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崔令钦　元结

 

遗庙丹青落　空山草木长

新出墓志解崔令钦生平之疑

元结与摩崖文学

 

编者按

　　唐诗被誉为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李白、杜甫更被誉为光耀千古的“双子星座”。但唐代文学不仅有诗歌，其他相关文体也十分丰富，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纸本文献之外，还有各类摩崖碑志文献等，既是文学景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又有助于作家生平行迹考订，为贞石证史之宝贵资料。本期推出的几篇论文，具有综合交汇的特点。关于杜甫夔州诗一文，着重从空间叙事角度探析杜甫夔州咏怀诗的独特价值，发掘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和意义。《元结与摩崖文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作为文学现象中特殊类型的摩崖文学的基本要素，以及著名诗人元结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综合价值。《新出墓志解崔令钦生平之疑》则根据新的出土文献对劳格、王国维、胡适、任半塘、陈尚君等著名学者皆曾关注的《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生平履历、家人婚姻交游等进行考订，使其形迹脉络更为清晰明朗。诸文皆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体现出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徐希平）

 

 

遗庙丹青落　空山草木长

——杜甫夔州诗的“遗迹”与“废墟”空间抒写

作者：孙纪文 王猛

 

杜甫夔州诗吟咏的“夔府”多古迹废墟。在艺术史领域，古迹废墟是富含时间感与内省性的审美对象，怀古思幽之情“必然为历史的残迹及其磨灭所激发”。夔州诗抒写的历史地理时空中，无论是《咏怀古迹五首》还是《秋兴八首》，都是将个人遭际与家国情怀的厚重情感贯注于历史尘埃中颓变失色的旧迹里，前代遗迹“凝结着历史记忆的不是荒废的建筑，而是一个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现场’”，形成系列围绕古迹古人、故国旧事而关切现实、怀抱天下的空间抒写，可谓咏古人之遗迹而“己之性情俱现”。杜诗咏怀古迹十一篇作于夔州时期，占其全部咏怀古迹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

　　夔州诗注重抒写圣人英雄功业消逝所余之“遗迹”。夔州诗吟咏人物往往以“英爽赫奕，千载如生”的形象，与他们建功立业留下的“空迹”对比。杜甫喜用“空”与“虚”字刻画遗迹，以功业被人事与自然消磨而消逝抒写动态的废墟场景。“空”的意象与祠庙山川结合出现在诗句中，如《上白帝城二首》其二“白帝空祠庙，孤云自往来。江山城宛转，栋宇客裴回。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后人将酒肉，虚殿日尘埃”，以“空祠庙”点出遗迹属性，以对刘备、武侯“今何在”的诘问抚古伤今。与“空”相配，杜甫爱用“虚”字，此诗就以“虚殿”作为“空迹”的注脚，以空祠庙日日湮没于尘埃的景象塑造出在历史时空中颓败的动态“废墟”景象。《咏怀古迹五首》“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空山”中想象刘备当年的行仗，又用“虚殿”来表现旧时宫殿荒芜残损的废墟形态，再以“水鹤”筑巢、“村翁”祭祀的自然与人事巨变来表现历史的消逝。再如被仇注赞“高出诸公”的《武侯庙》：“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丹青落”与“草木长”都于静中写动，塑造在“空山”中草木代谢，遗迹缓缓颓败的历史感。英雄功业与圣人神迹都难免成为“空迹”。《上白帝城二首》写“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围绕白帝城与三国祠庙遗迹抒写访古与怀古时空，强调英雄之“事业”不断为时间“风尘”磨砺而成遗迹。《八阵图》中孔明所创制的奇阵，也在鱼腹浦中“江流石不转”，甚至写圣人之迹也着力其经历史变迁而颓变为荒芜“废墟”。《瞿唐怀古》中吟咏禹迹“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以山根、月窟意象对应“空旷”的洪荒之境。《瞿唐两崖》以“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之神话意象对比“窟宅”与“髯古”凸显时间感。夔州诗中的“神圣之迹”往往也凸显出“丘墟”特性，成为自然伟力下“龙虎睡”矣“云出门”的山川“空迹”。王嗣奭《杜臆》言杜甫“借古迹以见己怀”，从“疏凿之功”的大禹，“摇落千秋”的宋玉，远行朔漠的昭君，窃据蜀地的公孙述，难复汉祚的君臣刘备与诸葛亮，诗赋动江关的庾信，以及“奇策高文”的杨素，通过对“空迹”动态的空间抒写，杜甫塑造了一种对于“纪念”本身的怀古，“英灵如过隙”，功业勋德转眼成空，纪念功业而建的祠庙高堂也终究人迹罕至，功业之迹、战伐之场、纪念之所都在“荒阶蔓草茅”中逐渐消散，都不免面对“柱穿蜂溜蜜，栈缺燕添巢”的衰败，陷落于山野江水与时间组成的消逝之网中渐成废墟。

