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最初中国”的样貌

 

 

文汇报2018年07月22日 星期日

陶寺遗址：“最初中国”的样貌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发掘则始于1978年，迄今已有40年。在这项历时40年的考古发掘中，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大型的王墓、以及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观象台，一个沉睡于地下数千年的都邑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陶寺遗址的使用年代距今约4300到3900年，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一系列发掘成果，使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陶寺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 “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

    同时，陶寺文化呈现出一支繁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在这里，发现了早于甲骨文500余年的朱书文字，发现了古观象台以及利用 “圭、表”测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还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礼器、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龙图腾、中国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0年挖掘，对于这座数千年历史的遗址，更多秘密有待揭开。今天，一群考古人仍埋头躬耕在此，一点一点探源 “最初中国”的样貌。

 

    五年探秘“最早宫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汾河以东，地处太岳山脉余脉崇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整体处于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势之中。

    站在陶寺遗址内的宫殿区发掘点，向东远望，便是雄伟的崇山。薄雾笼罩中的崇山，以中央山峰为轴左右对称，地貌奇特，身形雄伟，仿佛是张开臂膀环抱孩子的母亲，怀抱着陶寺文化孕育的这片厚土。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是管子在《乘马》篇中总结的都城选址的原则。从陶寺文化的选址，可以看到早在4300年前，华夏先民就已经领悟并运用了这个原则。”陶寺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说。

    2012年，高江涛作为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在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他带领队员重点对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逐渐确认了它的存在。学界普遍认为，宫城城墙以及城门址的发现，证明了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

    记者循着指引看到了一段宫城城墙的基槽，有些地段的夯土基槽能够看到层理非常清晰致密的夯层，从城墙构造、位置和走向，可以看到陶寺人对城址有着明确的规划。

    高江涛介绍说，宫城城墙的发现可以说是“必然中的偶然”，当时考古人员只发现了宫殿区，但对宫殿区是否有城墙、城墙位置一无所知。2012年秋的一天，他偶然下到沟壑的断崖下，一抬头，忽然发现断崖的断面上，土层似乎有夯土的痕迹。于是，他沿着断崖继续走了50多米，发现断面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城墙，随后立即进行钻探、切面解剖，确认了宫城城墙的存在。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为了搞清楚宫城城墙的位置和具体构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支持下，从2013年3月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持续对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

    陶寺宫城面积达13万平方米，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 270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形成了宫城在里，郭城在外，呈“回”字形布局的“双城制”。同时，陶寺宫城形制规整，自成体系，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学界普遍认为陶寺宫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可能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亦深远悠长。”高江涛说。

    陶寺文化被发掘者分为早、中、晚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主体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从目前发掘与研究的情况来看，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中期达到了鼎盛，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城，是迄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现的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之一。

    高江涛介绍，陶寺城址内部基本上有了严格的功能区划，东北部是宫城和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宫城西南近处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南部近处是仓储区，城址南部偏东是早期墓地所在。早期墓地东南单独围出一个小城作为特殊的宗教祭祀区，内发现有“观象台”遗迹和中期墓地。城址西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西北为普通居民居住区。

    陶寺文化已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不仅居住区又细分为高等贵族居住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和一般平民居住区，同时，建筑既有大型宫殿类夯土，又有半地穴式的简陋房屋。墓葬等级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在着多个层次等级，反映了社会等级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地层堆积深厚，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这对考古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高江涛说，尽管已经挖掘了40年，但相对于280万平方米的城址总面积来说，目前为止只发掘了千分之五。

 

    薪火接力，层层揭秘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于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迄今已60年。数代考古人不惧艰辛、孜孜以求，使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实际上陶寺考古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张彦煌、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几位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的发掘研究之上，临汾盆地有将近100处跟陶寺相似的文化，因此最初确立陶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高江涛说，自陶寺遗址发现至今，其发掘、研究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到1978年正式发掘，是初步认识陶寺遗址的阶段。1959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1977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队在首任队长张彦煌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晋南考古调查，发现了从仰韶文化及以后的遗址306处，陶寺遗址就是其中一项，调查中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恢复考古工作后，再次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并将其作为晋南考古工作首选四个目标（陶寺、方城、东下冯和天马—曲村）之一。且于1974年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简单的试掘。“这使我们认识到陶寺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大型遗址。”高江涛说。

    从1978年至1985年，进入了连续考古发掘阶段，获得突破性的大收获。随着墓地和居址的发掘，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大批精美文物出土，并发现了扁壶上的朱书文字，震惊海内外。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先生确立了“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弄清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的文化序列，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随着研究深入，学术界意识到了陶寺遗址对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1999年至2001年，以梁星彭为队长的陶寺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重点对陶寺大城进行勘探和城墙解剖工作，基本确定了现在可知的大城时空分布。

    第四阶段则是从2002年春开始，何努接任陶寺考古队队长，此时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经过发掘，逐渐厘清陶寺都城性质功能和分区，发现了古观象台，并经过研究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重要都城聚落的地位。

    这一阶段最为人熟知的是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考古队通过对遗迹复原，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模拟观测以及与天文学家的合作研究后，最终发现13个柱子间的缝隙，是古人根据阳光透过缝隙照射到圆心点来观测天象，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对中国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重要的实物例证。陶寺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比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考古队进行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早期墓地、中期大城址、宫殿区及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等，使得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高江涛说。

 

