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重 在上海《文汇报》从业40年，现已退休，写一些回忆老同事、老朋友的文章，歇脚为安。
编者按
郑重先生在1980年至1984年几次深入位于北京、四川、内蒙古的核试验基地与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基地，采访了钱学森、程开甲、王淦昌、邓稼先、任新民、杨嘉樨等“两弹一星”元勋和科技人员，以及在研制试验第一线的组织者、指挥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记下了大量采访笔记。这些笔记讲述了国防科研人员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严苛的政治环境下，克服万难，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我们从中选录几个片段首次发表，从中可以读到几代人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何“献了青春献自身，献了自身献子孙”；也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眼中的善与恶、美与丑；还可以读出郑重先生的家国与儿女情怀。
1981年 12月23日 星期三
这几天东奔西跑，定不下心来写稿。想了一个题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这个题目简单明了，不用解释，读者一看就知道内容是什么。我第一次这样全面地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本身就有“揭秘”性，不需要再搞什么花头了。原子弹的保密性比导弹、卫星的保密性要严格，如果这篇通讯能经国防科工委审查发表，我就心中有数，就能继续写其他内容了。摊开稿纸，先把题目写下。开头难，难开头，能开好头，就可以神来气顺。
12月24日 星期四
昨天写了个开头。现在把笔记、札记翻一翻，把材料作了归纳，拟出12个小题目：
一、中国要生存就要走这条路（高层决策）；
二、跨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陈毅：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张爱萍：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三、打响了第一炮（长城脚下）；
四、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
五、两年，爆炸时间的尺子；
六、能源和奇迹成正比例；
七、脑袋还是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八、谁的生命价值大；
九、有生命的心脏都是跳动的；
十、还没有到可以公开的时候；
十一、塔架再高，还是要爬上去；
十二、蘑菇云升起之后。
准备写成一篇连载式的通讯，每小节写两千多字，全文可能写到三万字，或许会更长一些，写写看吧，当止则止。
12月25日 星期五
写稿。
12月27日 星期日
昨天下午及晚上，把稿子写完。给周吉一主任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回上海了，回去之前，希望和他见一面，把我最近采访的情况和他说说。
下午，去黄寺国防科工委见周主任，把采访和写稿的情况和他说了。他很高兴，说：这样快就把稿子写出来了，你把稿子留下，要送给张副总长审查，别人都无法作主。我说：我先回去排字，我多送几份请你们审查。周主任说：这样也好，那就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要离开的时候，周主任突然想起什么，说：程开甲就在北京，要采访他吗？
我说：我一点准备没有呀。
周主任说：没关系，他是一个很难抓到的人，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于是我又访问了程开甲。在采访中，他特别谈到了束星北。
在原子弹系统采访，程开甲的名声如雷贯耳，没有在马兰采访到他，今日在这里相遇，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12月29日 星期二
下午去报社，把稿件送到排字房排字。
12月31日 星期四
去报社，把排出的小样，分头送给张煦棠及陆灏，想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报社吃过晚饭才回家。海歌、海瑶已从学校回来。把从北京带来的果丹皮、茯苓饼给他们。但他们对这些食品的兴趣已不像小时候那样浓了。海歌谈了学习，对学习物理感到吃力，虽然用功学了，但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劝他，不可能每门课都学好，把感兴趣的学好，其他能应付过去就行了。这是我读书的经验。每门功课都学好，那是很累的。
