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磊 日期：2022-02-17
一
唐朝末年，吴越王钱镠推行拥护中央、保境安民的政策，将战乱抵挡在吴越地区以外，因而深得人民爱戴。钱镠的妻子吴氏出身贫寒，孝顺亲长，每年寒食节必归临安省亲。钱镠也出身贫寒，最念糟糠结发之情，吴氏回家住得久了，便带信给她表达思念之情。一次，钱镠看到田间的野花，勾起思妻情愫，于是传信给吴氏，信中只有寥寥九个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千回百转的意味尽在其中。此后，这段佳话在吴越民间广为流传。
到北宋熙宁年间，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听闻民间关于“陌上花开”的传说，颇为感慨，于是写下组诗《陌上花三首》。其引言曰：“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苏东坡的意思是，民间唱的《陌上花》情意虽深但是文字差了点，我就自己动手写几句吧。这里就不引苏诗了。我以为，苏东坡的三首诗写得颇一般，原因在于他无法切实地展开钱镠用九个字所展现的气象，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人家的院子。
钱镠的妻子所看重的寒食节，在唐末是一个全民性的大节日。寒食节之际，江南已进入百草复苏、百花待放的时节了，此后不久就是“陌上花开”的时节。从时间上算，妻子回乡省亲不久，吴越王就来信催其归还了。
其中的亲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中国文化和种族之所以延绵不绝，是因为有“人情”的基因，其中最核心的是一个“仁”字，且儒家、道家、墨家都谈“仁”。《论语》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庄子》中有“爱人利物之谓仁”，《墨子》中有“仁，爱也”。
由此引申，儒家经典《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一切行为的根本在于搞清楚事物的本质，在于有利于民众，在于达到和谐圆满的境界。再进一步可以引申出许多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做法。
二
我们搞艺术创作，不敢说是“治国、平天下”，但至少可以是“修身、齐家”的方法之一。
1995年，我创作了第一幅抽象作品《葬花》。那时候，我并没有想画抽象画，而是想通过色彩及点线面营造一种画面氛围，以此表达一份生命的道理。在我们感知的世界里，生命一轮又一轮地循环着，有花开就有花落，开放得再美的花朵，也会有凋谢的时刻，而凋谢又会成为下一轮生命的滋养。因此，我把象征花瓣的笔触整合成一个个方块，就像一座座横列的花冢。这样的画面有几分凄怅，但更多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和淡定。
2004年开始，我把绘画的注意力转向心灵与大自然的对话。我经常去杭州、常熟等地写生，通过写生去体会林木山石、行云流水、田野乡村之间的气息与韵律，进而将这些感受转化为具象的视觉符号。
在杭州山间，竹海排比而凸显茂盛，连绵而通透，如排浪般涌来的清新空气一层层地沁入心脾，只消呼吸一次，身心就完全通透了，这就是《夏山风影》和《竹影青瞳》；在常熟田间，高高的白云落在稻田里，与秧苗一起舞蹈，氤氲晕化了田埂与房舍，我仿佛也是一缕青烟，缭绕着旭日与夕阳，吟诵起《忆江南》《满江红》；回到上海，我仍无法忘怀滋养我们生命的一滴水、一粒米、一片瓦、一群人，于是就有了《夕阳昨夜万里红》和《楼高人远天如水》……
直到今天，我一直保持着写生的习惯，因为写生是从最鲜活的自然中汲取营养。我坚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中汲取，二是从中华民族文化经典和艺术成果中汲取，三是从我有缘接触到的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文化瑰宝中汲取。我并不贪心，因为这是学习的方法。先汲取营养，再立足本位，然后融会贯通、运化合成，经过这些工序，自己酿造的美酒一定会更加醇厚甘美。
2005年，我参加了“意象武夷”中德艺术家画武夷山活动，中德双方都出动了艺术界的大人物。其中有德国著名当代艺术评论家克劳斯·噶尔维茨，据说正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从马厩和工棚里挖掘出了享誉西方当代艺坛的大师巴塞利兹和吕贝尔茨。
