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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何爱国 日期：2023-07-18
■何爱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和谐、渴望和睦、热爱和平的民族，“协和万邦”“天下文明”“世界大同”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理想。这一突出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搞“党同伐异”小圈子。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是“协和万邦”“世界大同”，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而不同”“天下太平”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理想追求，“道德普施”“天下文明”是中华文明天下伦理的核心价值。
诸子百家、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都具有深刻的和平诉求，阐明“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主张“以和为贵”“和为达道”“和实生物”“协和万邦”，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行为，主张“义战”“慎战”“非攻”“不争”。
《尚书》记载，唐尧时期，中国就有“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左传》载有晏婴论“和”“同”之异，强调“心平德和”；在《国语》中，史伯论“和”“同”之异，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老子》进一步主张“爱民治国”，要求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警示“兵者，不祥之器”，呼吁“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强调“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论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君子无所争”“子之所慎，斋、战、疾”，反对不顾道义去刻意追求富贵和利益的行为，呼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墨家学派是一个具有浓厚和平性的流派，主张“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其最高理想是：君为“兼君”，士为“兼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墨家不仅主张和平，也坚决捍卫和平，期待“视父兄与君若其身”“视弟子与臣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巨子”为领导的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反战和平团体。
《中庸》把“中”与“和”视为天地运行与万物化生的根源和动力，称之为最高、最好的道德规范，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孟子》主张“保民而王”“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反对“争城以战”“争地以战”，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强调不打不仁不义的仗，“仁者无敌”。
《吕氏春秋》认为国家治理以珍重人的生命为根本，做到“尊生”“贵生”“全生”，反对“亏生”“迫生”，且特别强调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关系政策和实践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古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大体是“怀柔远人”。《中庸》所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具体方法就是“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
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包括以礼部、鸿胪寺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册封朝贡制度，都是以友好往来作为基本形式。
唐太宗就明确提出，“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他吸取隋炀帝“仁义不修”却频繁发动战争以致灭亡的深刻教训，强调“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
在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实践中，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从丝绸之路到万里长城，都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张骞的“凿空之旅”，用“驼队和善意”写下东西方互利合作的伟大篇章；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用“宝船和友谊”留下和平友好的佳话……中华民族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的交往交流，谱写万里驼铃万里波的长歌，创造万国衣冠会长安的气象。中国的传统对外关系从来就不是简单粗暴的征服与被征服、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而像万里长城那样，绵延和传续着和平文化、融合文化。
往历史深处来看，夏商周以来，中国历代政治疆域严格来说都小于“文化中国”的范围。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疆域主体范围也基本保持稳定。这正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之表征与智慧所在。
与世界各大文明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为何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和平性的经济基础——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与西南山林文明相结合的复合型文明。其中，农耕文明是一个主导性文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等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主要活动与影响区域。
农耕文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以土地为家庭命脉，以人口为家庭财富，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生产生活随着自然的节律而循环往复，安土重迁，具有内在的和平诉求。战争则会打乱和破坏农耕文明的节奏，导致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引发社会失序和国家动荡。
战争是农耕文明难以承受之重，“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故每一次大的战乱过后，统治者都会推行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政策，即轻徭薄赋的和平发展政策，以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的节律，恢复农耕文明的元气。
农业生产需要较长的周期和稳定的社会秩序，长此以往自然就会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所以我们说，和平性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中国人民的基因里。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基础要素与必要条件。
长期的大一统的历史环境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和平性的政治基础——
中华文明有两个重要的大一统时期：一个是封建性大一统时期，即夏商周时期，在政治和文化上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地方政治具有严重的封建性，诸侯国君具有相当的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治性；另一个是中央集权式大一统时期，即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地方上是郡县制和行省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
在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环境下，中国古代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兴”以及“康乾盛世”等相对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阶段。长期的大一统历史环境与盛世期许，培育出中华文明深厚的和平底蕴。
以儒家为主流、儒释道合流的意识形态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和平性的文化基础——
儒释道合流是中华文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儒家以“天下大同”（“和而不同”）为理想，以“修齐治平”（“三达道”“五达德”）为方法；道家以“玄同”“齐物”（“不齐而齐”）为目标，以“无为”“不争”（“无为而无不为”）为门径；佛教以超越法相（追求“真如”“涅槃”）为宗旨，以舍离俗世（“出家”“出尘”）为途径，都具有深刻的和平性。
具体而言，在看待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秉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价值理念；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秉持“仁者无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价值理念；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方面，秉持“贵和重人，不尚战”“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价值理念；在处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关系方面，秉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价值理念。
总之，文明没有优劣、高下之别，只有地域、特色之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文明历来不认可“文明的冲突”，而主张文明的“和而不同”。文明从来都不是一元的，未来也不是一元的；传统文明是多元多样的，现代性文明也是多姿多彩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的和平共存、交流互鉴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正道、大道。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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