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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连接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郭永秉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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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郭永秉 日期:2023-04-11

      思想者小传
     
郭永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文献),曾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复旦大学首批“卓学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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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一统,关系政权的稳固和统一。早期汉字的偏旁结构可以互换,左右上下可以颠倒,还可以加减偏旁。同一个字有很多不同写法,但汉字内部始终有一种稳定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列出了正体、俗体、异体,写明正规的写法应该是怎样的。在中国古代,“写对字”是通经致仕的必备素养
      ■汉字是“语素文字”,不直接记音。从先秦时代到今天,汉语的语音变化是剧烈的。孔子当年讲的话如果用录音机录下来,听上去恐怕会跟外语一样;但写下来的《论语》,今天很多人可以读懂。历经数千年演变的汉语,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得以沟通起来,并且部分弥合了古今汉语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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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在所有中华文化元素中,挑选一个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你会选什么?汉字,当属其一。

      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春秋战国时代的各类文字,秦代的篆文、隶书,汉代的隶书、草书,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行书、楷书,汉字逐步演化成熟。汉字,“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觉”,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密码,连接着古老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自诞生之日起直至今天,汉字历经数千年发展变化而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放眼世界上各大古文字,包括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都没有完整地、体系性地流传下来。即便后来有一些字母文字跟它们有亲缘关系,但也非一目了然的关联。

      汉字的发生和形成,与宗教、政治及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数千年来,它在维护民族共处关系、维持政权统一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作用,并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饶宗颐是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他评价:“造成中华文化核心者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
      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书法印章、版刻活字,这些中华文明的代表性事物无不是寄托或附着于汉字这一物质载体之上的。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把戎祀大事记录在典册上,以证明上天意志

      中国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专门负责记录历史,同时承担祝告、祭祀等神职工作。《论衡》记载:“仓颉四目。”在古人眼里,创造汉字的仓颉充满神性;汉字的发生,也被描绘为某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过程,正所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上古时期,“民神杂糅”。文字发明之后,祭祀的权力被逐步垄断。只有掌握文字的贵族高层及巫史,才能“与神灵交流沟通”。由此,先人认为汉字是非常神圣的,对汉字有着特殊的崇拜、敬畏之情。

      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先民记录在器皿上的一些符号,往往带有某种宗教意涵,和后来汉字的发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在夏、商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用于祭祀的陶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用朱砂绘写的、具有宗教意涵的符号或文字。

      比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陶缸,在口沿、外壁上可以看到很多状似实物图形的符号。有的是一个太阳下面有一座山,有的是一只鸟驮着升起的太阳,有的是鸟下面有一个类似神坛的形状。这与先民的太阳崇拜、鸟崇拜等原始信仰有关。这些符号往往涂朱或者朱绘。

      郑州小双桥祭祀坑出土的陶缸上的符号,就目前所知,是最早的确切无疑的朱书汉字,较殷墟甲骨文还要早100年上下。甲骨文大部分用刀刻写,之后会涂朱。凡是涂朱或者蘸了朱砂写的,大多是非常重要的、在占卜中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是一种强大的、从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

      再如,青铜器上的铭文最主要的功用是标注祭祀功能,包括祭祀的对象、祭牲等。在殷墟侯家庄出土的两件青铜器上分别有“牛”和“鹿”两个字,其相对应的青铜器外部有牛头和鹿头的形状,表示它们分别是烹牛、烹鹿的鼎。还有的青铜器铭文则是标注祭祀时摆放的位置,因为古代祭祀场合器物怎么放是有讲究的。

      《尚书》记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夏商之际,中国古人开始在典册上书写文字,记录历史大事。汉字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

      “殷革夏命”,意为殷朝把夏朝的天命革了。古人认为,帝王统治天下是要由上天赋予合法性的,如果没有这个天命是不行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上天就把你的命革了,换另一个来承受天命。这跟上天的意志有关,因而要把改朝换代的戎祀大事记录在典册上,以证明上天意志确认的合法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史书写、文字书写是非常神圣的,记录的是军国大事。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史官制度,也留下了不少史官秉笔直书的故事。

      甲骨文的占卜中不乏秉笔直书的例子——“己亥卜,永贞:翌庚子酒(其雨),王占曰:兹惟庚雨。卜之(夕)雨,庚子酒三啬云,其……既祝启”说的是己亥这一天,王占卜说庚子这一天会下雨,但到庚子行酒祭的时候,天气多云,等到祭祀完了,天放晴。王的占卜没有应验,但神职人员还是如实地记录下来。

      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隔代修史传统。这种修史的连续性、神圣性,与汉字的形成发展有深厚的渊源。

