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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在中唐，本可成为一流文学家，中年后累历显职，文学为官名所掩。《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漆奁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类》三卷、《表奏集》十卷，与沈传师等编《元和辨谤略》十卷，皆不传。今传其编《御览诗》一卷，为唐人选唐诗之一，因奏御而编，所选多为庄重平和之作，无评议，历代评价一般。他与李逢吉唱和诗曾编为《断金集》一卷，与刘禹锡唱和诗由刘编为《彭阳唱和诗集》三卷，与僧广宣唱和诗不知由谁编为《广宣与令狐楚唱和集》一卷，皆不传。他担任翰林学士期间，与同僚王涯、张仲素编《翰林歌辞》一卷，此书稍残，以《元和三舍人集》之名保存至今。他早年曾得多位前辈提携，中年官显，以擢拔人才为志，李商隐就出自其门下。他在党争中的作为颇多争议，但史籍说他处事深得大臣之体，给以肯定。
刘禹锡像
一 令狐楚的早年经历
史称令狐楚“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大约出德棻一枝，非直系子孙。曾祖浚任秦州上邽尉，祖崇亮任绵州昌明令，父承简任太原府功曹参军，都非显宦。楚出生大历元年（766），也就是杜甫移居夔州的那年。这时盛唐诸大家渐次衰歇，社会在战乱后渐恢复元气。楚少年时期随父迁徙，先居简州阳安，后居太原。太原为长安东北重镇，楚长于此，初官于此，为父送终于此，几乎视其为故乡。
楚五岁已能诗文，二十岁始应进士试，贞元七年（791）年二十六，以第五名及第。考官是刑部侍郎杜黄裳，所考诗赋题为《青云干吕》诗、《珠还合浦赋》，楚所作保存，录诗如下：“郁郁复纷纷，青霄干吕云。色令天下见，候向管中分。远覆无人境，遥彰有德君。瑞容惊不散，冥感信稀闻。湛露羞依草，南风耻带薰。恭惟汉武帝，馀烈尚氛氲。”写季节变化，兼颂圣德，切题而见才学。前辈诗人卢纶赏识他，作《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兰。宝器金罍重，清音玉佩寒。贡文齐受宠，献礼两承欢。鞍马并汾地，争迎陆与潘。”将两人比为香草、芳兰，且两亲皆在，乐见二人成功。陆是陆机、陆云，潘是潘岳、潘尼，期待二人达到潘陆的成就，也含双双归乡之意。元和间宪宗让令狐楚编选前辈可读的唐诗，楚录卢诗三十多首，为集中之冠，是对这段情谊的回报。
唐代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授官还得经过吏部铨选，有些人多年待选而不得。楚则意外顺利，新除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抢先奏明朝廷，授楚为幕府从事，然后再行征聘。桂府即今桂林，路途遥远，楚感拱厚意，立即启程。《旧唐书》本传说楚以父老，专程到桂林致谢而不就职，当然是庄重之处置。楚有多篇在桂林代王拱所草表启，可知曾到职，但时间不太长。尹楚兵著《令狐楚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推测约近两年，较为可靠。
从贞元十年到元和三年（808），令狐楚在太原河东幕府任职十五年，河东节度使也先后换了李自良、李说、郑儋、严绶四任，他的职务也渐升至节度判官。其间与他关系最特别的是郑儋。郑儋（741—801），自号白云翁，依母家，明《左氏春秋》。代宗大历四年登进士第，初为太原参军事，后历仕中外。贞元十六年因前帅李说遽亡，儋以河东行军司马继掌节帅，仅十月即因病暴卒。楚对儋深怀知遇之感，自号白云孺子，编在河东幕府所作为《白云孺子表奏集》，明其为学及诗文深得儋之传授。儋之诗文罕有传世，仅从同时在太原幕府做客之欧阳詹所作诗题《陪太原郑行军中丞登汾上阁中丞诗曰汾楼秋水阔宛似到阊门惆怅江湖思惟将南客论南客即儋也辄书即事上答》（据宋本《欧 阳行周文集》卷九），可录出儋《登汾上阁》：“汾楼秋水阔，宛似到阊门。惆怅江湖思，惟将南客论。”知儋为南迁士族，认苏州为故乡，诗亦蕴藉多情。儋暴卒，未及处理后事，军中喧哗，楚在白刃胁迫下草成遗表，读毕令三军感泣。他的声名也因此为世所重。
二 《元和三舍人集》发覆
