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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者：《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 13版）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和发轫期，商周金文则是探索古代文学在先秦时期发展历程的重要第一手共时资料。本期聚焦金文的文学性，介绍其特征、价值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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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景成《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 13版）
大盂鼎铭文 资料图片
一
有周一代，礼乐煌煌、文采纷郁。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青铜器经过夏商两代发展，到周代达到鼎盛时期，其上铸刻的品类多样、内容丰富的铭文，是我们了解周代文明的重要文献。青铜器作为藏于宗庙，被冀望永传后世的家族重器，其铭文记载了诸侯分封、官员册命、诉讼纠纷、家族世系、战争婚姻、道德说教等内容，涉及周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器主对于铭文的制作有着精心考虑，不论是文字书写、遣词造句，还是结构布局，都展现了作者的独妙匠心。因而，铜器铭文除了具有重要的语言学和史学价值外，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研究者很早就重视考察铜器铭文的这一价值。早年肆力于“桐城派”古文，以文学名家的于省吾先生，在转治古文字学后，即于1932年出版《双剑誃吉金文选》一书，尤重裒辑文辞高古的金文作品。于省吾先生说：“金文之用韵者似乎《诗》，不用韵者似乎《书》，可与《诗》《书》鼎足而三。”将金文与同时代作品进行文体类比。在该书中，于先生通过点评金文名篇，阐述其文学价值。如著名的骉羌钟，记载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联合对齐国作战的重要事件。于先生认为其铭文虽仅61字，却能将诸多事端详备记录无遗。铭文通体多用韵文，词高声宏，章法奇变，文气雄骏，开汉赋之先河。
二
神话、诗歌、散文等先秦文学体裁，在周代金文中均有展现，异彩纷呈。
神话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小说这一文体关系密切。在周代流行的诸多神话中，“洪水神话”最为著名，广为流传。《尚书》《国语》，以及著名志怪古籍《山海经》等，均有记载鲧禹父子治理洪水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在西周金文中亦有记载。收藏于保利博物馆的豳公盨，年代属西周中期晚段，其铭文记载：“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说大禹受天命平治水土，以息壤堙填洪水，削平高丘，填塞洼地，疏浚河流。这堪称大禹治水神话的最早记载，保留了我国洪水神话的早期形态。
节奏明快、韵律整齐的四言句式，在周代金文中颇为常见。这与青铜器多为礼乐器的用途相符。青铜礼器常常运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典仪中。句式整齐、韵文错落有致的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与乐舞相配合。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通篇基本以四言为句，以阳声字入韵，描述子白的战功和周王的赏赐。后段更是运用排比句式收尾：“王赐乘马，是用左王；（王）赐用弓，彤矢其央；（王）赐用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铭文音律和美，节奏强烈，气势磅礴。类似韵律整齐的四言韵文，在春秋以来的编钟上更为常见。编钟铭文往往以“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这类押之部韵的祝辞结语，韵声清幽高远。
金文韵文多以四言为主，与《诗经》的句式相类。七言诗一般认为起源较晚，不会早到战国时期。下面谈到的这件时代属西周中期的毛公方鼎铭文，则提供了探讨七言句式的早期文例，颇值玩味：
毛公旅鼎亦唯簋，
我用厚眔我友饱；
其用友亦矧唯孝，
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
铭文说毛公制作鼎簋宝器，用来餍饱朋友；其用以友爱兄弟，更用来孝敬父母，希望无有不顺，寿考无疆。董珊先生谈及这篇铭文，谓其叶韵严密，结构精巧，韵律整齐。铭文前三句是七言韵文，第五句也入韵。如果将最后一行的“肆”和“是”省略，则作“毋有弗顺用寿考”。如此，这篇铭文就是四句七言韵文。毛公方鼎铭文也许是偶然出现的七言韵文，但不妨视作七言诗的滥觞。
三
大部分周代金文的文体都可归为叙事散文。
