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南发：画中看画

2018年8月13日

 

《夜宴图》的鉴定，显示传统与现代探讨角度，其实各有优点，能够古今结合，就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见树，也见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绢本设色，28.7×335.5cm，为中国重要的古代历史人物图卷。

此卷在清代原为雍正宠臣年羹尧所藏，年羹尧抄家后才归入清宫内府，民初流出宫后，辗转流经东北、香港等地，1952年才再度“入宫”。

此卷创作原因，据北宋《宣和画谱》所载，为南唐李后主命画家到大臣韩熙载府上，暗中观察韩府夜宴情形后所绘，如同“间谍”报告。

或因故事传奇有趣，此画曾出现许多版本或临摹本，甚至在顾闳中名下就有两卷（分别藏北京与台北故宫，但以北京本为佳），还有南唐画家周文矩、及顾、周二人联名的同名之作。

元明清历代也出现许多名家的临摹本，如元代王振鹏，明代杜堇、周臣、唐寅、仇英，清代吴求、蒋莲等，据学者统计至少有26件（今存9件藏各地博物馆），内容多有不同，却构成同样题材的一套图像系统，成为学者难得研究专题。

但究竟何本为真迹，连一般共识最精彩的北京故宫本，也有争议，且此画既无作者名款，画面及题跋也曾被人拼接过（如无元明两代题跋），故连其创作年代，也难断定。

故宫本现存题跋，当然都认为它是五代原作，近代曾收藏此卷的张大千及其友人庞元济与叶恭绰，也都认为这是五代顾闳中原作，叶氏更说 “其为原物，毫无可疑者”。

他们的判断，主要依据自己对古画的认识；惟当时人们资讯有限，只有善仿古画又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有较高的鉴识能力，但他对鉴定其实并不太认真严谨，尤其是和他有利益关系者更是如此（如他晚年即力称所藏明人画誉为五代董源《江堤晚景图》），只是他名气大，故影响不小。

此卷于50年代被收购回故宫前后，一向被视为五代名画，直到80年代初才出现改变。

1981年沈从文首次突破传统，从服饰、器具与习俗的角度，指出此画中乐伎的“衣裙花纹细碎”与宋墓出土的衣着相同；酒桌上的酒具注子和注碗成套使用是典型的宋代用法；画中闲人都行宋代规定的“叉手礼”；图中男子绿色官服亦符合宋初投降国必须服绿的规定；故认为此画应为南唐投降后的北宋初年所画。

随后，许多学者根据这种“画外看画” 的多元鉴定法，又有许多新的发现。

如有学者发现出土的南唐女俑襦裙裝扮为高腰束胸，此画中家伎穿的襦裙腰身下移至腰部，舞伎腰部更以革带系肚兜，是宋金一般妇女在活动量较大时的服饰。

另有人指出唐至五代时期家具比较粗厚拙朴，此画中椅桌等家具的线条则瘦劲清利，简练明快，风格统一，甚至有明式家具特征；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这种风格不应在五代就已如此成熟。画中大屏风的形制亦为典型南宋风格；图中壶的造型也具有南宋执壶的特征。

古建筑专家傅熹年则指出，由唐到北宋，室内壁画转变为以纸绢画张贴裱壁或挂画，甚至以手卷来装饰床上的围屏，如南宋邓椿《书继》就记载苏轼所说“辄求得以横卷，甚长，可用床上围绕”；此画中就可见到这种宋代做法。

最有趣的是“画中画”研究法的出现——即根据画中屏风、床屏，甚至扇面图画的笔法画风，探讨其时代特征。

如画面中段一位弹琵琶女子身后屏风上的松树，松针树干与山石皴法，为北宋郭熙一派的风格。

特别是这张松树画的构图，和其他大小屏风上的山水画，及两张“风云归舟”题材的床屏画，都是南宋独有的“一角”或“半边”式构图（北宋及之前的山水画多为正面全景构图），笔法构图都酷似南宋夏圭的山水。

画中一张坐床的围屏所画的折枝花，也是在北宋晚期及南宋才出现的花卉图样。

更明显可见的是第四段画面韩熙载身边一位手持长柄扇的侍女，她服装背部饰有三组“双鹤团纹”的图案，六只仙鹤栩栩如生，其祥瑞寓意与画风，和宋徽宗的《瑞鹤图》颇为相似。

该侍女所持的长柄扇扇面上所绘的山石秋树图，清楚可见“半边”式构图，大量留白，为典型的南宋画风。

鉴定家徐邦达则根据传统鉴定法，指出此画上钤有一枚“绍勋”葫芦印，为南宋权相史弥远的收藏印，证明此画在南宋中期就已出现，应为“南宋院体”的摹本。

有如此大量“证据”，故目前学术界均倾向于南宋摹本之说；故宫博物院近年对此画的说明也改定为“宋摹”。

《夜宴图》的鉴定，显示传统与现代探讨角度，其实各有优点，能够古今结合，就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见树，也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