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南发
发布/2018年7月2日 3:30 AM
还是同样一幅画,只因为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便有了不一样的身份和意义,恰似蓦然回首的醒觉,云散月明,满江清风;人间世事,不也如此?
沈从文,是我喜欢和景仰的作家。
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性格和性情,他“乡下人”的恋爱,还有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虽然那是他无奈的选择,但能作出此选择,更透显出他的大智大勇,更有对自己土地与文化最深沉的大爱。
虽然他自称只是搞些“花花朵朵瓶瓶罐罐”,但他以服饰考证,却为古书画的断代问题,开创了一个新的实证方法。
著名古画《唐人宫乐图》的创作年代,先后曾有过三大变化,就是一个实例。
这张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幅不大,只有48cm X 70cm,但名气颇大,因为它保留了许多唐代的资料。
此画没有作家名款或印章,也无古代收藏记录,它最早是出现在清朝的《石渠宝笈续编》里。
《石渠宝笈》是清宫书画的收藏记录,先后有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此画的《续编》,编纂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说明这时它已进入清宫;民国时转为故宫博物院收藏,1949年被运往台湾。
但此画卷外的清代题签及《续编》记录,写的却都是《元人宫乐图》!
由于当年编纂《石渠宝笈》时规定,需要“每卷呈请(皇帝)指示”,或因乾隆误以为此画上丰满鉴硕的仕女是蒙古人,而被定为元朝画。
从清朝到民国,多年来,此画始终被认为是一幅元画,直到1956年台北故宫出版《故宫书画录》初版,仍然按原签定为元人画。
60年代初,有学者发现此画与宋元时代仕女图风格迥异,故1965年台北故宫重新编印《故宫书画录增订本》时,便改定成五代人所画。
由元朝变成五代,是此画第一次“增寿”。
后来又有学者发现,此画上仕女的额头、鼻梁、下巴三处涂白的“三白法”,是流行于杨贵妃时代的“时式妆”。她们的发式,有把发髻梳向一侧的“坠马髻”,或把发髻向两边梳开,在耳旁束成球形的“垂髻”,及其他各种唐人发式。而画中奏乐者横抱琵琶及手持拨子的弹奏方式,亦与晚唐相同;在在显示此画应为唐人所作。
因此,1989年台北故宫新版《故宫书画图录》,又把此画更名为《唐人宫乐图》。
由五代上推到更早的唐朝,是此画第二次“增寿”。
自此它就一直被视为唐代名作。但近年来,又有学者在画上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画中仕女头上的梳子!
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梳子,作为装饰,称为插梳高髻,起初只在髻前单插一把梳子,后来又在鬓上部或髻后增插几把梳子,或上下左右相对为一组、或成品字形变化穿插,形成一大特色。
此画上12名仕女,有多名的发髻上都有各式插梳,可见当时流行程度。这种插梳之风,一直盛行到宋代,常见于宫廷与民间妇女的“头(髻)上”。
但插梳所用的梳子(古称“梳篦”),唐宋两代的样式,却有明显不同。
据考古发现及古代文献记载,唐代梳子的造型是马蹄形(形似簸箕),比较宽扁;宋代梳子则变为月牙形(梳背拱形,似彩虹或虹桥),比较扁长。
还有,唐梳的梳背面积比较宽(梳背梳齿几乎相等),可作各种雕饰;宋代梳背则很狭窄,但梳齿面积较大,实用,这种造型一直延续到明清。
近年在中国各地古墓,曾出土不少唐宋梳子,如江苏扬州出土的唐代镂花包金梳,浙江临安的唐玉背角梳,香港大学藏唐鎏金花卉纹银梳,江苏武进出土宋代金包背木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宋代描金骨梳篦等。
这些历史实物,全都显示唐宋梳子造型不同。
在《唐人宫乐图》上这些仕女的插梳,可以看见大多是月牙形,属于只有北宋才出现月牙梳!
学者也发现,画上坐正面弹古筝的乐伎,穿的是北宋较为流行的“抹胸装”(对襟低领露抹胸),而不是唐代的“袒胸装”。
由于前人不可能画出后人器物,可见此画绘作年代不会早过宋代,应该是宋人临摹唐代之作,所以在细节上会不自觉流露出当时的时代特征,也留下“线索”。
另一可能,是宋人描绘“从前的”唐宫景象,如近代张大千就画过许多明代美女一样。
因此,近年台北故宫的记录,已把此画年代定为北宋年间,也不再提“唐人”,只称《宫乐图》(其实更准确应为“《宋摹唐人宫乐图》”)。
这是此画年代的第三度变化,但这一回由唐转宋,又变年轻了。
还是同样一幅画,只因为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便有了不一样的身份和意义,恰似蓦然回首的醒觉,云散月明,满江清风;人间世事,不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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