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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 | 2022年11月01日
本报记者 孙文晔
“鸟的迁徙是关于承诺的故事，一个对归来的承诺。”佩戴光敏定位仪的北京雨燕如约归来，让一个谜得以揭开：北京雨燕南飞，到底飞到了哪儿？
6月底，一项针对北京雨燕迁徙行为的追踪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运动生态学》上发表，首次精确揭示了北京雨燕迁徙生态学规律。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就在现在，进入秋末冬初之时，从北京出发飞上迁徙之路的北京雨燕，已经飞越天山，跨过红海，即将到达非洲的西南端。体重比鸡蛋还轻的它们，一生之中的飞行距离足有从地球到月球那么远。
这项研究历时8年，尤为难得的是，在中外专家背后，一支二百余人的环志志愿者团队贡献良多。正是他们12年来的坚守，让人们对“燕燕于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不约而同
北京记录有500多种鸟，备受青睐的是北京雨燕。
“成群的雨燕就在搪下木椽中为家，黄昏时分都赶回来，围着殿顶自在飞舞，嘹亮地唱些古歌送那安静了的太阳回去。”在史铁生笔下，它是北京人的乡愁。
天生没有高亢动人的“歌喉”，更没有靓丽“颜值”，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北京雨燕缘何能成为“明星”？这还得从一位英国外交官说起。
1873年，时任宁波领事的斯温侯带着在中国收集到的650种鸟，3700件标本回到了伦敦。其中一件标本，是1870年在北京采集的，被命名为“北京雨燕”（Apus apus pekinensis）。
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北京雨燕其实并不仅仅属于北京，在华北、东北、西北，甚至四川的西北部都有其繁殖记录，可算是中国最常见的夏候鸟之一。北京的“燕子”家族，也不仅有雨燕，还有家燕等外形相似的多种常见“燕子”。
尽管名字中都带有“燕”字，但雨燕实际上与普通家燕关系不大。雨燕是夜鹰目，属于攀禽；而家燕属于雀形目，是鸣禽。
让雨燕卓尔不群、大获好感的，其实是它们对北京古建的钟情。在正阳门、天宁寺塔、雍和宫、五龙亭等古建周围，雨燕结成大群，炫耀性地啸叫着、盘旋着，或急速俯冲，或箭入长空，持续数百年，已成了北京的一种标志性景观。
热爱古建，与它们的趾型结构相关。
与家燕“三前一后”的趾型结构不同，雨燕四趾向前，因此不适合在平坦的地面直立走动，也无法握住电线或树枝，它们更适合悬挂、攀附在缝隙中。
当高大的城楼、庙宇出现之后，雨燕选择了比岩洞更加温暖的木质洞穴。这些高大建筑飞檐翘角，梁、檩、椽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个“人造洞穴”，翅长身小的雨燕“偏爱”在斗拱结构的椽子和檩间筑巢。这样它们收翅合拢后，能藏身在狭小隐蔽的空间里，有利于孵卵和育雏，并有效预防天敌的捕食。
香港电影《阿飞正传》中，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有段独白：“我听人讲，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可以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就是在它死的时候。”
“无脚鸟”故事，也适用于雨燕，它生命中90%以上的时间都在空中翱翔，由于长期不落地，脚逐渐退化，连站立行走都变得困难。
雨燕不停地飞翔，吃喝拉撒睡都能在空中完成。只有在繁殖季节，为了孵蛋，它们才不得不短暂停留，筑巢安家。
在北京高大雄浑、透露着庄严威仪的皇家建筑里，它们营巢、产卵、孵化、育子，度过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光。然后穿越山海、飞过戈壁，不落脚地飞，直到第二年又回旧巢。
漫天飞舞的雨燕与古建“血脉相融”，这成就了“北京雨燕”的美名。