　　夔州诗对遗迹与废墟的抒写往往沿着时间与文明的脉络，寄托着对中华正朔的忧心，呈现出境界阔大的象征意蕴。夔州目之所及“夷夏”混合，“蛮陬荒梗”，耳之所闻“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南诏、吐蕃都先后引发战火。身处边地不断唤醒着杜甫的中华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正统脉络的怀想。在对夔州局部空间如“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的抒写中时常表达对文章风流、礼乐文明危机的担忧慨叹。他追忆六朝繁华，怀想“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的优雅风度，紧接着就感慨“蛮歌犯星起，重觉在天边”，以夷人歌与边地感抒写文化失落感。夔府之文明与礼乐都在消退，“瘴”代指的物候与“蛮”代指的文化互为表里反复出现，如《闷》诗：“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如《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作“瘴余夔子国，霜薄楚王宫”。“变异”的物候与边地不安的局势正逐渐侵蚀华夏秩序，无法“伫中区以玄览”，“遵四时”而吟咏。这里有《雷》《火》所描绘的僚人的殊俗，有“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雨二首》）的殊居，有“夷歌几处起渔樵”的殊音，更有“敕厨惟一味，求饱或三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的殊食，甚至连鸡鸣声都是“殊方听有异，失次晓无惭”。通过这些意象与“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地产厚而类繁”的中原景象对比，与前述圣人英雄遗迹结合描绘出一个华夏文明退场，唯有旧人旧事可追忆的“文化废墟”。因此，他在感慨“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后就接着表达了对国朝恢复、雅颂重兴的期待，他对本地“风土恶”的评价，也建立在对“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的怀想上。天下失去其正，礼乐文化正沦为丘墟的象征性空间意蕴由此凸显，“空迹”在此抽象为文明退场的残景。先圣先贤，文人墨客，君臣将相，乃至美人都已如“江山故宅空文藻”。

　　杜甫由夔州一地拓展开到“中国”与“今昔”，抒写了“雅颂不作”的山河废墟，塑造了意境阔大至华夏历史之“正”与“变”的空间。杜甫的空间抒写并不止于目前与当下的山林皋壤，而是以自己“主观”思绪赋予“地点与空间社会意义”。杜甫向往“致君尧舜上”，天下承平时他“义尚光大”上三大《礼赋》，而当国运转关，身处天边“绝域”的杜甫深刻感受到天下秩序的危机，安史之乱在史家眼中为中古近世之大转关，杜甫诗歌中似乎已意识到这种前所未见之大变局，超越了对王朝兴衰的关注。在杜甫眼中，此时中原“故国莽丘墟”，山河与废墟意象联系起来。与歌颂华夏历史长河中的英雄名臣形成对比的，是夔州诗中密集的文明失落、中华颓败的“山河废墟”意象。如《逃难》通过“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不能容身的描述，为观者展开一个“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的伤痕累累的国家形象。其系列组诗从《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承闻河北节度入朝口号十二首》《秋野五首》等都是以目下之景抒家国忧，不断呼应与抒写着“汹汹人寰犹不定”的国家残破的空间感。杜甫继承《王风·黍离》与曹植《送应氏》的传统，写“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以宫城化为废墟的场景来表达对天下倾覆的感慨。更把“废墟空间”塑造由一时一地，推向空间阔大、时间悠远的象征层次：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抒写王朝与文明的多事之秋；以“万国尚防寇，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的今昔对比，到“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的长时段时空塑造，将王朝危机颓败与华夏文明的危机颓败融于一体进行观照。夔州诗中的空间抒写因而由夔州延展开来，融合军事政治遗迹、传统遗迹、山河秩序破碎、礼乐文化衰颓等多重意蕴，在“西南天地间”塑造出一个现实里山河破碎与历史长河中文化衰颓的双重象征性“丘墟”。抒写了由西南至天下，由当下至往昔，以地理为表而文化为里，慨叹华夏礼乐渐成为丘墟的动态怀古时空，形成个体与家国、个体与历史、个体与道统血脉相连的浑厚诗境。