1982年 1月3日 星期日
见张煦棠和陆灏。煦棠约陆灏一起谈，他们认为稿子的框架可以，如能发表，定会产生影响，因为其中许多内容闻所未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担心审稿时不宜强争，如果北京审稿有意见，要力争允许修改后发表。他们对这篇稿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样，如果审稿通过，发表的版面不成问题。过去，有的稿子，被采访者及其单位领导都审稿通过，但报社领导没有兴趣，不给版面发表，搞得我很被动，感到无法向对方交待。记者就是这样，在外面趾高气扬，在报社里只好做小媳妇，对版面常有望眼欲穿之感。
去仁济医院找刘淑明医生，请她给我开一些感冒的药。去病房看望罗其中，他刚查完病房，略谈片刻，他说最近做了一些听神经瘤手术，效果不错。
1月4日 星期一
去国防科工委，把送审稿给周吉一主任，请他安排审稿的事情，把胡问遂为张爱萍写的六尺大字曹操《龟虽寿》诗也带去。
晚上，周吉一主任来电，告知：稿件遵照张（爱萍）主任意见，送给张震寰、朱光亚审读，另一件事，已和刘西尧约好，明天下午去他家采访。我想张震寰是没有时间审稿的，肯定由朱光亚看。苦哉，和朱光亚打了几次交道，他非常谨慎而缜密，稿件由他审读，命运如何，是一个未知数。令我有些心神不定。
1月11日 星期一
刘西尧也住在木樨地部长楼。王淦昌、石西民、熊向辉都住在这里，他们的家我都去过，对这里并不陌生了。
见到刘西尧，他非常客气，亲自倒茶，还问我欢喜喝得浓一些还是淡一些，我感到他颇有风雅。
刘西尧和我作了比较长的谈话。
1月14日 星期四
周吉一主任车经办事处，我随他去张爱萍处听取审稿意见。周主任告诉我：朱光亚副主任审稿意见他已看到，并且转交给张（爱萍）主任了。我现在急于知道的不是朱光亚的具体意见是什么，而是想知道他的态度，是同意发表还是不同意发表。周主任说：朱副主任只提了一些具体意见，稿件能不能发表，要听张主任的，决定权在张主任那里。
坐在汽车里，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后来看到什刹海，我才知道这时所在的位置。进了一条安静的胡同里，进入一座院子，这就是张爱萍主任的家。他在正屋里接待了我们。一位穿便装的女同志给我们倒茶，张主任介绍这是他爱人李幼兰。我知道她出生在宁波小港李家，是名门富户的后代，不知和上海李祖韩、李秋君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是宁波小港李家，我没敢多问。
这房并不大，室内也都是一般家具，就像我曾看到的将军们的家庭那样，只是室中央的墙上悬挂着董寿平画的红梅花。他也许发现了我的观察，就说：这是清朝张之洞的房子，只不过不完整了，被我们瓜分了。他所说的瓜分，就是这里住着几个将军的家庭。
他说：听你的口音，你是安徽淮北人？
我说：我老家是淮北宿县。
他说：宿县城里？
我说：宿县东北。
他说：那是皖东北根据地，是四师活动的地方，我很熟。
我说：四师师长彭雪枫牺牲时，还在我们双庙小学开过追悼会。
他说：彭雪枫是师长，我是政委，他是在路西作战时牺牲的。你们宿县不是建了雪枫公园，我不但题了字，还去过。你们那里庙多，什么双庙、苏庙、张庙、草庙，当时在作战地图上都有标志。你们那里还有个皇藏峪，也是庙，是刘邦起兵时藏身的地方……
我说：日本鬼子的据点大店集也是四师打下的。
他说：是啊，我们只派了一个团，有县大队的配合。
李幼兰又来倒茶，说：你们越说越远了，还是谈稿子吧。
我看看周吉一主任，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双手放在双膝上，正襟危坐，只是面带微笑看着张爱萍和我谈话。
张爱萍把送审稿放在小台子上，我瞄了一眼，稿子上有密密麻麻的铅笔批语。采访像张爱萍这样的高级将领，是不需要提问的，只要听他说，他想说啥就说啥，说到哪里是哪里，我只要用心地去听就可以了。张作为原子弹研究和爆炸两个系统的总指挥，可说的事情很多。但他说的很简单。