1964年6月中旬，中科院院士、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郑光美，骑着自行车沿故宫外护城河一周，记录到360只雨燕。1966年，鸟类环志与保护专家赵欣如还在西四北四条读小学，他清楚地记得，校舍周围生活着百余只雨燕，不时就会错飞进教室。
然而，随着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雨燕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压缩。北京的城楼、庙宇、古塔等建筑纷纷翻建，为了保护古建，在斗拱的空隙前安装了防雀网。这让归来的雨燕，失去了爱巢，陷入无“家”可归的窘境。
“城区大面积单一草坪的出现和大量的打药灭虫对雨燕来说也是致命的！”赵欣如告诉记者，现在的园林绿化多是以人的审美为中心，将许多原生的乔木灌木和草被，换成了四季常青的外来园林植物，铺上了单一草种的草坪，这种过于单一的园林绿化很难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灭虫药的使用更是将各种生物不加选择的“一扫光”，使雨燕觅食难上加难，数量减少也在情理之中。
2000年，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副教授高武按照郑光美院士的方法，沿着故宫外护城河转一圈，只记录到 85只雨燕。而1974年，他在同样的路线、用同样的方式，记录的雨燕数是510只。
雨燕是种群数量比较大的物种，这样的物种，一旦数量急剧减少，会牵动各方面的变化。“举个例子，春天蚜虫多，穿着黄衣服在马路上走能沾你一身。雨燕就是控制腻虫的能手，曾经有研究人员逮到一只雨燕，掰开嘴一数，存着二百六七十只小虫子。”赵欣如说。
生物学家们不约而同关注到雨燕的减少。2001年，中山大学鸟类学博士生导师刘阳还在读本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张正旺教授的北京雨燕调查项目，去前门、鼓楼、颐和园等观察点数雨燕，仅数出3000只雨燕。
1997年，高武考虑到北京雨燕具有代表性，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做过北京的雨燕环志，北京雨燕的迁徙路径也一直没有定论，决定带着学生和自然之友的志愿者做雨燕环志。
“领进门”
“每年5月到颐和园廓如亭去环志，是我们与雨燕的约定。”中国观鸟会（原北京观鸟会，以下简称鸟会）前会长付建平翻开《2007—2019北京雨燕环志志愿者统计表》，志愿者姓名、参与年份、参与次数，记得一清二楚。
实际上，付建平早在1997年就跟随高武进行过雨燕环志，那个项目虽然只持续了五年，中途搁置了，却为后来的雨燕环志铺好了路径。即便是雨燕环志的地点，也是沿用了当年高武选好的颐和园廓如亭。
天安门、鼓楼、前门楼子，这些雨燕喜爱的筑巢地是不可能开放去做环志的；慈寿寺塔雨燕多，但距离地面好几十米，没法捕捉。高武再三考虑，最合适的地点是颐和园的廓如亭。
廓如亭号称“中国最大的亭子”，有内外42根柱子，完全能实现支网捕捉。高武与颐和园管理处联系，申请在廓如亭做雨燕环志，很快得到同意。于是，每年五月的一天（此时雨燕的数量稳定且较多），环志学生和志愿者们都要在廓如亭聚首。
“环志后，只要在雨燕的飞行路线或越冬地捕到上了环的鸟，就能对雨燕的迁徙行为有突破性认知。遗憾的是，持续了4年，每年上环雨燕七八十只。除了在廓如亭重捕到上过环的鸟儿，没有任何实质收获，没有任何异地回收的信息。”付建平说，2001年高武退休，没有学生了，这个环志项目就搁置了。
2007年，中国观鸟会重启雨燕环志项目。12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26名志愿者参与了这项科研，他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环志能手和志愿者。
虽然已经建立了一支参与度很高、训练有素的环志队伍，但对雨燕迁徙追踪项目总策划赵欣如而言，“环志”仍是个需要普及的概念。
一次，他带着环志志愿者在颐和园工作了整个通宵，刚到家准备休息，就听说自己被群众举报了。晨练群众发出疑问：抓鸟干什么？是卖的吗？你们挣钱吗？环志是给鸟做绝育吗？还有反对者说：这帮人抓了放，放了抓，折腾鸟……