宪宗元和三年前后，父卒，楚守丧去职。《立秋日悲怀》大约是守孝期间所作：“清晓上高台，秋风今日来。又添新节恨，犹抱故年哀。泪岂挥能尽，泉终闭不开。更伤春月过，私服示无缞。”无尽的悲恸，无尽的思念，秋日多愁的时节，令诗人更感到切肤之痛。难以起亡者于地下，泪哭干了又能如何！
服阕入朝为右拾遗，历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这时他已四十五岁了，时时感到沉沦下僚之失落。自赋云：“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寮。”（《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续定命录》）居于百僚之末，心情当然不好，但前途又何在呢？任礼部员外郎时，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礼部掌典礼教化，居然还负责废印之销毁与祥瑞图之编绘。宋人引楚诗是据以知道掌故，其间也可体会俗吏之无聊。
元和九年，楚五十岁，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唐代重学士，有内相之目。楚得为学士，是权相皇甫镈推荐的结果。镈在政治上与主张平叛的裴度一派不合，也确定了楚之立场。元和十二年，在裴度用兵淮西的关键时刻，楚罢学士，理由是草制不合旨，重要原因是宪宗与裴度均不希望受反对平叛的人掣肘。
楚在学士任，与同僚王涯、张仲素受命编《翰林歌辞》，估计是为朝会演奏的乐府歌辞。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唐人八家诗》有《元和三舍人集》，仅收此三人诗。据丁居晦等人所撰《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三人任舍人的时间，王涯为元和九年至十一年末，楚为十二年三月至十三年，张为十四年三月起，也就是说，三人未有同官舍人的时间。而三人同任翰林学士，则肯定在元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间，时王涯为承旨学士，故此集以涯为首。此集经笔者整理，收入《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据明抄本目录，原书存诗一百六十九首，残本缺五十首，存诗一百一十九首，其中涯存五十八首，楚存二十九首，仲素存三十二首。
唐·佚名《宫乐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了解《三舍人集》属于职务作品，且编写目的是宫廷奏乐之需要，其基本格调为颂时饰世，也就可以理解了。令狐楚所作，有可诵之诗。如《从军辞》：“孤心眠夜雪，满眼是秋沙。万里犹防塞，三年不见家。”“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前首写边地生活之艰苦，以及军人久戍不归之命运。后诗前两句以胡风、汉月连写，后两句说战士在思乡的梦境中，仍为出塞之战声所缠绕，无法排遣。再如《闺人赠远》：“君行登陇上，妾梦在闺中。玉箸千行落，银床一半空。”男女因战争而分隔，女子只有在春闺梦中才得与男子团聚。玉箸指眼泪，银床是共同生活之所在，战争改变了一切，泪流千行，人生梦空，这是何等痛苦！再如《年少行》：“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少年从军，意气风发，末两句尤见安史乱后唐失河湟，朝野时时以收复河湟为号召，这是官方的决心。
《三舍人集》最后部分，按目录为《宫中行乐辞》七十六首，可惜仅存王涯二十七首，令狐楚二十首有目而诗佚。这是早于王建《宫词》的作品，特别珍贵。
王涯年长于楚三岁，登第晚一年，入相则尤早，甘露事变牵累大逆而遭族诛。令狐楚对王涯之死，史籍记载有分歧，或说楚认为王涯该死，或说楚曾为涯辩解，真相难明。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甘露事变后，楚建议收葬王涯及其眷属的尸骸，给予礼葬。次年上巳，赐百僚大宴曲江亭，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宦官专权时，难以究明是非真相，但无论如何，朝中四相被杀，不值得喜庆。史称楚立身深得大臣之体，于此可知。
三 《断金集》：与李逢吉一生的友谊
