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陈鹏举
日期:2021-11-11
陈鹏举
朋友发我一本书的封面图片。封面是红底,一棵几何形黑色大树、几只黄色小鸟。简洁的三色,十分悦目。钱君匋曾告诉我,封面最多三色,多了就不好了。可见是大家之言。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几万字的报告文学,书名是《巴金和寻找理想的孩子》。三十五年前,我三十五岁,和芝麟一起写的。
就着无锡钱桥一群小学生和巴老的书信来回,能否写成书?当时的少儿出版社社长张秋林,让他们社里的编辑高蕴生陪我先去钱桥看一下。见到了那群小学生,感觉能写。高马上联系了社长,主要是让他汇点经费,以便我们住上几天,采访之余,还能在随处的小摊上喝口小酒。
高是个妙人。那晚小醉,他秘而有宣,说今有三大诗人,贺敬之、郭小川,还有就是他高蕴生。我说前两位大名如雷,缘悭一面。前辈是大名希声,有缘得见,大幸!于是各尽一杯。匆匆那年,不知高前辈今可安好?芝麟与巴老熟。这书他写巴老部分,我写孩子部分。我和他文笔彼此了解,各自写去,合在一处,竟然如一人所作。
上述这些文字,老同学祥宏看到了,告诉我说,高在此五年后去世了,享年六十岁。金声也给了我电话,说书里提到的巴老两封回信,他亲眼见过,还发给我原信的图片。
说到巴老的回信,我同事锦根和周斌年轻时也曾收到过。锦根的话题是关于《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巴老先后回了两封信。周斌求教读书和写作问题。巴老也回了信。这几封回信,后来我都读到了。直觉是巴老目光平视,捧着真心。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见过巴老。一些年后,“朝花”副刊五千期了,我随芝麟、沈扬、锦根一起拜访巴老。巴老不擅言谈。不多的话,说到了他和“朝花”的一些关联。回来后,我凭记忆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排了铅字,打印了一份,送他过目。这就是后来刊在“朝花”五千期纪念版上、署名“巴金”的文章《我的祝贺》。
前年吧,去上图看学生陈颖。她说湖南路转角的一家网红店,冰激凌好吃。我们散步过去了,不想就近是巴金故居。我第二次走进那个院子,伫立良久。转眼二十多年,阶前芳草依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受命创办“文博”版,并撰写“文博断想”专栏。几年后,教育出版社陆晓波联系上我,要我出一本《文博断想》集子。晓波是陆一飞公子,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我提醒他“文博”版有好些好作者和好文章,提议出一套《文博》丛书。出版社很快答应了,指定我做主编。
丛书共六本。作者分别是刘旦宅、江宏、蔡国声、潘亦孚、高阿申和我。刘不世出,江是名士,见识和文笔自然林壑高远。蔡学徒时就接触文玩,他写文章,习惯把笔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令人惊奇。亦孚是温州人,家在鹿城城郊的雪山上。据说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是在他家开笔的。他流连书画,文章也写得好。阿申当时还在东台路古玩街设摊。他写瓷器研究文章,每个字都自我较劲。我旁观他多时,知道他是个有雄心的人。书籍设计和书名题写,是刘公子天暐。他喜欢裴将军碑,字写得大气。
教育出版社讲究用词规范。我有几个用词,编审感觉有些麻烦。我解释说,文言文里有的文辞,白话文似该接纳。结果很有幸,编审对我网开一面。
这套丛书,当时是晓波花了十几个日夜,手工一页页贴出来排版的。有错的地方,还得逐字逐条剪刻下来,重新拼接。
见到新书那晚,出版社薛培华、晓波,还有江宏、天暐和我,约了个地方飙歌。年龄相仿,又投缘,一时间说的比唱的好得太多,蛮疯的。窗外复兴公园夜凉如水。培华喝醉了,握拳连连捶我的膝盖,不停地说,我俩是好友。天暐素来重礼节。那天他紧抓酒瓶不放,只管自斟自饮。想来他是更醉了。
