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莱
一根平平无奇的木棍，静静地摆放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展柜里，与众多顶级文物同列，共享游客们惊叹的目光。
2500年前的一天，它作为一根普通棍子，和其他木条一起成了建筑材料。2500年后的一天，人们在吐鲁番一处墓穴的棚顶上发现了它，从那以后，它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葡萄藤而载入史册。
就在此刻，吐鲁番葡叶扶风，翻卷如浪。而藤蔓清晰的脉络，却远远延伸到6600万年前。彼时巨兽徜徉大地，恐龙的足下，葡萄在生长。沧海桑田，这奇妙的植物依附于时间之上，直到人类出现。约7000年前，野生葡萄实现了人工栽培，人类文明的元素中，也因此增添了一片再未消失的绿色。
园艺业兴起，古人用各种方式壮大着葡萄家族。从地中海边起步，伴随着航船、驼队、商贸、征伐，葡萄以各种形式嵌入人类活动，开始向全球传播。
数千年间，随着迁徙的人群，葡萄种子渐渐通过葱岭以西的大宛、罽宾等地，一路向东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约2500年前，葡萄传至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首先是塔里木盆地，而后进入东部的吐鲁番地区。明显的昼夜温差，清澈的雪山融水，适宜的土壤条件，让新疆成为中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区域，这一优势，从2500年前延续至今。
在昆仑山下，葡萄摇身一变，解锁了自己崭新的形态。它传入新疆不久，塔里木盆地不同人种、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居民发现了同一种东西：葡萄酒。
酒，让葡萄果实短暂的生命得以延长，这甘醇的液体把时间浓缩后又返还给人类。酒杯举起的一刹那，快乐变得极其简单：喝就行。
大汉豪饮，女子微醺，酒意上头时，葡萄便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食粮的转换，它以自我的彻底解放造就了“醉”的意境。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人们在醉意酩酊中离开俗世烦恼，每个人都站在了宇宙中心。除非同醉，否则只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人类终极的问题在酣醉的那一刻都有了答案。
我就是我，所有个性的情感在闪烁的酒光中膨胀，爆发，旋转，睁眼纳须弥于芥子，抬步归咫尺以星河。
人们醉卧华榻之上，酣眠草丛之中，而醉者们，无论是粗糙的木碗里，还是精美的玉杯中，都荡漾着酒的醇香——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快乐。人们在那一刻尽情地释放自己，待酒醒后回归生活秩序，期待下次的重逢。
庞大的日常需求变成国家的经济动力。昔日的西域三十六城邦，葡萄种植和酿造工艺成为诸多地区的支柱产业，是衡量财富和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志。葡萄藤蔓所到之处，大地酒香四溢。
而葡萄传播的脚步并未停止。丝绸之路上，酒香绵长的驼队络绎不绝。汉时，葡萄就已传入中原，张骞沿河西走廊东归，怀里亦带着葡萄种子。千百年间，葡萄成为西域诸地向中原王朝输入的重要贸易物品之一，并在中原传统白酒品类外，开创了果酒的新天地，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因此而改变。
更令人惊喜的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葡萄酒给文学艺术不断注入着浪漫张扬的活力。葡萄美酒夜光杯，这神奇的液体跨越阶层、贫富、地域、场景，让世俗生活平添一份份唾手可得的不羁与自由。长安城内，酒肆林立，李白举杯邀四座，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谪仙人”诗篇如雪，如酒香氤氲华夏大地，而彼时的盛唐，四处翻涌着葡萄的绿浪，一粒粒果实，是万家冷暖。
到了元朝，大都胡商熙攘，葡萄早已成为中国常见水果，大批迁入中原的西域诸族百姓开始用当地葡萄酿酒，来满足剧增的葡萄酒需求。西域葡萄酒酿造技术大规模传入中原。葡萄酒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至今。
如今的新疆，依旧是中国最好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地之一，从盛夏到金秋，各类鲜食葡萄遍布大江南北，滋润着中国人的味蕾。而天山南北酒庄林立，酒香弥散大地，飘入寻常百姓家。
当酒杯摆在面前，世上所有问题都不再紧迫，最难且唯一的问题只剩下一个：喝？还是不喝？
它从来不会有标准答案，但一定会出现在每个人经行世间的时光里。喜悦、悲伤、决绝、迷茫、得意、萧瑟，这世上无数纷繁的情绪，后面都可以搭上寥寥三字：来一杯？
古今皆无二样。1989年，人们在库车发现了一盏精美的玻璃杯，敞口，弧壁，圈足，通体呈淡绿色，杯壁饰有12枚上下交错的圆形贴饼。这盏玻璃杯也许盛过很多液体，但没什么比葡萄酒更适合它了。富有戏剧性的事情在于，它出土于一个佛教石窟旁边的渠沟，像是被人遗弃。
是喝完酒悔意浓浓，弃杯礼佛？还是礼完佛心结犹在，借酒消愁，人去杯空？不得而知，也不重要。在那一刻，极乐和红尘，迷醉与清醒，都曾在这酒杯上流转。
这是时间与时间的相会。在某个夜晚，亿万年前的星光撞入酒杯时，有人举杯邀明月，问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