虽然每次环志，团队都会将题为“给迁徙的鸟，带希望之环”的科普展板支在那里，还有专人负责讲解，但闲言碎语照样飞来飞去。于是，在环志志愿者圈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再苦再累，甚至有了令人兴奋的发现，也不能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因为不懂的人太多，容易被社会误解。”
推广这项需要培训、十分辛苦、不能分享、没有酬劳的工作近40年，赵欣如常被打趣为“一个疯子，带着一群傻子，在做一个快乐的游戏”。
环志到底是什么？通俗而言，世界上的鸟类一共有1万多种，大约1/2的鸟种会迁徙。为了研究这些环球旅行者，科学家想出了个办法：给鸟套上号码唯一的标志环，如同身份证，然后放飞。带了标志环的鸟再次被发现后，人们把数据汇报到一些数据中心，科学家由此分析出迁徙路径、生存状态、生活习性、自然寿命、繁殖数量等信息，用于鸟类研究与保护。
这一办法简单有效，目前全世界每年都有500万只野生鸟被上环标记。
不可否认，环志工作会暂时打扰鸟的正常生活，给鸟带来些许惊吓。但用科普作家、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郭耕的话说，环志只能算是“小恶”，“小恶”不容，“大善”难存，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数据，才能为保护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在西方，环志是公众参与度很高的科研活动。英国推行环志超过百年，每年发布大量数据，并设有发牌机制，公众接受训练和通过考核，便可获取牌照进行环志。
而环志这种科研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还见证了中日建交的一段历史。
“上世纪70年代末，中日开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寻找合作对口单位。在众多中日合作项目里，便包括建立一个候鸟保护机构，以及一个中日共同参与保护的候鸟名录。”赵欣如说，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中心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成为第一批在北京远郊建立环志站点的单位。赵欣如从1984年开始，每年都带着几十个学生去北京灵山脚下的小龙门林场进行环志工作，每次大概5到8天，不算长，但“领进门”足够了。
即便对生物系学生而言，环志也是有门槛的。要学习在哪里布网捕鸟，如何从网上摘鸟，如何抓持，如何用专用的钳子套环，如何处置受伤或情绪紧张的鸟，除此以外，还要学会测量、鉴定鸟种及性别、寄生虫采样等，有很多讲究。
“学生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把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技术上不过关，冒失上手，鸟很容易受伤，甚至被弄死。”
了解基础知识后，师生每天凌晨4点起床，先到山林里听鸟鸣，连续听了三天，跟鸟“混熟”了，才能做环志。辛苦的实践，却让学生们甘之如饴，积极性高的学生，凌晨三点就已经潜伏在林中了，晚上九点后才下山。
学生们的热情，让赵欣如想起了自己的孩提时代。他在北京白塔寺下长大，四合院是他的“百草园”，阜成门外的荒郊野地，是他观察动物的乐园。而对鸟类的喜爱，几乎就刻在老北京的基因里。
学习生物后，他发现，学界和民间的爱鸟之情并不相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一直没有流传于民间。比如，研究猛禽的学者，多没有民间的驯鹰人那样丰富的野外经验；而民间养鸟高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更别提什么保护意识了。
怎样在两者之间搭桥？西方有“公民科学”一说，国外不少科学研究皆采用了民众参与搜集数据的手段，因为对民众稍加培训，便可以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得到海量数据。
