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创作动机“索隐”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中，显性文献很少与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索隐”托尔斯泰的生命历程，他的《战争与和平》事实上不断地与大教堂交错。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世界文学的艺术高峰，对其研究，无论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在全世界，都极为充分了，任何一点创见性突破都是极艰难、极富挑战性，同时又是极其隆重的。

与《战争与和平》相关联的大教堂

天下皆知，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是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伟大丰碑。但是，从未有人意识到，这部伟大作品与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救世基督大教堂”有关联。

一般人，包括俄国人，甚至也包括莫斯科人，对基督救主大教堂的“感知”，都是将其视为东正教的伟大殿堂，自然偏向关注它的宗教功能。只有进入其中，看到镶嵌在大教堂内部的纪念壁板，才会“意识”到：俄罗斯最宏大的东正教教堂，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 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是纯粹为了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建，是俄罗斯帝国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而修建的最大的“物质”纪念碑。然而即便步入其中，一般的俄罗斯人也很少将其与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另一个更大的丰碑——《战争与和平》联系起来。

除了托尔斯泰传记专家古谢夫在《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略微提及以外，至今尚无人讨论两大丰碑之间的关联。但是，经过细心考证，就会发现两座丰碑之间存在着特别的联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极有可能是被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刺激”、“激发” 的结果，这座位于莫斯科中心的、纪念 1812 年事件的主题极其单一的大教堂至少是《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动机之一。

两座纪念丰碑各属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若无强大的“事实”依据，的确很难被关联起来。

而且，大教堂是19世纪80年代才全部竣工。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1869年已经全部写就，到大教堂“开放”之日，已经发表了十多年，因此，说一个“后完成者”是一个“先完成者”的动机，时间顺序上就不对头。另有蹊跷的是，这座修建了50年的大教堂，在1881年正式开始从事宗教活动以后，又过了50年，即1931年，也就是在1812年卫国战争120周年纪念前夕，竟然又被苏联当局用炸药彻底炸毁了。从此以后，自然也就没有人再去思索这座大教堂所关涉的问题了。

如果从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这一主题来看，作为这一伟大事件的纪念碑的大教堂，与1930年代推行的意识形态并不相悖，不该炸毁。但是，当它作为东正教的最重要的象征物的时候，便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当最高决策层筹划建设“苏维埃宫”的时候，便毫不留情地选择了炸毁教堂腾出莫斯科中心“地王”的方案。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立刻有人动议重修大教堂，刚刚进入新世纪，大教堂就神速地重新矗立起来。当我走进大教堂之内，看到大教堂内壁那些写满了纪念俄法战争文字的墙板，强烈地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一定与这个庞大的、设计主题十分单一的建筑物有某种关联。它与它，两座纪念1812年伟大事件的丰碑，一座是“物质”的，一座是“非物质”的，二者之间至少可以有四大关联：第一、两大丰碑是一组平行线。第二、两大丰碑的修建程序有许多交错。第三、作为帝国纪念丰碑的性质与《战争与和平》“人民”主题之间的角力。第四、《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动机，极有可能也受到大教堂的刺激。前三种关联需要细心考辨，随之而进行的对第四种关联的探索，一旦成立，将是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研究的一个突破。

托尔斯泰自述《战争与和平》创作动机

在《战争与和平》的稿本中，托尔斯泰曾明确记下这部伟大作品的创作动机：

1856年，我开始写一篇带有鲜明倾向的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应该是带着家眷回到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接着，我不由自主地从那个时代回溯到1825年，那是我的主人公迷茫和不幸的年代，于是，我便从那时开始写起。但是，在1825年，我的主人公已经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为了理解他，我不得不需要再一次推溯到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最为光荣的1812年。我又一次抛弃我的开头，而从1812年写起，它的气味，它的声响，至今我们还可以听闻，对于我们依然是那样亲密，但是，它距离我们已经遥远。我们已经能够平静地思索它了。但是，我又不得不在第三个开头停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我最初要描写的那一个主人公而停下来，相反，在那个伟大时代的半历史、半社会、半虚构的伟大的人物性格中间，我的主人公个性已经退隐到写作蓝图的后面，而在蓝图的前排，让我产生奇异兴趣的，既有那个时代的青年，也有老年，既有那个时代的男人，也有那个时代的女人，……就这样，从1856年一直溯回到1805年……。（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90卷集，第13卷，第54页）

正因为托尔斯泰已经如此明确写出《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机的发育过程，所以，无人关注这场写作与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关联。