　　空间具有文明属性，空间亦具有抽象性与象征性。在地理书写之外，夔州诗的怀古空间塑造以历史的“空迹”与“废墟”意象为枢纽，既有对旧迹的游观追思，也有对“文章精神”之遗迹的追慕，并从夔州促狭的地理时空拓出，将家国兴亡、礼乐盛衰的动态历史时空放置在怀古空间抒写中，为怀古诗创作传统增添了浑厚的时空结构与美学意蕴。文心雕龙以“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认为山川为文学的“江山之助”，夔州地理滋养了杜诗，而杜诗也在文化中重塑了“夔州”。夔州诗的空间抒写，亦有助于江山。

　　（作者：孙纪文，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猛，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9日 13版）

 

新出墓志解崔令钦生平之疑

作者：张丹阳

 

《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的生平事迹，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劳格、王国维、胡适等学者曾对传世文献中崔令钦的资料做过梳理。任半塘先生在《教坊记笺订》中特辟《崔氏世次及仕履考略》一节，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其身世、籍贯、著述、书翰、游踪及宗教信仰等情况。其后陈尚君先生《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一文多有补正。近年来，唐代出土墓志数量宏富，已经成为研究唐代人事的资料宝库，其中也有崔令钦生平的新线索，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崔令钦履历、家人婚姻的情况；二是崔令钦与王端等文人的交游关系。下面根据相关材料简述之。

　　洛阳出土《卢式虚夫人崔氏墓志》载：“伊圣武二年秋囗月辛巳，曹州成武尉范阳卢式虚夫人博陵崔氏捐馆，春秋廿……夫人，即合州刺史珽之孙，宣城宰令钦之女，太子典设郎荥阳郑光谊之甥也。弱岁，聪敏过人，特为宣城之所钟爱。式虚即崔之自出，知其丽淑，求纳采焉。初笄有行，事姑尽敬。内外姻族，莫不称之。瞻望父兮，呜琴江左：别离夫也，结绶曹南。靡日不思，忧能成疾……给事中王端撰。”（《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此墓志撰于安史叛军占领洛阳期间。墓志中提到的“宣城宰令钦”，即《教坊记》作者崔令钦。而其见官为“宣城宰”，证实了陈尚君先生关于崔令钦安史之乱期间为官宣城的说法。除此之外，墓志还记载了卢氏、崔氏、郑氏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崔令钦家族的重要史料。

　　卢式虚娶崔令钦女，而“式虚即崔之自出”，是卢式虚母为崔令钦同行姊妹，此唐代常见的姑表婚。墓志又云崔令钦女为“太子典设郎荥阳郑光谊之甥”，据此，崔令钦娶郑光谊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信息。从这里可以看出崔、卢、郑三大山东士族的通婚情况。卢式虚生平不详，郑光谊则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七房郑氏”条，为贝州刺史郑爱客孙，沂州司马郑令同子，有兄郑光训。这三个家族的通婚情况，在出土墓志中也有较多记载。如《卢峤夫人崔氏墓志》云：“夫人讳，字，清河武城人也……曾祖合州司马讳玄默。祖汉州德阳令讳思庆。父朝散大夫、太原祁县令讳庭实……外祖度支即中、军器监范阳卢讳福会……（夫人）笄年，嫔于卢君。君讳峤，少补斋郎，历陈州参军、衡州司法、邵永二州司马，赐绯鱼袋……贞元九年龙次癸酉六月廿六日终于洛阳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九……小女适故大理司直荥阳郑缵。”（《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志中郑缵即郑光训之子。志主崔氏之夫卢峤，墓志也有出土，为赵佶所撰，志文载：“显祖安寿，皇朝绵州长史。大父正纪，汝州司马。烈考抗，绛州闻喜令。”（《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卢峤贞元七年卒，疑与卢式虚一支有密切关系。这是崔、卢、郑联姻关系网络的一个侧面。