大批训练有素的观鸟人，是环志开展的基础。目前英国观鸟协会有100万名会员，也就是说，英国平均每30个成人里就有一个人是观鸟者。而在美国，观鸟爱好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高尔夫、垂钓的总人数，仅次于园艺爱好者。
环志，可以搜集自然数据；观鸟，还可以怡情悦性。把观鸟作为科普项目推广，娱乐中还能体验科研的成就感，岂不是两全其美？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只是理想化的构想。
“1992年，我在中国动物学会科普委员会任职，曾先后三次在会上提出公众观鸟计划，并撰写了路线、规划、导师培训方法等，还向有关单位申请基金，又找媒体帮忙宣传，但最终没成。”赵欣如说。
当时，一个适合观鸟的俄罗斯双筒望远镜要300多元，观鸟还被称为有钱有闲的“贵族运动”。不论在体制内外，软件、硬件都远未成熟，“办不成”是必然的。
受挫之余，赵欣如在学校里开了一门针对文科生的选修课——“鸟类环志与保护”。看似冷门的课，因为好玩和实操性而“场场”爆满。雨燕迁徙研究项目的论文通讯作者、如今已是中山大学鸟类学博导的刘阳，就是当年“蹭课”的学生之一。
教育系硕士生雷进宇连续两年都选修了这门课，“观鸟彻底改变了我一生，如果没有接触到观鸟，我现在可能在老家的事业单位工作，而现在，我在一家国际自然保护机构工作，太太也是观鸟爱好者。”
事实上，和环志一样，科学性的观鸟活动也是从西方“引进”的，甚至和国外先有观鸟后有环志相反，在中国大陆，环志反而先观鸟一步，被科研工作者掌握，而基础性的公众性的观鸟，还需要很久才在公众中普及开来。
“自然之友”
中国人不观鸟吗？当然观了，不然怎么会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等名句。古人不但观鸟，还发现了鸟的迁徙，“不辞故国三千里，还认雕梁十二回”写的就是鸟的归巢本能。
虽然中国博物史的起源很早，对花鸟鱼虫的观察也很多，但文学性描述居多，没有西方那种科学的分类方法。
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广义上的观鸟者。而狭义上，现代观鸟是从鸟类识别开始的，是指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口袋里揣上一本鸟类图鉴，对野生状态下的鸟类进行观赏、观察的活动。
改革开放后，外国“鸟人”纷纷组团来中国观鸟，还发掘出北戴河等观鸟胜地，但他们很少跟中国人交流分享，甚至不愿透露观鸟点。在他们刻板印象中，中国人不爱“摄鸟、观鸟”，只爱“射鸟、关鸟”。
1995年，北戴河曾举办过一个以外国人为主的国际观鸟比赛，郭耕随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副教授高武一起参加了当年的活动。“我记得一位英国的化学博士马丁，热情地随中国队去观鸟。在山上，看到有人在那里张着粘鸟网，马丁勇敢地走过去，用蹩脚的中文对那人说，'我爱你们中国的鸟，你们应该更爱’。”
因为没有观鸟传统，常有人把观鸟视为“舶来品”，但中国大陆首次、有组织的、群众性野外观鸟活动，却是自发自觉，由中国民间组织推动的。
“自然之友”由梁从诫创建，是中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观鸟组则是自然之友成立后的第一个主题小组。
据会员丁宁回忆，成立观鸟组是1996年夏季的事，缘起于“还鸟于蓝天”的活动。国家从1981年开始把每年4月的第一周定为“爱鸟周”，到1996年，第16个“爱鸟周”来临之际，自然之友、《中国林业报·绿色周末》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发起了一场抵制笼养野生鸟的活动。
活动调研发现，北京笼养鸟有80万到100万只，其中大部分是捕来的野生鸟。在鸟市上每年出售的各类野生鸟中，国家保护鸟类有5万到6万只。而每在鸟市上出售一只野鸟，其捕捉、运输过程之中至少会死掉20只野鸟。据保守估计，北京地区每年捉捕100万只野鸟，笼养这种看似“爱鸟”的方式，其实是在危害鸟类资源。