张爱萍说：搞原子弹不是哪个人的一句话就搞起来的，是中央的集体决策。当然，最后由毛主席拍板，周总理亲自抓出来的。搞原子弹是花钱的事情，人民生活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要不要花那样多的钱搞原子弹，中央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从提高国家地位来说，他是最积极的，他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及罗瑞卿总长都是积极支持的。反对的意见也很有道理，他们说：“老总啊，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那时国家的确很困难，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讨饭也要有一根打狗棍。原子弹又不能吃，就是打狗用的棍子，没有它，狗就要咬你。最后是毛主席拍板才定了下来，小平同志也是积极支持，他对我说：“主席已经定了，你就大胆地干吧，干好功劳是你们的，干坏了就算书记处的。”后来就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周总理亲自挂帅。我只是协助总理抓具体组织工作。
张爱萍沉思了一阵又说：搞原子弹，科学家和军队作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作了很大的牺牲。中央不是不知道群众的困难，要作出牺牲，但不作牺牲是不行的，别无选择。原子弹既不能当饭吃，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武器，搞原子弹的人心中也清楚，不会使用它，但是不能没有它，讨饭还要一根打狗棍，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在原子弹事业上得到充分的提炼。
说到这里，张爱萍突然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要进口核电站，要从国外买通讯卫星，这是卖国主义！难道我们多年的工作都是白干的吗？中国老百姓的牺牲难道要付诸东流吗！”
李幼兰又走过来给他倒茶，说：“别激动，别激动。”
一阵激动之后，张爱萍拿起台子上的稿子，翻了翻，想说又似乎有些犹豫，这可不像他指挥原子弹爆炸雷厉风行的风格。然后他说：朱副主任已经把稿子看了，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有些意见我还要说说。他从头到尾把稿子说了一遍，表明他看得很仔细，说得很具体，从科学家的名字，一直到一些部件的加工方法，诸如像炸药的结构等，他说：“你这样写，外国人一下子就可以测算出我们原子弹的当量！”又说：“许多事情现在还不能说！”
这时，我不知说啥好，只能以期待的目光等他提出修改的意见，同意稿件发表。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想法，用商量的口气说：“如果你实在想发表，稿件要送到中央去审查，有些事情要经中央同意才能向外发表！”
我听了，简直是吓了一跳，说：“怎么敢惊动中央，那就不发表了吧。”
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为什么不去力争呢？还没有等我再开口，张爱萍马上把话接了过去，说：“好，我尊重作者的意见，你既然不坚持发表，回去后把排出的铅字板子拆了吧，不要传出去。”
没有退路了，我只好说：“我一定按首长的意见办！”
我也确实被“保密”二字吓着了。
他说：“你积累了这样多的素材，还是搞文学虚构的作品吧，不要写技术，那样比较自由。不要写纪实的东西，很难写。”
张爱萍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提醒过，不要写纪实的作品，要搞文学虚构。他的话不是没有听进去，而是自惭缺乏想象力，没有文学虚构的才能。
这时，他拿出两幅他写的书法，说：“你从上海给我带来一幅字，我也送你一幅字。”
我打开一看，两幅字写的都是清平乐词，内容是“洲际导弹发射成功”，是他自己的作品，还写有我的上款。他的字写得潇洒而大气。
他说：有一张没有写好，挑一张你欢喜的吧。
我说：两张我都欢喜。
他说：那就都送给你吧。
周吉一主任也走过来说：一张换两张，收获不小啊。
稿件虽然不能发表，我多少带一点懊悔的心情离开张爱萍将军的家。
车行街上，周主任要司机找厕所。他回来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张副总长家里方便？”
周主任：“在首长家不好随意的。”他接着又说：“真羡慕你，跷着二郎腿和首长自由自在地谈话。”
我说：你的官也不小了，为什么还这样紧张？
他说：我是一个军人啊，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张副总长见了老帅也是要绝对服从的。
在张将军那里，我虽然表面上轻松，其实内心很紧张。开始是担心他不批准此稿发表，而此时我就更加紧张，这篇文章的命运到此结束了，将来还要写其他文章，什么时候能等到发表的机会呢？想到这里，心情就更加沉重。
新民晚报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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