　　崔令钦家族的婚姻网络还不止于此。据新出《李韶妻崔氏墓志》：“夫人号门徒师，涿郡人也。皇袁州府君孙，合州府君子。适李氏讳韶，敬止孙，问政子。代有词学，见重当时……夫人有殊人之操行，冠代之柔德。宜享遐寿，礼极哀荣。知命之年，奄然倾谢。以天宝三载十二月廿日，终于洛阳尊贤里私第。四载正月十五日，葬于洛阳徐村龙门山西北原，从理命也。三女。并闺门之秀。长适崔涉；次郑成；次王端，妙年夭折。一男蒙，才为时杰，声满国朝。始登秀士甲科，又擢宏词举首……侄前吴县主簿卓撰。侄英书。”（《河洛墓刻拾零》）李韶出自唐代非常显赫的申国公李穆家族，其族人墓志多有出土。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崔令钦家族谱系，墓志中“袁州府君”即崔令钦之祖崔茂，“合州府君”即崔令钦之父崔珽。李韶之妻崔氏即崔令钦姊妹，这是崔令钦家族婚姻集团的另外一条线索。李韶与崔氏之长女、次女分别嫁给崔涉、郑成，二人所属族系无考，但也是崔、卢、李、郑四大姓之间通婚的例子。李韶与崔氏之幼女嫁王端，即为崔令钦女、卢式虚夫人崔氏撰墓志者，这样一来我们便清楚王端与崔令钦的关系了。

　　在上面提到的墓志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王端，他是开元天宝之际非常活跃的一位文人。《登科记考》列王端开元二十一年登第，与元德秀、阎伯玙等同时。元和十年，权德舆撰《唐故尚书工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王公改葬墓志铭并序》载：“尚书讳端，字某，太原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代理儒术，至公以文学策名，举进士宏词，连得隽于春官天官之下，解巾崇文馆校书郎，改右骁卫兵曹掾，陇右节度奏授大理评事，为其上介。天宝十年拜监察御史，十三年转殿中侍御史，俄以本官内供奉赞东京畿采访之重，十四年迁工部员外郎。谢病请长告，南浮江湖，因寓幽陵，兵乱，启手足于行次，春秋若干，是岁乾元二年也。”（《全唐文》卷五百六）据崔令钦女墓志，王端曾在安庆绪政权下任伪职“给事中”，但这一段经历不见于权德舆所撰王端墓志。安史之乱后，不少在乱中任伪职的官员遭到贬谪，王端自然也不例外。权德舆对王端安史之乱期间的经历语焉不详，只是说“南浮江湖，因寓幽陵，兵乱，启手足于行次”。《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集解》引马融说：“幽陵，北裔也。”“幽陵”这个典故与流放相关，因而我们怀疑王端是被贬谪到北方某地，卒于当地，而且权葬当地，直到元和十年王绍之子才迁葬回万年县凤栖原，而且请权德舆撰志。王端的生平在新出墓志中还有一些线索。开元二十六年，王端以崇文馆校书郎撰《崔茂宗妻贾氏墓志》（《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天宝元年以右骁卫兵曹参军撰《李符彩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一辑）。李彩符与王端岳父李韶为兄弟。天宝三载《李濛墓志》（《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墓志专辑），根据《李符彩墓志》《李韶妻崔氏墓志》，李濛即李韶之子李蒙，墓志署“右囗尉兵曹参军囗端撰”，当即王端。开元天宝年间，王端与当时文化名人有密切交往。《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王绍传》载：“王绍，本名纯，避宪宗讳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万年。父端，第进士，有名天宝间，与柳芳、陆据、殷寅友善。据尝言：‘端之庄，芳之辩，寅之介，可以名世。’终工部员外郎。”出土墓志中也可以看到王端的交游群体。开元二十八年陆据撰《源衍墓志》：“君讳衍，河南人也，左丞府君讳光俗之中子……后来有柳芳、王端、殷晋、颜真卿、阎伯玙，皆稀世鸿宝，一相遇便为莫逆之交。夫君辩不如柳，庄不如王，介不如陈郡，勇退不如颜氏，危言不如伯玙。然此五君子，动静周旋，辄以君为表缀，何哉？岂不以处衡轴之中，无适莫之谓……据不佞，亦从竹林之会，相与考君德业，雅合谥典，非臣下所制，阙而不书。噫！知己胡可再得，祝予所以永叹。”（《全唐文补遗》第六辑）《新唐书》之语，正好可以《源衍墓志》中的说法对应。源衍、柳芳、王端、殷晋、颜真卿、阎伯玙、陆据等人之“竹林之会”，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圈子。他们相互请托为文，又相互标举榜题，大似魏晋风流。出土《陆据墓志》（《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墓志专辑），为王端天宝十四载撰，志文中说：“仆忝田苏之游，抚孤增恸；仰林宗之德，勒铭无惭。”《春秋左氏传·襄公七年》：“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杜预注：“田苏，晋贤人。苏言起好仁。”所谓“田苏之游”，就是与贤者仁人交往。这一典故在同时的李邕、颜真卿文中都有运用。李华在著名的《三贤论》中详细描绘了天宝时期文士的交往圈子，文中列举了与王端有交游之柳芳、陆据、殷寅等人，但却没有提到王端，颇令人费解。通过梳理崔令钦与王端的关系，以及王端所勾连的其他人物关系，能绘制出一幅庞大的盛唐文人交游网络，这对于重新认识崔令钦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丹阳，系大连海洋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元结与摩崖文学