隔天,阿申请大家吃饺子。天暐代表他父亲出席,早早来到了高家。阿申心直口快,即席举杯对天暐说,今天主要是请你的。引得满堂大笑。
当时都不知道,丛书中刘旦宅所写的,是他平生唯一一本艺术笔记。这套丛书的分量,原来很重。
世纪之交,刘旦宅策划出一本《海派五十家》。书中五十篇千字文,请徐建融、卢辅圣、江宏、毛时安和周阳高等,各家挑选撰写。后来,定了我写序,我成了主编。我在序言里,说了个想法:《海派五十家》中的“五十”,不是序数,而是一个数。面对艺术和历史,所有的人群必然瓦解,所有的帮衬都是挽歌,只剩下孤独的个人,去争夺光荣。
书中的千字文,有两篇我写了篆刻家。一篇写陈巨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中国画院见过他。他个子小,一双脚也小,可头颅硕大,见了难忘。一篇写吴子建。我和他苦无交集,挡不住刘旦宅先生激情劝说,也写了。去年,我学生启程结识了子建,又在网上无意翻到我的那篇旧文。感觉有缘。特地安排了我和子建的初见。至此,旧文存世,已二十年。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是晓波。书籍设计做得也好。内页有乌丝栏的感觉,繁体字,配上书画印佳作,厚重大气,自是天暐做派。
还有一本《惊艳:陈诗张画》,是张桂铭和我合著的。张和我都肖兔,张比我大一轮。我三十几岁时,在画院和他初识,互有眼缘。他说要送我一张画,我立刻感谢。曹用平在一旁笑着对我说,我会看好桂铭,让他尽快画出来。
我五十几岁时,那天在张家。张问我:“是否愿意合著一本书,我的画,你的诗?”我感觉意外,说,“先生抬举我了。”他含笑说,“是我一个心愿。”又说,“你答应了,就忙你的吧。接下来出版的事,我来安排。”
我们拟了书名。想到“惊艳”二字。他一时沉思不语。之后他说,“艳”字是他女儿的名字,是否会“惊”了她?我说,哪会?只会让她“惊喜”。他笑了。我说再加上“张画陈诗”四字。他说好,不过要换个次序,“陈诗张画”。我说,“先生是长者,该在前面。”他说,“'诗’一定是要放在'画’前面的。”
他作五十多张画,我写五十多首诗。原先说,看一张画,写一首诗。后来发觉,他所有的画,放在一起,像是一张大画。我的诗好像也这样。饱览了他的画,我用朵云轩的陈年花笺书录我的诗,竭力想配上他的画。
作为书的序言,我们合作了一张画。他画,我题诗。我提议由我先题,然后他画。果然,效果很好。这张合作的画,他让我留着。我问他,“我的诗笺,可喜欢?”他说,“当然喜欢。”我就把全部诗笺裱了单片,集成一盒,请他保存了。
那天在印刷厂校色。出门时,他突然说了句:“我的画能配诗,以后谁也不要说我画的不是中国画了。”那音容笑貌,忘不了。
一直有人说张是“中国的米罗”。其实,米罗是到了日本,见到了浮世绘,才变成我们熟知的米罗的。而日本的浮世绘源于中国。这么算来,米罗的画,好比是中国画的孙儿辈。这个道理,大画家都懂。黄永玉和石虎,都和我提起张,吴冠中也写文章夸奖张。而这三人,都和张没交往。张是中国画家。他天赋的色彩和空间感并世少见。
张请袁银昌作书籍设计。银昌也是别致的人。譬如封面上“惊艳”二字,应他的要求,我写了个“惊”,张写了个“艳”,猛然放到了一起,好别致。这本书,很快由祝君波当时主持的出版社出版了。
还得说到安朴。那年,他退休前做了一件事,是促成《解放日报》“彩色画刊”版用整版图文介绍《惊艳:陈诗张画》。这份荣光,对于张是瓜熟蒂落,对于我是极意外的。
我和张最后一面,是在从嘉兴回上海的车上。在此前几天,我说他的画有三个特点。一是每张画都不一样,二是每张画都像是局部,三是每张画看了都记不清。他说他因此想了几天,他问我,“是说我的画好,还是不好?”我说,“是说好。”
之后没多少天,张去世了。追悼会上,播放了我学生双强几年前做的一个视频,是我写张的一篇旧文,题为“艳色天下重”。
屈指算来,是《惊艳:陈诗张画》出版七年之后,他去世的。到今年,是又一个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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