周代金文中的叙事散文，主要记述周代贵族参与的典仪、诉讼、战争等事件，展现了较为高超的叙事技巧。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册麦方尊，铭文166字。器主作册麦作为邢侯史官，记叙了邢侯回宗周述职，接着分别参加肜祭和射礼，并两次得到周王赏赐等事件。铭文首句先交代与述职事件相关的背景，即周王命令邢侯从原来的封地坯（今河南荥阳），迁封于邢（今河北邢台）；接着以时间为序，交代邢侯这次宗周之旅的全过程。铭文涉及诸多活动及其场所的转换，叙事层次清晰。于省吾先生赞其章法完密，文风肃穆典重，冠绝万世。
西周中晚期的铭文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贵族间围绕土田、奴隶等财物进行交易或产生争讼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研究者多将此类记录看作约剂或法制文书。这类记录文字老练、表述清晰，叙事手法多样，结构富于变化，反映出周代叙事散文已趋向成熟。
裘卫鼎铭文记录了裘卫和邦君厉两位贵族之间关于土地的一次争端。恭王五年的正月庚戌，裘卫将邦君厉提告到王朝执政大臣那里，诉说两者之间存在的土田纠纷；大臣们通过问讯，确认邦君厉须将土田卖给裘卫，判定邦君厉立誓执行；随后派遣周朝的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带领人员勘踏土田，确定转让土田的边界；最后罗列两方参与土田勘踏的人员。铭文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交代这一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同样记录土田转让事宜的散氏盘，则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该铭记载了周厉王时期散伯从夨伯那里获得土田的过程。第一部分先交代夨伯因为残毁散伯田邑而补偿土田给对方，接着详细记录勘踏土田的经过；第二部分记载参与土田勘踏的双方人员与政府官员；第三部分则交代夨伯命令家族人员立誓要将土田忠实交付给散伯。两铭均包括处理土田诉讼案件的各个环节：诉讼原由、审判立誓、勘踏田界、文书制作等，但散氏盘变换叙事手法，特意将勘界提至铭首，并对勘界过程详加记录，显然是为了起到强调这一内容，凸显该盘作为土田约剂的性质。
《左传》是先秦叙事散文成熟的标志，其对战争的描写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这种叙事能力可以追溯到西周金文。西周晚期的禹鼎、多友鼎、晋侯苏钟等铭文，描写战争场面宏大，对战事描述脉络清晰，节奏紧张，精彩生动。在属厉王时代的禹鼎铭文中，禹先讲述自己受到武公策赏主管采邑，接着以追叙手法，陈述受赏事功，即对鄂侯作战获胜。铭文以“呜呼哀哉”转承到对战事的描述，先强调“天降大丧于下国”，烘托形势之危急；进而讲述鄂侯率领淮夷诸部进犯周朝，周王派王朝军队讨伐而陷于困境。禹适时奉武公之命，解救王师于危难之中，攻破鄂国而大获全胜。铭文在叙述曲折战事的过程中，两次直引周王和武公“勿遗寿幼”军令，将禹亲历的惨烈战事描绘得历历如画。
这类叙事散文的创作主体，自西周中期以来，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职业或阶层分化，大致形成了史官和师氏两大分野。这两类创作主体所撰写的叙事散文，呈现出一定的风格差异。史官长于记事，师氏重于说教。周代史官主要负责制作文书和记录周王言行，上面谈到的约剂文书铭文，多出自史官之手，可见其善于曲尽描述，锻炼成文。最能体现史官叙事风格与技能的，当属西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该篇铭文长达284字，分成两段，前段称颂文、武、成、康、昭、穆以及时王的功德，后段记叙史墙家族六代的事迹，语言古雅，构思精巧。对每位人物均以高度凝练的词语概括其品德与功绩，如“宪圣成王”“宏鲁昭王”“青幽高祖”“柔惠乙祖”等，深刻展现了史官的才学。师氏主要掌管教育。按照李学勤先生说法，西周时期教育不分文武二途，师氏既是学官又是武职。师氏所作金文，喜欢以“王曰”或“王若曰”的方式，引用周王训导，尤重在记言中进行说理宣教。如时代与史墙盘相近的师载鼎铭文，以“王曰”直述周王赞赏师载能够引导匡正穆王，使之乐德。通篇通过反复强调“德”的思想，申明德教的重要。这两类创作风格，开启了我国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先河。
（作者：何景成，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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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芙都 张睿霖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 13版）
图1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和发轫期，商周金文是探索古代文学在先秦时期发展历程的重要的第一手共时资料。商周金文中有不少叙事性质的铭文，叙述器主生平事迹以及建功受赏等事项，类似于后世记叙文体。但较之后世，商周金文中的叙事无论是在叙事要素、叙事顺序还是叙事视角等方面，都具有自身较为明显的特征。
叙事要素常可省略。完整的叙事要素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六个方面，要素齐全的叙事铭文，不乏其例，例如商代晚期的尹光鼎：“乙亥，王苣，在（见图1）次，王飨酒，尹光逦，唯格，赏贝，用作父丁彝，唯王征井方，丙”。叙事的时间是“唯王征井方”这一年的“乙亥”日；地点是“在（见图1）”；人物有“王”和器主“尹光”；事情的起因是“王苣”和“飨酒”，即商王举行祭祀和宴飨；事情的经过是“尹光逦”，即尹光担任宴飨的辅介；结果是受到商王“赏贝”。鼎铭虽字数寥寥，叙事要素却十分齐全，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都交代得比较完整。