      寄托国家一统想象,反映一脉相承的天下观

      从一个个小的酋邦到部族联盟,再到王朝国家,慢慢成长为大一统帝国,汉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出土的青铜器分布来看,随着青铜器铭文使用范围的逐步扩大,汉字文明逐渐向外拓展,中国的版图也随着这种历史进程不断扩展。

      早期汉字的偏旁结构可以互换,左右上下可以颠倒,还可以加减偏旁。同一个字有很多不同写法,但汉字内部始终有一种稳定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列出了正体、俗体、异体,写明正规的写法应该是怎样的。在中国古代,“写对字”是通经致仕的必备素养,对汉字延续至今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字一统,关系政权的稳固和统一。今天我们讲“书同文”,大家会马上联想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举措。其实,西周时代中央王朝及其附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与较远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字形,几乎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可见,早在周朝就采取了有力的文字一统措施,只是没有在史书上被仔细记载下来。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一权势不再。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货币等来看,晋国、齐国、楚国等诸侯国之间的文字风格、字形结构慢慢有了差别。到了战国时期,逐渐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特别是东南方的国家文学艺术比较发达,形成了文字的装饰艺术,所以很多美术字都是在吴国、越国、楚国等出现。

      “文字异形”状态持续时间并不长。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积极推行“书同文”的举措,统一文字规范、语言规范。这既是政权一统的外在需求,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举一个例子,在湖南里耶古井出土的“书同文”文字规范诏书中,就详细规定了“旦”字的写法,要求上半部分的“日”字中间一横不能碰到左右,下半部分的横不能碰到上面的“日”。

      “书同文”的国家政策可以规定到如此小的细节,而且落实到当时尚属于边陲的湖南里耶,可见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行政效率。

      历史上,武则天也曾经推行过文字改革。我们今天去判定唐代出土的文献文书、碑刻墓志的时代,武周时代是最好辨别的。因为它修改颁布了很多武周新字,包括“初”“君”“年”“圣”等。武周时期改的汉字跟原来的字多少有一些关联,但在字形上有所变化,赋予了一定的新意涵。

      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武则天,他们采取的文字一统或文字改革举措,其实都体现了君临天下、圣德遍照以及“四海攸同,八方来朝”的寓意。

      纵观历史,汉字本身的统一和更革,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大一统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它寄托了中国古人对国家一统的想象,反映了一脉相承的天下观。在记录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维持政权统一等方面,汉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既有庙堂书写的向心力,又在民间向俗而生

      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讨论过西方语言跟中国语言之间的差别。他提到,欧洲语言凡是应用于某个时代的文学里,有些词语当时很流行,但如今要是用进去,恐怕就会发生笑话;中国语言却不是这回事,某个语词一度被某部杰作所采用,中国文人就喜欢摹效,这个语词便成为不朽之物,永远流行。

      直到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古语都是典籍中留下来的。比如,恭贺新禧之“禧”是福气的意思;十天叫“旬”,“旬”是“遍”的意思,把天干“周遍”一次,就是十天,就是一旬。

      再举个例子,什么叫康庄大道?《尔雅》解释,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五个方向都通,是“康”;六个方向都通,是“庄”。

      几千年来,中国能维持“文言”一统书面语言的长久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胡适认为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大家要写文章、作八股文,因而都去学文言。也有一些人将其归结为中国人的“崇古心理”,认为中国人似乎总是认为上古三代是最好的黄金时代,所以会有一种趋附、仿效两周秦汉语言的心理。

      实际上,文言的形成、长期存在和发展,最主要的基础是汉字。汉字是“语素文字”,不直接记音。从先秦时代到今天,汉语的语音变化是剧烈的。孔子当年讲的话如果用录音机录下来,听上去恐怕会跟外语一样;但写下来的《论语》,今天很多人可以读懂。历经数千年演变的汉语,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得以沟通起来,并且部分弥合了古今汉语发生的巨大变化。

      应当看到,文言中的单音节字明显多于口语。林语堂指出,这种单音节性造就了极为凝练的风格,在口语中很难模仿,也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美。于是,我们有了每行七个音节的标准诗律。这种效果在英语或任何一种口语中都是难以想象的。其中的每个字、每个音节都要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先是在文学传统上青睐文绉绉的词语,而后成为一种社会传统,最后变成中国人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学方面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文本身的特点。

      汉字既有适应庙堂书写的向心力,又有在民间向俗而生的活力。在一些实用场合,老百姓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去使用汉字。那些字形和用法可能得不到官方认可,但大家都默认它的存在,也便于信息沟通。

      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汉字始终活跃。国家兼并、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外来文化传入,都没有让汉字退出历史舞台,其生命力反倒越来越强大。先民所创制并传承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值得中华儿女共同珍视与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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