这次调查反响热烈。恰在此时，自然之友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从美国苏必列尔湖畔参加鸟类学年会回来。这是她头一回听说野外观鸟，头一回知道业余观鸟人能认识那么多种类的鸟，头一回知道观鸟还能那么上瘾。据她了解，美国观鸟人数众多，是一项重要的休闲活动，非常适合环保组织开展。
自然之友会员靳旭提出，可以请他的老师高武来担纲此事。回到学校，他极力游说，但高老师并未立刻同意。会长梁从诫得知后，和汪永晨一道亲赴首师大，请高老师出山。在观鸟组日后的发展里，高武果然成了中流砥柱。
开展第一次观鸟活动前，先要办场讲座给大家“扫盲”。梁先生夫妇带头，靳旭、任钋等几位都集合在梁家，一个个写信封，写了一两百封信，然后送至邮局，活动通知就是这样发出的。
当时来了上百人，大家都兴趣盎然。年龄最小的学员叫刘天天，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还不到十岁，用稚嫩的小手做着笔记。
趁热打铁的鹫峰观鸟活动，报名者甚多，三辆车都没能装下。可惜天公不作美，从早上就开始下雨，抵达鹫峰时还没停。怎么办？高武临时借了林业大学的教室，给大家继续讲解鸟类知识。正听得入神，雨停了，人们走出教室，一抬头，只见各种鸟争相鸣叫，在天空中盘旋。
高武那时六十岁上下，体力充沛，步履轻快。他背着军挎包，带齐了望远镜和生物图鉴，边讲边走。其他人都是外行，只有少数人拿着看戏用的望远镜，四下张望，茫茫然不知该问什么好。
此后，观鸟组经常组织活动，地点都是高老师多年勘测的，基本上不会让大家扫兴，总能一饱眼福、有所收获。
2000年，梁从诫应邀到台湾讲学，用讲课所得购买了一台kowa25倍定焦的单筒望远镜，送给观鸟组。之后，高老师又带着一些观鸟组成员、学者动手编写了《北京野鸟图鉴》，获1万元稿费，为观鸟组购置了另一台单筒望远镜，解决了装备问题。
同是1996年，赵欣如应汪永晨之邀，在“绿家园”为“菜鸟”们引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钟嘉，就是在活动中被吸引，成了一位资深观鸟人和对中国观鸟影响良多的记者。
付建平1997年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本是为给自己所在的科学杂志约稿，但当她在望远镜里，看到崖壁上的苍鹭昂首而立，胸前脖颈上两串斑点，两根辫羽在微风中飘动，看鸟就成了她的生活中的大事。
尽管当时全国观鸟的同道中人只有数百，但赵欣如并不着急，一个人能影响十个人，十个人又能影响一百个人，观鸟可以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发展。让他没想到的是，2000年以后，互联网和摄影装备的突飞猛进，让观鸟成了一项“指数级”增长的活动。
“滚雪球”
武悦是在“雪球”滚动起来后加入的，当年还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
因为一篇描写鸟的作文，父母发现了女儿的兴趣，在报纸上看到鸟会开年会的消息，就让女儿自己打电话报名。
“多年参与，培养了女儿的科学精神。”武悦妈妈说，鸟会为入门者办的“城市绿岛观鸟行”，是她和女儿每周必备的亲子活动。在奥森、在圆明园、在颐和园，付建平举着鸟类图鉴，悉心引导孩子观察、描述，“从此，孩子的作文'开挂’了，不仅有的可写，还尽量用精准的语言”。
当时在北戴河有一个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环志站，一直都没有向公众开放。1998年，赵欣如终于为公众敲开了这扇门，得以带着大学生和志愿者们到北戴河进行环志培训，武悦也在其中。
“摸到小鸟那一刻，孩子彻底痴迷了。”听说挂在网上的鸟会死掉，武悦总要比别人多巡视两趟。“现在她做了生物学博士，实验室中，也是小心谨慎、善于观察的一位。”
武悦初三那年，正是雨燕迁徙追踪项目最关键的一年。离中考只有一个月了，老师特意来家访：“中考更重要。”但武悦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分管的雨燕分组工作需要有经验的人员，不能不去。于是，她发起了全家总动员，爸爸做后勤保障，和妈妈一起做标识牌，一遍遍叙述流程，演练着各种可能想到的突发状况，带着神圣的使命感和无限期待，迎来了夜幕降临。环志当晚虽然熬了个通宵，但她还是靠大杯咖啡撑过了第二天的数学课。
