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酷爱挖皇陵这一说法，大概是缘于他极力主张挖三大皇陵：秦始皇陵、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以及明成祖的长陵。而且，后来在他的倡议下挖开了万历皇帝的定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以至于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帝王陵墓一律不许挖掘。”
基于此，郭沫若才会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就是他对挖皇陵情有独钟。那么，为何他会偏爱皇陵的挖掘呢？让我们来看看郭沫若为考古事业做的那些“好事”。
在中国历史上，郭沫若绝对是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往往会忽略他各方面的成就，而只顾着批判其人，这也是不多见的。
郭沫若为人熟知的是文学造诣，还有泛滥的感情经历，其实他的考古成就也是很高的，尤其是甲骨文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郭沫若的头衔不少，新诗奠基人（出版过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出版过《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甲骨学四堂之一。这四个称谓，常人能有其一都是很了不起的，而这些全部集中在郭沫若一人身上，可见其具备真才实学。
我们单从郭沫若的考古成就来看，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颇深，其中收录于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上会》一文，可以称得上是甲骨文研究的巅峰之作了。郭沫若晚年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也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按理说，有了这诸多成就，郭沫若应该满足才对，但是他偏偏“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大概是想进一步证明自己，或许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再不就是出于对考古事业的热爱。总之，不管初心为何，因为主张挖皇陵，他所有成就都被抹杀了，只剩下了骂名。
郭沫若为什么对皇陵这样青睐呢？大概是文人的一种极度渴望，他主张挖开秦始皇陵，结果无意间促成了“世界第八大奇迹”，他试图打开乾陵是为了心心念念的《兰亭集序》真迹，他对明朝皇陵的期待是希望可以找到《永乐大典》。于公于私之下，强烈的好奇心促成了他开陵的决心。
1955年10月，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震惊了当时的文化部，发起人正是郭沫若和吴晗。12月，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因为长陵发掘的难度，郭沫若等人将目光集中在了定陵，对并其进行了彻夜挖掘。
定陵作为十三陵中唯一被挖开的地下宫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然而这一次考古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由于缺乏经验，且没有完备的考古紧急救援准备，定陵内的大部分出土的文物，离开相对恒定的温度和环境，被氧化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后，失去了本身的色彩而迅速褪色，包括万历皇帝的龙袍等珍贵文物相继发黑变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最可悲的是，身有脚疾的万历皇帝和两位妃子的尸骨最后在一场浩劫中皆被焚毁，实在是对先祖的大不敬。
如今我们在定陵博物馆看到的大部分文物，其实都是当年出土文物的复制品了。
有了定陵的惨痛教训，并没有让郭沫若及时止损。周总理批示十年内不挖皇陵，十年之后，也就是1965年，郭沫若再次申请挖掘长陵。基于上一次的教训犹在昨日，郭沫若这一次的申请并未通过，泉下有知的明成祖一定也是松了口气的。
但是即便如此，郭沫若仍然没死心，他还是想打开乾陵一探究竟。于是，郭沫若提交了《乾陵挖掘计划》，这一次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他以“应该给子孙留点活干”打消了郭沫若的念头。
失望的郭沫若只好赋诗一首以慰遗憾：“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
还记得小学课本中的司母戊鼎吗？这是郭沫若当年赐名。2011年，经过专家研究确定，正式将其更名为后母戊鼎。
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郭沫若命名，就是著名的“马踏飞燕”。后来专家一致认为马脚下的是乌鸦或者龙雀，因为建议唤起“马超龙雀”。
还有郑州发掘的殷商古城，郭沫若认为它是隞都，最后专家确定其为商汤所建的亳都。
郭沫若还参与了刘胜墓的发掘，出土了著名的金缕玉衣。可以说，郭沫若对考古的热情很高，只是他留下的这些小插曲也实在让人诟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诸多皇陵被保护住了。且不说当下还不具备开陵的条件，即便再过个几十年，也未必可以保证开陵后的文物可以完好无损。尊重历史才能解密历史，我们期待谜底，但更期望保护好每一座珍贵的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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