但是，它至少给《战争与和平》的研究者提供了两个明确的信息：

第一、《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动机是受现实生活的触动而发生的。1856年是一个“大转变”开始之年。1855年3月2日，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莫名其妙”死亡，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俄国新沙皇，这位继任者一上台，就表现出“改革”的意向，发布手谕允许那些曾被宣判永久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可以离开流放地，于是才出现了十二月党人的“回潮”。托尔斯泰此时关注十二月党人，因为在他身边，在他的亲属中，就有回归的十二月党人。

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原理性”命题：因现实事件的刺激激发而创作，这是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一大特征。

第二，这部伟大的小说的主题设计，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不是一开始就确定无疑和坚定不变的，它是逐渐发育的，它是在历史时间的回溯中游移变动的。

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原理性”命题：大雷雨是由一个雨点开始的，此处一个雨点，彼处一个雨点，不断连缀，最终组织成一场大雨，这是托尔斯泰小说诗学，这种诗学特征特别适合于他的大部头作品，他的三大长篇小说，都是由一个动机开始，随之不断有其他动机加入，最后构成丰富庞大的整体。

“索隐”《战争与和平》与大教堂的关联

这座大教堂的奠基，就是在托尔斯泰眼皮底下进行的。

1837 年6月，作家的父亲突然去世。1838年，本来居住在莫斯科的小托尔斯泰不得不回到故乡雅斯纳亚·伯良纳。1839 年8月底，托尔斯泰又从乡村雅斯纳亚·伯良纳来到莫斯科。不能肯定此行目的是什么，不过，古谢夫认为，此行目的，极有可能是为了观看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奠基仪式。古谢夫如此“索隐”的依据是托尔斯泰回忆录的未完成稿。古谢夫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少年》和《战争与和平》中的有关描述就是依据这段童年经历。

《少年》的一段手稿记载了小尼古连卡观看沙皇驾临莫斯科的盛典，《战争与和平》中以极大的篇幅描述了罗斯托夫家的小彼佳观看沙皇检阅的盛典。两篇小说中这两次盛典描述，其“记忆”根源，都是1839年9月10日尼古拉一世亲临莫斯科参加大教堂奠基的盛事。据古谢夫考证：少年托尔斯泰是从米留金住宅的窗户看到这一庆典的。这位米留金是基督救主大教堂建设委员会的管理人, 他的住宅属于这个委员会，就在大教堂奠基庆典场地的对面。那就是说，这座位于克里姆林宫之侧的宏伟大教堂在兴建的第一天，就已经被托尔斯泰关注了。

另一个“索隐”更为可靠。这座大教堂从 1839 年奠基，到 1883 年正式使用，历建 44 年，但是，它历史丰碑的特性，并非等到 1883 年才最后显露出来。

根据托尔斯泰自己的表述，1856年是《战争与和平》动机发生年。而那一年，大教堂脚手架部分拆除，著名的宗教建筑画家斯特鲁科夫画了几幅基督救主大教堂的雄伟丰姿，这些画被印制成明信片之类的印刷品，广为流传。图片中，莫斯科河畔，大石桥头，大教堂赫然耸立，行人游客纷纷注目。画家把大教堂画在行人

游客的头部上方，意欲凸显大教堂对世人造成的震撼。其中也一定包括托尔斯泰。

第三个可以“索隐”的史实也发生在1856年。这一年年初，列夫·托尔斯泰到圣彼得堡，在1856年2月4日的日记中记下这样一句：“在托尔斯泰家晚会，从涅克拉索夫那里拿到钱，和库特列尔呆坐到两点。”（《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第65页）这一笔日记，有三个“行迹”值得“索隐”，一个是从涅克拉索夫拿到的钱是400卢布预支稿费。《现代人》杂志培育了托尔斯泰，但是，托尔斯泰没有把自己的大型作品交给《现代人》。另外，这位“库特列尔”是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时的战友，他作为托尔斯泰的文学“模特”出现在《哈吉·穆拉特》当中。高加索服役，塞瓦斯托波尔参战，这是托尔斯泰战争观建立的基础，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哈吉·穆拉特》，更强烈影响了《战争与和平》。但是，对于我的论题，这段日记所记的第三个“行迹”最值得关注：这里提到的晚会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堂叔费得罗·彼德洛维奇·托尔斯泰家的晚会。