鸟会每年五一、十一、暑假到北戴河做5天至7天环志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环志者，于方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很早进入咖啡行业的“老人”，从1999年开始观鸟，比做咖啡更早。
大自然给他带来很多震撼和感触，但他不喜旁观，总想参与得再深入一些，环志这样一个有实际贡献的志愿工作，显然更过瘾。北戴河环志，他们一家一年年地坚持了下来。先是观摩、听讲解和拍照，再上手实操，两三年下来便十分熟练了，后来，北戴河项目就由他们家带队进行。
于方的女儿于肖末第一次参与环志时才7岁。“小孩儿嘛，头几年都没让上手”，只能从旁记录数据。而在雨燕迁徙追踪项目中，记录其实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环志过程中不断有人报来一组6个的数据，新手容易出现差错，而这个有几年环志记录经验的小姑娘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哪只鸟的翅长不对，或是重量离谱了。
在226个志愿者中，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于方一家参与最多。一家三口，年年报到，各司其职，是名副其实的“环志之家”。
虽然是民间观鸟、志愿者环志，但赵欣如总要强调“科学”二字。在民间，他又干起教育者的老本行，“周三课堂”连续办了20年，风雨无阻。“最初八年，几乎九成的课都是我在讲，后来每周邀请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和观鸟大咖向爱好者们分享知识和信息。一开始没固定上课地点，后来才得以在北师大找到落脚点。”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从1984年到2006年，这20多年的人才积累、知识普及，只是雨燕迁徙追踪项目的序曲。
跨国合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妮妮”，以沙燕风筝为原型，明明是长得像家燕，但人们却愿意把它说成是雨燕。因为雨燕飞翔迅捷，时速可达200千米，是鸟类中著名的“短跑运动员”，符合“更快、更高、更强”的寓意。
沾“妮妮”的光，保护雨燕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共识。然而，“要想保护好一种鸟类，就要先去了解它的行为”，否则，采取的措施未必有效。
北京奥运会前夕，由清华大学设计的雨燕塔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区立了起来，塔高20米，横切面2平方米，密密麻麻地排列2240个巢箱。这些巢箱的尺寸，与高武等专家的建议大相径庭，多年过去，雨燕没入住，塔里全是麻雀。
至今，没有雨燕的“雨燕塔”，依然是奥森公园的网红打卡地，“小鸟开会”的奇观，让人们开始认真打量起小麻雀。
“人们因为熟悉而喜欢，但真正的保护措施必须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赵欣如说，想要保护它们，需得从研究北京雨燕的繁殖习性、迁徙路线、迁徙规律、越冬地点、停留时间、飞行速度等生态信息入手。
趁着奥运带起的热度，北京观鸟会在2007年开启了“北京燕及雨燕调查与保护”项目。这一项目的资金从始至终只有1万元，却坚持至今。调查报告显示，燕和雨燕数量锐减的势头逐渐止住了，鸟儿在经历了栖息地剧变的打击后，开始努力适应城市环境——一些立交桥桥洞、仿古建筑的角楼上，出现了雨燕繁殖筑巢的身影。
家燕研究开展得早，迁徙路径分布图显示，家燕离开北京后，要过三次海峡，最终抵达温暖的东南亚。但是，北京雨燕冬天去了哪儿了，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确切答案。有人猜测雨燕去了非洲，但无法确证。
也是在2007年，在付建平的建议下，雨燕环志项目在廓如亭重启。