与之相对，大量铭文当中的叙事要素常会有所省略，例如同样是商代晚期的作册般鼎：“癸亥，王游于作册般新宗，王赏作册醴、贝，太子赐东大贝，用作父己宝量”。交代了事件的时间（癸亥）、地点（新宗）、人物（王、作册般、太子）和结果（王赏作册醴、贝，太子赐东大贝），受赏原因与经过则未见提及；再如西周中期生史簋：“召伯命生史使于楚，伯赐赏，用作宝簋”，铭文省略了时间、地点和经过等内容，只保留了人物（召伯、生史）、起因（使于楚）和结果（伯赐赏）；而在西周早期龚姒鼎中则仅载：“龚姒赏赐贝于后，作父乙彝”。除了事件中的人物（龚姒、后）和结果（赏赐贝）外，其余一概省略。
总体而言，金文叙事中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诸要素均可省略，只是人物与结果一般不省。器主作器书铭，多是出于歌功颂德的目的，即《墨子·兼爱》所谓“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而青铜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铸刻文字仅是附带功能，当时主要的文字载体应是简册，加之青铜器本身形制大小有定，铸造工艺繁复，铭文叙事自是务求简约，因此只记录事件中彰显功绩的关键要素如人物、结果等方面，而省略次要信息，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叙事顺序正叙为主兼有插叙。从叙事的顺序来看，商周金文多以正叙为主，有的叙事铭文还会记录明确的先后时间，如西周早期刅子鼎：“丁巳，王大侑。戊午，刅子蔑历，敞白牡一。己未，王赏多邦伯，刅子丽，赏夭鬯卣、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丁巳”“戊午”“己未”是连续的三天，铭文依次记叙了三天内发生的事情。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周早期静鼎：“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女司在曾、鄂师”，铭文先后叙述了器主七月甲子在宗周受命，八月初吉庚申完成巡视复命，月既望丁丑受赏，时间顺序非常清晰。除了记录时间外，金文也会使用其他词语来表现事件脉络，如西周早期伯唐父鼎：“乙卯，王馆丰京，王祷，辟舟临舟龙，咸祷，伯唐父告备，王格髹辟舟，临髹白旂……咸。唐父蔑历，赐矩鬯一卣、贝五朋”。“咸”有完毕义，鼎铭分别使用“咸祷”和“咸”来标明事件发生的先后。
金文中的叙事除了正叙，也存在插叙的例子。比如春秋中期曾公求钟开篇云“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求曰：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此部分先是由曾公求追忆先祖事迹，其后言“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讲述周王接见曾公求自己，接下来又说“皇祖建于南土，敝蔡南门，质应京社，适于汉东”，则又回到了对皇祖事迹的追忆，也就是曾公求在追忆祖先的过程中，插叙了自己的事迹。金文还有一类插叙是在叙述当前事件时插入追忆，比如西周中期乖伯簋先是讲“唯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视……己未，王命仲致馈乖伯狐裘”，此开篇数语讲述当前。接下来铭文言：“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它邦，有功于大命”。这是周王对文王、武王以及乖伯祖先事迹的追忆，而后文又说“我亦弗深享邦，赐汝鼬裘”，叙事内容又转到了当前的周王与乖伯，中间部分的追忆属于插叙。
金文中的叙事多以正叙为主，插叙相对较少，倒叙手法似未见，这应与倒叙在谋篇布局上难度较大有关。正叙叙事条理清晰，更容易呈现事件发展过程，行文也相对简单，因此在金文中最为常见。而插叙则能够突出重点，补充事件背景，使得铭文叙事寓于变化，内容更加丰富。
叙事视角富有变化。从叙事视角来看，虽然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在金文中均已出现，但是在叙事铭文中则多采用直呼人名的第三人称视角。比如西周中期士山盘记叙器主受命征职贡，并因此受赏之事。主人公出现四次，分别作“士山入门”“王乎作册尹册命山”“山拜稽首”“山其万年永用”，前称“士山”，后省略身份称谓而简称“山”，均直书其名；再如西周中期肃卣记载伯氏赐肃仆人，器主之名出现多次，分别是“伯氏赐肃仆六家”“复付肃”“肃右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均是直称器主之名“肃”。
金文中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人称变换的现象，多是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互换。如西周晚期胙伯鼎讲述胙伯征伐昏邑有功，因此受赏作器。器主先是自称其名“虢仲命胙伯曰”“胙伯执讯二夫”。而后文记叙作器用途时说“其弗敢昧朕皇祖，用作朕烈祖幽叔宝尊鼎”，又采用第一人称“朕”；相似的例子还有西周晚期宗人簋，簋铭记叙器主跳舞与受赏时使用第三人称“宗人”，凡五见：“伯氏命宗人舞”“宗人卒舞”“祭伯乃赐宗人爵”“乃赐宗人干、戈”“宗人拜稽首”。到后文叙述作器时云“用作朕文母釐姬宝簋”，视角改为第一人称。
