见吴主，这时，散骑常侍张约和朱因就悄悄的递了纸条给诸葛恪，上面写着：今日的宴会非比寻常，应该有其他缘故。
诸葛恪就把纸条拿给滕胤看，滕胤劝他不要进去朝见，诸葛恪不肯，他认为孙峻等人也没什么本事，大不了就是在酒中下毒。（这是第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有其他资料记载是这样的：诸葛恪看了张约给他的纸条以后，就赶紧返回，在大门处遇到了滕胤，诸葛恪就说自己肚子痛，不打算朝见了，滕胤不知孙峻的阴谋，就劝诸葛恪说自从还兵后还没见过陛下，现在陛下宴请，而且已经到了门口，最好还是进去朝见陛下为好。于是，诸葛恪犹豫着进了宫门。
但是，东晋史学家孙盛却不这样认为，所以大部分还是依据第一种说法。
诸葛恪进宫以后，带剑上殿，拜见过吴主以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诸葛恪这时候还是有些戒备心的，他不愿喝宴席上的酒。孙峻当然也能看出他的犹疑，他就对诸葛恪说：您的病还没有痊愈，应该有带自己的药酒吧，也可以喝带来的药酒。
诸葛恪听了这话以后，心里放松了一大半，酒过几巡以后，吴主起身回到内室，孙峻起身去厕所，他换下长衣，穿着短衣，然后走出来大喊：有诏令把诸葛恪拿下。
诸葛恪听闻大惊而起，还没来的及拔剑，孙峻的刀就落了下来，在一旁的张约用刀去砍孙峻，伤了他的左手，但是张约的右臂也被孙峻砍断。
这时候，侍卫都冲了进来，孙峻说，今天要杀的是诸葛恪，他已经死了，说完了就收刀入鞘，让人打扫了大殿，继续喝酒。
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诸葛建，听闻这个消息后，带着母亲想要逃走，也被孙峻派人追杀。
诸葛恪的尸体被苇席裹了扔在石子岗，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以及三个儿子，诸葛恪的外甥张震、朱恩，也全部被杀，而且都被夷灭三族。
临淮的臧均上表请求应该替诸葛恪收尸安葬，言词恳切深刻，吴主和孙峻也就任由诸葛恪的部下给诸葛恪敛葬。
诸葛恪被杀以后，吴国大臣都上奏推戴孙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有些讨好孙峻的大臣就上表，以孙峻为丞相，大将军，督领内外军务，而且也不设置御史大夫，因为御史大夫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丞相，不设这个职位，就等于吴国朝政都由孙峻一人把控，因此，东吴国人非常失望。
滕胤就以自己和诸葛恪是亲家为由，推辞司徒一职，后来被孙峻挽留，这二人虽然内心不融洽，但是在外看来也是互相包容，孙峻以滕胤为高密侯，像之前那样共事。
齐王孙奋听说诸葛恪被杀，就去了芜湖，打算去建业观察形势，齐王大臣谢慈等人劝阻无效，还被孙奋诛杀，孙奋也因此被废为庶人，迁到章安县。
南阳王孙和的王妃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而且之前还有传言说诸葛恪曾经想要拥立孙和。因为这些缘故，孙峻下令收回孙和的南阳王玺绶，把孙和迁到新都，后来想想还不解气，又派人去赐死孙和。
孙和的妾室何氏生长子孙皓，其他姬妾有生儿子孙德、孙谦、孙俊，孙和被赐死，王妃张氏也自杀跟随，何氏留下抚育孙皓以及另外三个幼子。
诸葛恪一事牵涉的人员相当庞大，他自己也被草草下葬。
一直到了公元258年，孙休即位，下令重新安葬了诸葛恪、滕胤等人，还把当年被流放的人全部召回。
在诸葛恪还是少年时就颇有盛名，孙权也非常器重他，但是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却因此而担忧，陆逊也曾经告诫过诸葛恪不要太过气盛。
在讨伐魏国出兵新城这件事上，诸葛恪正是像孙权曾经对他的评价：刚愎自用，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听。而且还过于轻视魏国的国力以及司马师，最不该的是，在战败以后，不仅没有总结原因，还为了掩饰过错，更加的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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