费·彼·托尔斯泰在1828年至1859年间是俄罗斯艺术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家的晚会，聚集了当时许多著名作家、音乐家、演员。费·彼·托尔斯泰本人也是一个造型艺术家。他传世的作品极少，但是当年，他的名气极大，他曾在圣彼得堡造币厂担任设计师，1812 年卫国战争之后，他设计了一套纪念 1812 年卫国战争的纪念章，纪念章共 21 枚，选择了1812 —1814 年战争最有代表性的场面加以塑造。2012年，我见到了这批纪念章原件，它们被镶嵌在16厘米的磁盘里，图案庄重典雅，基本上是古罗马风格。费·彼·托尔斯泰从此名声大振。关于他，更为著名的是这些纪念1812年战事的纪念章图案被应用到圣彼得堡冬宫广场的亚历山大柱的基座浮雕设计当中。亚历山大柱是圣彼得堡纪念1812年战争胜利的最宏大的纪念碑。1834年8月30日，冬宫广场举行浩大的亚历山大柱揭幕仪式，场面空前壮观。

还有更为重要的信息。正是在列夫·托尔斯泰孕育十二月党人故事的1850年代，他的这位叔公担任了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大门的模型设计。大教堂有12扇大门，每一个立面各三扇，用紫铜铸造而成。也就是在青年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出入叔公沙龙的年代，这些大教堂的大门从图纸落到了地面。

最后一个可“索隐”的事件是：1860年，基督救主大教堂外部脚手架全部拆除，这座丰碑首次亮相，它的宏伟姿态全部展现给世人。这显然与迎接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热潮有关。1862年，在大教堂的屋顶安装了青铜护拦，这是原设计没有的新增项目。其目的是供人登顶参观。

众所周知，这一段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全身心投入两件事，一是雅斯纳亚·伯良纳的教育以及一切与教育相关的事业。另一个是自己的婚姻。两件事表面上都与大教堂无关。但是，办教育需要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取经”，而每一次“取经”都要经过莫斯科，而每一次到莫斯科，托尔斯泰都必到未来的未婚妻家里。

托尔斯泰未婚妻索菲亚娘家姓别尔斯。索非亚的父亲是宫廷医生，他的家就在克林姆林宫之内，1860年至1862年，托尔斯泰出入未婚妻别尔斯家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刚刚拆除了脚手架的辉煌的大教堂。这座大教堂作为一个物质实体，总在托尔斯泰的视野当中。而我们知道，一年之后，托尔斯泰离开十二月党人的主题，动笔创作《战争与和平》。

我在莫斯科买到一本画册，它是1888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摄影图片集，书名为《从基督救主大教堂看莫斯科》，其中是一位摄影家在1867年从大教堂俯拍莫斯科的360度全景组图。从摄影家的视点可见，1867年前后，大教堂的顶部是莫斯科城最新的制高点。大教堂作为莫斯科的新的核心，作为莫斯科东正教宗教以及俄罗斯政治核心，作为俄罗斯帝国国家级纪念1812年战争的核心，已经赫然耸立起来了。

如果用“反打镜头”阅读这些摄影作品，那么，行走在莫斯科街巷的人，一定是抬头即见大教堂。而这几年，正是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高峰期。

以上四条“索隐”，可以证明列夫·托尔斯泰与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关联,绝不仅仅是“擦肩而过”，这些线索的交汇，不断刺激、激发着托尔斯泰创作伟大作品的激情。

《战争与和平》与大教堂的对话

大教堂是皇家确立的官方纪念碑，而《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对俄国“官方1812年书写”的抵抗。官方的盛大从反方向“刺激”着托尔斯泰，刺激他一定要写出一部“对视”大教堂的文学大殿。

这里仅举一例。《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发明了一个著名的“圆锥体”理论。托尔斯泰认为，参战的所有人对战争的意义，就像一个圆锥体，沙皇以及沙皇之下的大臣们对战争的作用，高高在上，就像在圆锥体的顶端，而普通士兵、普通人民大众对战争的意义，就像在圆锥体的底部：“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八卷，363页）圆锥体顶端，高高在上，指挥运筹，但是，对战争的实际作用却十分遥远，十分渺小。拿破仑如此，亚历山大一世也是如此。而普通士兵、人民大众则是战争合力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每一步伐都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圆锥体”的战争学说,是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小说的“尾声”，托尔斯泰不惜破坏小说的艺术规则，用相当大的理论性文字论证这个“圆锥体”之说。

这恰好是从“下”向“上”对视大教堂的结果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汇报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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