器主作器多有传之后世的意愿，铭文中采用第三人称直书己名，一方面是为了清楚地宣示器物所有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显名”于后人。正如秦二世在秦始皇诏书后加刻诏书所言“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若众多铭文叙事仅称“我”“朕”之类的第一人称，则后世必不能明白器主究竟是谁。前文提到的转换视角现象多出现在铭文后段讲述铸器用途以及祈福嘏辞之中，因其前文已有交代器主之名，所以变化视角不仅不会造成后世理解上的困难，还能够使得铭文叙事更加灵活。
总体而言，金文文学叙事中的叙事要素、叙事顺序、叙事视角还比较朴素单纯，而受青铜器本身用途、使用场合以及形制等方面的制约，又使得金文叙事语言精练简约，并常伴有叙事要素的省略。唐兰先生在《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中曾说：“商代的铭识，是不足以代表商代文学的。但是我们在这种铭识里面，也未尝不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材料……已把那时代的文学背景无形泄露出来。”青铜器虽然不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且自身又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商周金文内容广泛，遣词造句庄重典雅而又工于匠心，在文学叙事上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不失为管窥先秦文学流变的重要途径。
（作者：邹芙都、张睿霖，分别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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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毅强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 13版）
殷周时代是我国上古文化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铸就了青铜时代的辉煌。这一时期，文字发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现存约两万篇金文，记录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制度文化的变迁。但历来金文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对其文学价值关注较少。实则金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经》《尚书》。于省吾曾言：“意在比类梳辞，通其幽眇，以侪其文于典、谟、雅、颂之列。”（《双剑誃吉金文选·序》）于老提到的“文”即金文。金文文学是中国早期文学的原生形态，内容丰富、叙事精彩，文学价值很高。商周金文经历由质到文的转变，其背后折射出社会制度文化的变革。
殷周革命是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变革。王国维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逐步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礼乐文化制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战国秦汉时人多认为殷尚质、周尚文，“文质不同，其礼则异。”（《子思子·杂训》）“文”指文采、文化；“质”为质朴、本质。殷商政教各异，一般多言殷人尚质，质厚则多威仪，敬鬼神而少礼节；周人尚文，制度文化复杂多样。前贤对殷周制度文化特质的总括，虽有整齐化之嫌，但周人尚文则是较一致的认知。孔子曾盛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具体到金文文学，亦能反映殷周社会的文质之变。
现存商代金文五千余篇，但普遍字数偏少，最长者约五十字，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商中期以来，青铜器开始铸铭，但内容简略，仅有祭祀对象名号、族徽，一般作“作某彝”“某作某彝”，如作父甲鼎“作父甲尊彝”；鼋作父戊方鼎“鼋作父戊彝”。这种铭文已经有了叙事性。至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出现稍长的金文，内容趋于丰富，主要反映殷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祭祀、战争、田猎等。据文献记载，殷人崇尚鬼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故祭祀类金文大量出现，如邲其三卣、作册丰鼎等，包含时间、作器缘由、对象、族徽等信息。这些金文能够较完整地记录事件，与周初金文已有较大的共性，只是其文体形式与内容结构都还处于初始状态。总的来说，商代金文字数少、篇幅小，语言简洁，铭文旨在直录，缺少修饰，尚未体现出多少文学色彩，这多少能体现殷人制度文化及思想观念“尚质”的一面。