    崇“文”德，汇聚融合四方文化

    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都伴随着珍贵艺术品的出土，陶寺遗址大墓里出土的精美的器物，沉睡数千年却依然古朴优美，令人震撼。

    在陶寺遗址已发掘的墓葬中，最为重要、也最令人瞩目的一座大墓，是陶寺文化中期的“王级大墓”——M22。

    这座大墓为竖穴土坑墓，墓圹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米、宽3.65米，深约7米，规模较大。墓室四周共发现11个壁龛，用于放置随葬品。随葬品丰富，棺内残留46件，扰坑出土20件，墓室未扰动部分出土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 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 8组、漆木器 25件、红彩草编物 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 1件。

    在M22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有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壮的獠牙，即《周易·大畜》所言之“豮豕之牙”。以该下颌为对称两侧各排列放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豮豕之牙”及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共同表达的恰是“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体现了墓主卫兵弗用、修兵弗战的和善意识。M22中这些迹象表明了墓主以和为主，崇尚“文”德的思想。

    就文化因素而言，M22墓中出土的玉石器如玉琮、玉璧、玉钺、石钺以及玉兽面等，均非源于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本地。“玉琮、玉璧等多为年代早于陶寺文化的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所常见，陶寺此类玉器很可能源于良渚文化因素；玉石钺与双孔石刀则是含有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而玉兽面与常见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钟祥六合、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兽面形象十分相似，又与天门石家河遗址新近出土的玉人头像面部特征相似。”高江涛说。

    实际上，早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陶寺文化是源于中原的仰韶文化、燕山以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等多种因素相聚于此。此外，高炜先生对陶寺文化早期出土玉器作了概括性研究，指出陶寺玉器群集红山、大汶口、良渚、薛家岗诸文化玉器的因素为一体，并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身的独特特征。

    陶寺文化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和创新。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钺多素面，而未见如良渚钺上的神人兽面纹及鸟纹，此类玉器显然已非宗教法器，而是用于区别贵贱、身份的同时又有饰品化的倾向，世俗和礼制的内涵彰显。

    “可见，M22高等级的随葬品又表现出汇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与精华的现象，也正是由于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从而创造出了一支新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陶寺文化。”高江涛说。

    通过墓葬中出土的各种器物，有学者断定，陶寺文化时期社会上、中层已普遍使用了礼器，并已形成按贵族的等级身份依次有序的一套使用礼器的制度。至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礼器群更加华丽，非实用性更强，礼器色彩更浓。这些礼器表现出的显然是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礼序人伦”的礼制。

    不仅如此，通过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文化对比，高江涛认为，陶寺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更加“重礼务实”，统治集团比较“世俗化”。例如遗址中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

“由此可见，陶寺文化的统治者们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对较少，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高江涛认为，陶寺文化和社会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文明内涵多为夏商周三代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相关特征与模式的主源。

 

“尧都”之证与“最初中国”之争

 

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种种发现表明，陶寺遗址同中国早期国家或文明起源的探索息息相关。有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更有学者认为，陶寺就是最早的 “中国”。

    陶寺遗址究竟是不是尧帝都城？既然学界对于陶寺是一座距今4300-3900年的都城遗址这个判断达成了共识，那么它的主人是谁？自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以来，学术界有关它的族属问题多有主张，基本有“唐尧说”“尧舜说”“有虞氏说”以及“夏族说”。“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陶寺文化大体上属于传说中尧舜时代还是基本为学者们所认同。”陶寺考古队领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说，“太多东西都指向尧，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但是陶寺文化延续了至少400年，哪一期的陶寺是尧都？目前的争论点主要在这。”

    中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认为，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这恐非偶然。

    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陶寺遗址与尧都最为契合外，曾任陶寺考古队队长的何努、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等学者通过地下发掘与文献学、民俗学等多重证据法，认为陶寺遗址为尧都已经形成了证据链。

    首先是文字的证明，目前陶寺遗址已发现多个文字，其中两个字于1984年发现于一片扁壶残片上。这两个字中一个释读为 “文”没有异议，另一个存在“尧”“易”“命”等多种解释，以何努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包括古文字学家葛英会都支持其释读为“尧”。

    此外，在陶寺中期大墓M22中发现的完整公猪下颌骨，左右各摆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这在很多学者看来符合《周易·大畜》中的 “豮豕之牙”，象征修兵不战、兵不血刃、不战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国的 “上政”理念，与陶寺朱书扁壶上的 “文尧”二字同是对帝尧文德的颂扬，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有学者认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出土的用朱砂绘制的龙盘，其形象与《竹书纪年》中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的传说有关联，或可作为帝尧王族神化的象征图示。因此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除了尧都的争议，近年来，有关“最早中国”“最初中国”等的讨论逐渐成为相关研究中难以回避的热点。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以《最早的中国》为题出版专著，提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而何努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陶寺遗址”是“最初中国”。

    高江涛介绍，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最早中国”的概念，认为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 “最初中国”。而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1991年提出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时，认为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之晋南一带是 “最初中国”所在，并提到： “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  ‘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 ‘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究竟如何理解“中国”二字的本意？高江涛的理解与何努不谋而合，“最本初的中国就是 ‘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而这两个特征都是陶寺所具备的”。

学术争论或许还将持续下去，也或许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逐渐形成共识。但可以确定的是，陶寺考古40年，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陶寺文化的神秘面纱正在层层揭开，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的重要性也渐被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