主持这一项目后，赵欣如首先仔细观察了廓如亭。八角重檐的廓如亭，又被叫做“八方亭”，两层厚重屋顶，扣住的繁复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雨燕出巢便飞往开阔的昆明湖面。“通过改进鸟网，廓如亭可以被严丝合缝地围起来，大大提升了网捕环志及回收的效率。”
此后5年，每年的雨燕回收率不断上升，到2012年，回收率高达53%，这说明北京雨燕对原繁殖地的忠实度很高；还回收到一只2000年环志的个体，说明这只雨燕的年龄至少13岁。
不过，这些结果只表明住在这里的雨燕回来了，它们到底飞到哪里过冬，还没有答案。
2012年4月，德国柏林，曾连续3年担任“北京燕与雨燕调查”项目执行负责人的朱雷，已经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鸟类生态保护专业的研一学生。在雨燕保护国际研讨大会上，朱雷报告了观鸟会每年做北京雨燕环志的成果：回收率稳定保持在30%以上。
待他发言结束，一名金发女子有些激动地走过来，称愿与中国的鸟类学家合作，助力北京雨燕的迁徙路径研究。
这位专家是瑞典隆德大学进化生态学教授苏珊娜，曾给8只欧洲雨燕装上了光敏定位仪。次年，其中的6只被成功捕捉。追踪数据显示，6只欧洲雨燕最终在非洲中西部的刚果盆地越冬。
鸟类的种群数量变化、寿命、回巢率等数据虽可通过传统环志知悉，但如要提高研究速度，破解含越冬地、滞留地、停留时间在内的鸟儿行踪秘密，还是需要采用数字化技术，如定位仪等，而苏珊娜就有现成的成功案例。
在朱雷的“搭桥”下，苏珊娜开始与观鸟会接洽。2014年年初，在外方联络人唐瑞和中方联络人吴岚的积极沟通下，追踪北京雨燕研究的意向逐渐达成。
专家阵容堪称“豪华”：包含项目总策划、鸟类环志与保护专家赵欣如，鸟类生态与演化专家刘阳，来自瑞典的进化生态学教授苏珊娜，来自英国的雨燕保护专家迪克，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鸟类环志、标记物专家林顿。
根据国际环志领域内的一个普遍适用规则，为飞行动物佩戴的装置重量必须小于其体重的3%，若以一只35克重的北京雨燕为例，其身背的定位仪净重须小于1.05克。最后，一款由英国生产的光敏定位仪，净重仅0.65克，成了首选。
基于此前追踪欧洲雨燕迁徙路径的经验，林顿认为，在颐和园要给31只雨燕佩戴定位仪走完布网、捕捉、分类、佩戴、采样、放飞的流程，至少需要两三天。但赵欣如对志愿者们颇具信心。他觉得，一天时间绰绰有余。
付建平透露，早在2014年初，项目准备前期，观鸟会便早早筛选出一批拥有10余年网捕、环志经验的资深志愿者，并针对性地开展了几期培训。“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老有幼，但对鸟类环志都有极大的热情。”
2014年5月24日凌晨2时半，廓如亭布下“天罗地网”。凌晨4点半之后，“睡眼惺忪”的雨燕开始出巢，大规模撞网。“摘”雨燕的手法像轻轻地夹起一支香烟，那一天，捕捉组总共“夹”到100余只入网的雨燕。
“脚上有环的雨燕，已连续多年往返八方亭筑巢，是佩戴定位仪的优先候选者”，赵欣如说，这是外国专家为保障来年回收率的建议。
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刘阳专程从广州赶来。由他带领的采样组，在现场负责采集雨燕的血样、羽毛、身上附着的寄生虫等生物样本装入试管，以便回实验室辨别雨燕的雌雄等信息。
放飞是最神圣的时刻，定位仪像双肩包一样背在雨燕背部，如同带着志愿者的爱心和科学责任心。
一片漆黑中，仅靠头灯照明，指挥组、网捕组、管理组（分配组）、环志组、佩戴组、采样组、图片采集组（羽毛拍摄组）、宣传组（在展板前向游客讲解）、疏导组（劝阻游客进入八方亭）、媒体组（摄影记录组）的志愿者们配合默契，整套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地走完，仅用了5.5小时，就让31只佩戴光敏定位仪的北京雨燕飞翔在颐和园的天空。
光敏定位的原理是依靠日照变化来推断地理信息，“优点是较便宜，电池较轻，适宜安装在小型鸟类身上。”但与常佩戴在大型鸟类身后的GPS定位仪不同，低耗能的光敏定位仪无法实时传回鸟儿飞经的地理位置，只能待重新捕获后下载数据。
时隔12个月，2015年5月24日凌晨，约50位中外追踪高手、鸟类学家等再度聚首廓如亭，等待着谜底揭晓的一刻。