周人代殷，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周王朝由殷商以来的敬鬼神转向重人事，以期通过“礼”来规范万物。《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周人施行“文德政治”，政治理念通过礼乐制度延及现实世界，形成“尚文”之风。文在礼制背景下得到充分发展，一方面以《诗经》《尚书》等文献为代表，另一方面即金文的繁荣。现存两周金文约一万五千篇，大多语言庄重、文辞典雅，表达对周王赐命、祖先功绩的颂扬、称美。《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已基本阐明金文的功能。金文与相关的礼仪活动直接相关，客观地记录整个礼仪活动的过程。如天亡簋反映周王的祭祀活动；叔虞鼎反映了朝觐礼；剌鼎、遹簋记载了飨礼；多友鼎、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军礼等。在这种礼乐文化背景下，铭文增加了诸多程式化的描述。礼乐制度与语言文字互为表里，礼制通过文字展现。
对语言文字艺术的自觉修饰，与周人尚文，崇尚礼乐文化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在重文风气下，周代金文开始走向繁荣，词汇丰富，修辞讲究，叙事手法完善，韵文进一步发展，文体形式多样，出现了大盂鼎、豳公盨、史墙盘等优秀篇章，皆表明金文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用词上，金文不少词语、句式见于《诗》《书》，应为当时习语。如形容钟镈声音，金文用“简简”“喤喤”等词，《诗经》也多次出现如，《周颂·执竞》“降福简简”，《商颂·那》“奏鼓简简”；《周颂·执竞》：“钟鼓喤喤”，《小雅·有瞽》“喤喤厥声”。又如史惠鼎“日就月将”，见于《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又如“柔远能迩”，见大克鼎、番生簋、逨盘等，亦见于《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外，威仪、不弔（淑）、三寿、无斁、戎工、桓桓等，及常用的祝嘏辞，如眉寿、万寿、吉康、康佑、纯鲁、黄耇、弥生、难老等，亦多见于《诗经》。王国维就曾利用金文和《诗》《书》对相关词汇进行互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句式上，西周金文多四言句式，与《诗经》基本一致，如金文的“中翰且扬”，和《邶风·终风》“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等句式相同。此外，金文的“用祈眉寿”“有严穆穆”等句式也多见于《诗经》。
修辞手法上，由简到繁，文学自主意识逐渐加强。西周早期，金文记事多平白直叙，少有过多的文辞修饰。中期以后渐渐讲求文辞，典型的如豳公盨、史墙盘。豳公盨全铭仅98字，即用六个“德”字，突出强调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德”的观念，不少用语能与《尚书》对读。史墙盘对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位周王的颂扬，皆用一典雅词语形容，如：曰古文王、索圉武王、宪圣成王、亚慎康王、弘鲁昭王、祗显穆王。对其功绩也用一句话概括，如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民”；昭王“广能楚荆,惟寏南行”。对自己祖先的赞美，称青幽高祖、勇惠乙祖、舒迟文考，用词简练典雅而意蕴丰富。再加上大量韵语的使用，使铭文达到了非常高超的修辞艺术水平。
西周金文文学性的另一表现就是用韵，韵语代表着人类语言发展的突破。现有材料表明，商代甲骨金文尚未有意识地用韵。周人不断追求语言美，两周金文有韵文488篇（杨怀源、孙银琼：《两周金文用韵考》，人民出版社2014年，145页），少数通篇用韵，大多数为韵散结合。西周早期，金文开始用韵，如武王时的天亡簋，只是数量相对较少；至西周中期韵文开始大量增加，典型的如史墙盘，通篇置韵，四字一韵的句式可看作四言诗，是西周金文文学成就最高的篇章。到晚期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韵句更是非常规整，以四言为句，句式整齐、语言精练，每句皆入韵，共11个韵脚，通押阳部韵，是杰出的韵文作品。说明作者已不单纯从记录的角度作铭，而是有意追求文章的文学艺术价值，将韵句与铺叙的手法融合，讲求叙事的语言及形式，创造出艺术表达高超的韵文篇章。胡光炜曾指出：金文“文长而无韵者近《尚书》，文长而有韵者近《诗》”（《金文释例》）。两周金文多押阳部、幽部韵，读起来声音洪亮悠扬，朗朗上口，应和金文在祭祀、册命及宴飨等典礼仪式上诵读功能相关。
春秋时期王朝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诸侯国金文，记录各国间政治交往、婚姻关系等，目的则是彰显作器者的家世与身份。至战国时期，随着宗周礼乐制度的转变，金文亦随之发生变化，内容上记事铭文相对减少，虽然也有中山三器这种长铭，但主流是铭文篇幅变短，演变成“物勒工名”的形式，见《礼记·月令》，逐渐开启秦汉金文日用化的先河。物勒工名不仅记录铸造、监造器物工匠的职官、姓名，还记录器物重量、容量、置放地等信息，而金文的文学性日趋消亡。从商周金文文学的发展历程看，确能直观展现商周社会的文质之变。
（作者：吴毅强，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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