那年，克劳斯应该有80多岁了。中国艺术家都期待他能给我们的作品进行点评。老人家来到我的十几幅《意象武夷》面前，两臂抱在胸前，一手托着下巴。他想了很久，然后非常礼貌地对我说：“这些画如果不要有这么强的戏剧性可能会更好。”
我知道，老人家是在非常委婉地批评我，这是他的认知和善意，对此我非常尊重和感激。但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因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其核心是去文学性、去思想化，使视觉回到形式本身，所以那时候许多艺术家会穷其一生寻找一个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觉语言，这似乎是西方抽象艺术的死穴。而对我来说，所有的视觉语言都是围绕着我的思想、情感、趣味去勾画的，视觉的戏剧性正是我的抽象艺术的特性，具体到某件作品，还会表现出强烈的诗意（文学性和音乐性）。我想，这可能正是我们“中国抽象”区别于“西方抽象”的一大特征吧。
三
也正因如此，我将自己创作的瓷艺作品冠之以“诗瓷”之名——重点是“诗”，而不是“瓷”。我试图用瓷的语言吟诵出一段段诗句，试图通过烈火烧冶出的精灵去表达情感与哲思。我曾经去景德镇凭吊瑶里古窑遗址，那里在隋唐开始的近千年瓷文明进程中一直是个庞大的手工产业现场，其兴衰与百姓生活及出口贸易息息相关。遗憾的是，那里并没有生长出以抒情遣兴、明理言志为目的的“文人瓷”。我不知个中原因，但我有志于尝试一种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艺术表达，我希望我的“诗瓷”能够成为真正的“文人瓷”。
我将破碎的“福禄寿”造像放置在庞大的圆盘内，在那些破碎体块的缝隙中捏塑出一朵朵硕大的花，并吹上老郎红的变色釉，最后送入窑炉。经过一天一夜高达1300℃高温的烧冶，一件崭新的“诗瓷”作品诞生了。你可以看到古朴沉着的红釉包裹着厚重的圆盘，“福禄寿”像的片段与怒放的花朵融为一体，仿佛它们从来就是这个模样。这是一个圆满的集合，尽管曾经历破碎、重塑和冶炼，但最终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名叫《再生》。
而归根结底，我讲的这些艺术的故事都是“陌上花开”，都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公园——上海静安雕塑公园。我家曾经的祖宅就在这个公园隔壁。十年后，我重回故里，有幸认识了公园的规划者和建设者黄彩娣。黄老师得知我是这里的“土著”后就说：“我带你看看这座公园吧。”她指着高低错落的树木说：“种树不能一抹色，不能都是绿的，要通过植物不同颜色的叶子和花朵进行调配，构成错落有致的视觉交响。”她还说，雕塑、绿化和道路的位置及距离要设计得特别小心，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所以光有图纸还不行，还要在现场摆位置，人转着圈从各个角度看都觉得舒服才行。
她又带我到公园东部的梅园，我们在不大的梅园里转了半个多小时。她告诉我，这里地下有一座大型城市变电站，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一道“城市伤疤”。梅园的东北面是一排竹篱，朴拙的柴门使得这里平添几分野趣，入门便是开阔的幼龄梅树。说是开阔，其实面积并不大，只是设计布局平坦而疏朗，让人一眼望去心旷神怡。移步向前是一处琴房，里面虽无琴声，却有焚香后的余味袅袅萦萦。出了琴房，有一株老梅挡住去路，我们侧身绕过时，会俯视那盘桓的虬枝，体会那岁月的刻痕。再往前走，就到了三弯九折的刻梅廊，这里镌刻陈列了南宋宋伯仁编绘刊行的《梅花喜神谱》，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集物候、品梅、赏梅于一体的单类植物谱。看着那些镌刻在青石板上的梅花，不禁又让人想起了“陌上花开”。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愫。当春天到来时，我们是不是该挽起父母的手，挽起情侣的手，挽起朋友的手，甚至挽起陌生人的手？我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公园，去任何一片田野，看看树枝上是否有嫩芽萌发，土地上是否有小花开放，草丛间是否有蚂蚱跳起来……人靠着人，我们才有力量；人靠着大地，我们才能更好地生存；人望着天空，我们才有未来。
陌上花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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