不过2个小时，13只身背光敏定位仪的北京雨燕相继入网。与亲手“绑过”的北京雨燕重逢时，梁烜的心情很微妙：她双手触握着仅30余克重的小生命，想象着它一路裹挟着霜雾风雨、热浪沙尘后，依然惦念着北京。
年近70岁的林顿，兴奋得跳脚奔跑。在他的协助下，张弢现场下载读取了第一只被回收的身背光敏定位仪的北京雨燕的信息。当飞行轨迹在世界地图上浮现，这是一程来回近3万公里、飞经约19个国家和地区的长途跋涉，雨燕堪称伟大的飞行家。
“生态大使”
自2014年起，参与雨燕迁徙追踪项目的环志志愿者连续4年在廓如亭，给66只北京雨燕佩戴上同款光敏定位仪，最终回收到25只。“数据量足够大，满足分析要求。”赵欣如说，文章得以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志愿者的环志工作是基础，志愿者们的贡献功不可没。
数据分析显示，7月下旬，北京雨燕出京后，先后飞经内蒙古、天山北部、中亚、阿拉伯半岛、中非等地，最终于10月末抵达非洲西南部，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西开普省“休整”约3个月。翌年2月，越冬完毕，它们于2月初离开非洲，日夜兼程，在4月下旬回到北京，全程13572公里，用时64天。在整个往返迁徙过程中，北京雨燕的飞行共覆盖了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和地区。
自从北京雨燕迁徙路线粗略图公布，它那坚韧品格就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也吸引了更多关注。
2017年，《光明日报》一篇题为《这群以“北京”命名的空中“精灵”为何濒临消失？》的文章，引起了市政府的关注，并对“北京雨燕”保护做了专门批示。
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听说保护“北京雨燕”的各项措施逐步得到落实，城区数量已稳定在3000只至4000只后表示，还要加大以“北京雨燕”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让野生动物在北京吃好、喝好、住好，给它们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史洋是动物保护专业的研究生，但受设备限制，上学时对观鸟并不感兴趣，2006年参加北戴河的环志实践，算是个转折点。如今，他已经是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救护中心北京雨燕调查项目的负责人。
据史洋介绍，2021年度的雨燕科学调查在北京城区30个调查点开展，196名志愿者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了调查。在30个调查点，雨燕最大值合计为9060只，目前北京的雨燕种群规模达到一万只以上，比十余年前明显增加。
调查证明，雨燕并无濒危之忧，但“雨燕热”仍未退潮，甚至还一浪高过一浪。
雨燕迁徙途经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不谋而合，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它又被称为“一带一路”上的“生态大使”；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中，北京雨燕集结成上百只的大群，穿过数百年风雨阳光的正阳门，是申遗的首个数字形象；
甚至连2022年高考思想政治科目中，“北京雨燕”都进入了考题，让考生运用科学思维，对雨燕提出保护建议。
小小的北京雨燕，带动着公众参与环志，参与环保，但在赵欣如眼里，我们对它仍不够了解，仍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他建议，未来应该考虑开展北京雨燕专项研究，从生态学角度了解它们的种群数量、年龄结构、繁殖特点、食性等内容，为下一步保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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