作者：彭敏 张京华

 

摩崖文学是文学现象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具备六个方面的要素。

    其一是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湖广湘水—漓水一线皆为喀斯特地貌，山体小巧秀美，且多为石灰岩，故多壁立高崖，又多奇异溶洞，石质洁白而光滑，稍加打磨或无须加工便可提笔挥毫，为勒石篆刻提供了天然的载体。诗刻于崖，眼中所见与诗中所咏两相契合，情景交融，此为阅读纸本文献所没有的效果。

　　其二是跨时代的延续性。前人题刻，后人“跟帖”，经代不绝。湖南永州的浯溪自唐人元结刻石《大唐中兴颂》之后，后人纷纷就此题诗发表议论，尤其是黄庭坚刻诗《书摩崖碑后》，认为元结之颂有讽喻玄、肃二宗之微言大义，发出史评新声，又引发新一轮的激烈争论。

    其三是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摩崖文学的创作以诗歌为主，据笔者统计，永州摩崖中，浯溪现存石刻约500方，诗刻在230方以上，占比近50%；朝阳岩现存石刻154方，诗刻80方，占比52%；阳华岩现存石刻43方，诗刻12方，占比33%；拙岩现存石刻32方，诗刻26方，占比81%。初步估计，文学主题占湘漓一线摩崖总体书写的一半以上。

    其四是同一景地具有书写主题的一致性。以永州摩崖为例，《大唐中兴颂》之于浯溪，理学之于月岩，追怀先贤之于朝阳岩，隐逸之于澹岩等都是比较稳定的书写主题，并且这种主题的一致性又衍生出异代同题写作的文学现象，常见于摩崖文学当中。

　　其五是创作具有即兴的原创性。绝大多数的摩崖作品皆是即作即书即刻，在版本上可称最原始版本，且不可更改，至今可见，与经过多次修改或传抄讹误的纸本文献不同。

    其六是总数量十分庞大。据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记载、永州文物处公布及学者的田野考察发现，目前永州境内共有50处摩崖石刻景观，摩崖石刻总数2000方有余，而与永州同处于湘水、漓水一线的桂林，亦存摩崖石刻2000余方，规模之庞大，景地之集中，不容小觑。

　　中唐文人元结在湖南永州的古文作品多刻于崖壁，率先大规模地开辟了摩崖石刻景观，其文体以铭颂为主，其书体以篆为主，其创作宗旨乃复三代之古，引来后人纷纷题崖追仿。今湖南永州境内有阳华岩、朝阳岩、浯溪、月岩、澹岩、玉琯岩、月陂岩七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前三处皆为元结开创，后四处皆受元结影响而开创，其他省市文保摩崖更是不一而足。又桂林素以摩崖石刻闻名，石刻总数与永州相当，而其最早的摩崖文学作品一般被认为是桂海碑林中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张濬、刘崇龟的《杜鹃花唱和诗》，相较元结永泰二年（766）刻石的《阳华岩铭并序》晚128年。桂林在永州以南的湘水上游，古之游历者多由北至南沿水路而行。以此地缘关系来看，要追溯桂林摩崖之渊源，可能还是要回至元结的摩崖文学。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元结初任道州刺史，永泰二年（766）再任道州刺史，大历四年（769）辞官卜居永州浯溪，直至大历七年（772）奉命朝京师卒于途中。元结寓湘前后跨度十年，世有“元道州”之称。道州即今湖南永州之道县。元结寓湘的十年是元结生命最后的十年，是元结文学创作最为成熟的十年，是对摩崖文学的出现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年。

　　《元次山集》收录元结作品199篇，其中有70余篇作于湖南，这其中又以刻于摩崖的19铭1颂对后世的影响最为特殊。元结游历湘中山水，凡所游之处必有铭文，凡所作铭文必定刻石，加人文痕迹于自然景物之上，成为后人追赏的知名景观。《礼记》载：“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文心雕龙·铭箴》曰：“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柳宗元在元结之后寓居永州，以“永州八记”脍炙人口，但铭、颂在文体上较之游记古老得多，以铭、颂而非游记作为主要创作文体，表明元结的复古倾向比一般古文家深邃。

　　元结的铭文高逸，有上古遗味。其铭文皆有序，明何镗《名山胜概记》载袁宏道语云：“次山诸铭，幽奇孤冷，足发山水之性，每首前用小叙记，尤佳。”此书省略铭文，专收铭序，合编为一组，题为“次山铭序”，又另编出一组元结“湖南杂记”，篇幅洗练，可作山水游记读。此则纯为明代文学家“小品文”眼光，未能穷尽元结的心志。

　　永泰二年（766），元结在道州任上，游阳华岩，作《阳华岩铭》，开创隐逸主题，铭曰：“九疑万峰，不如阳华。阳华巉巉，其下可家。洞开为岩，岩当阳端。岩高气清，洞深泉寒……”仿曹魏《三体石经》体例，请江华县令瞿令问书写刻石，每字先大篆、次小篆、再隶书，各书三遍，在书体选择上亦颇有追古之深意，石刻今存。

　　仍是永泰二年，元结水路途经零陵，发现了朝阳岩，作《朝阳岩铭》，开创寓贤主题，铭曰：“於戏朝阳，怪异难状。苍苍半山，如在水上。朝阳水石，可谓幽奇……”篆刻于石，并作《朝阳岩下歌》一首。歌行体较之唐代盛行的律诗而言，亦是复古的表现。

　　大历六年（771），元结将传唱千古的杰构《大唐中兴颂》刻于浯溪崖壁，开创中兴主题。《大唐中兴颂》乃元结嵌颜真卿书于崖壁，其刻高3.2米，宽3.3米，文如星斗，字走龙蛇，望江而立，气势恢宏，堪为神品。自宋以下，《大唐中兴颂》被专称为“摩崖碑”。近人陈衍《石遗室论文》以之对比韩柳诸家古文：“次山《大唐中兴颂序》最工，盖学《左氏传》而神似者。”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大唐中兴颂》而三句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远效秦文也。”可见元结为文之宗旨趣向。

　　元结勒于崖石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置之于浩瀚的文学史长河之中，亦有其独到之处。宋欧阳修《集古录》评价：“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则知元结之古文自成一格，超拔于韩柳之前。因此可以说，对摩崖文学的研究，若不论元结之开创，则不见渊源；反之，对元结的研究，若不论摩崖文学，则不得深入。

　　（作者：彭敏，系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讲师；张京华，系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