元和十二年，宪宗支持裴度讨伐淮西叛乱，取得重大胜利，同时，宰臣李逢吉则反对用兵，楚与逢吉关系密切，时共进退，楚于此时进为翰林学士承旨，与宰相仅一步距离。
唐宪宗像
楚与逢吉关系密切，不始于元和党争时。早在贞元初楚应进士试时，逢吉即有《送令狐秀才赴举》：“子有雄文藻思繁，龆年射策向金门。前随鸾鹤登霄汉，却望风沙走塞垣。独忆忘机陪出处，自怜何力继飞翻。那堪两地生离绪，蓬户长扃行旅喧。”“射策”指到礼部参加贡举会试，“忘机陪出处”指明二人交往密切，或曾切磋科考内容，“自怜”句更见逢吉连乡贡的机会也没有得到。最后说别后相思，你虽辛苦，但有成功的希望，我仍蓬门自锁，寂寞无奈。逢吉晚于楚三年登进士第。早年密切来往，奠定两人一生友谊。党争分野中，两人也走得很近。逢吉在元和十一年入相，次年罢，长庆二年（822）再度入相，楚则于元和十四年入相，次年罢。此后十多年间，两人政坛沉浮，几度起落，友谊始终不变。
唐中后期党争激烈，李逢吉、令狐楚是所谓牛党的前期核心人物。史书对令狐楚尚臧否兼有，对李逢吉多斥为奸臣，多加诋毁。其实政治人物之复杂，在于他们既各自有群体势力，有政见分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君主的提线木偶，扮演不同角色。世俗之见，喜分忠奸，其实从宦之时，每人都有各自的抱负与见解，希望有所建树。具体论政及践行中，为国为民或是为私为利为小团体，差别很大。就各自立场来看，则无不抱有高尚情怀。从李逢吉、令狐楚二人唱和中，即可看到这一真情。
楚编二人唱和集《断金集》不传。《唐诗纪事》卷四七载，该集有裴夷直序，云：“二相未遇时，每有所作，必惊流辈。不数年，遂压秉笔之士。及入官登朝，益复隆高，我不求异，他人自远。逢吉卒，楚有《题断金集》诗云：‘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绝，珠泪万行新。’”逢吉卒于大和九年（835）初，时令狐也已年登七十。“牙弦”用鲍叔牙的故事，喻两人相知之深。 对李之去世，楚真切地感到悲伤。
从两人交往的诗篇可以发现，除前举题集诗，令狐存六首赠李诗，李也存六首，仅有三组是唱和诗，即两人有九次唱和留下痕迹。
令狐《南宫夜直宿见李给事封题其日所下制敕知奏直在东省因以诗寄》，为元和六年李任给事中时作，时令狐为礼部员外郎，关注李之举措，末云：“在朝君最旧，休澣许过从。”旧友难得，约休澣日小聚。
李逢吉《和严揆省中宿斋遇令狐员外当直之作》：“致斋分直宿南宫，越石卢谌此夜同。位极班行犹念旧，名题章奏亦从公。曾驱爪士三边静，新赠髯参六义穷。竟夕文昌知有月，可怜如在庾楼中。”也作于元和六年。严揆是楚旧主严绶，时任右仆射，李和严诗，以为旧帅僚属相会班行，别是盛事。
元和十三年，令狐楚坐累贬华州刺史，李在东川（在今蜀中），作《望京台上寄令狐华州》：“祗役滞南服，颓思属暮年。闲上望京台，万山蔽其前。落日归飞翼，连翩东北天。涪江适在下，为我久潺湲。中叶成文教，德威清远边。颁条信徒尔，华发生苍然。寄怀三峰守，歧（岐）路隔云烟。”对令狐的遭际表示关心。这年李已六十一岁，感到暮年衰颓，东川距离华州太远，看到万山遮前，看到落日飞鸟可以远行，看眼前的涪江似乎也理解自己的悲切，他要表达的是，万水千山不能阻隔彼此的友谊。
长庆元年，楚自衡州贬所遇赦北归，至襄阳与李见面，作《将赴洛下旅次汉南献上相公二十兄言怀八韵》：“台室名曾继，旌门迹暂过。欢情老去少，苦事别离多。便为开樽俎，应怜出网罗。百忧今已失，一醉孰知他。帝德千年日，君恩万里波。许随黄绮辈，闲唱紫芝歌。龙衮期重补，梅羮伫再和。嵩丘未携手，君子意如何？”宦海沉浮，苦多欢少，难得老友见面，一醉哪管其他。人生荣悴，虽然无法把握命运，既立朝为臣，感怀君恩，自应竭力为国，不计个人得失。最后说嵩丘携手，是希望退官后共隐名山，同度晚景。李逢吉也有《奉和酬相公宾客汉南留赠八韵》作答：“自作分忧别，今方便道过。悲酸如我少，语笑为君多。泪亦因杯酒，欢非待绮罗。路歧伤不已，松柏性无他。怅望商山老，殷勤汉水波。重言尘外约，难继郢中歌。玉管离声发，银缸曙色和。碧霄看又远，其奈独愁和。”人生多歧，自己始终坚守原则，如松柏之直立不移。李说心情悲酸，唯老友相见，彼此放怀语笑，足以安慰。所谓“尘外约”，就是令狐说的嵩丘携手。“郢中歌”用宋玉言楚人曲高和寡故事，自谦作诗不及令狐。最后说又要分别，更增离绪。
李逢吉作《奉酬忠武李相公见寄》：“直继先朝卫与英，能移孝友作忠贞。剑门失险曾缚虎，淮水安流缘斩鲸。黄阁碧幢惟是俭，三公二伯未为荣。惠连忽赠池塘句，又遣羸师破胆惊。”令狐作《奉和仆射相公酬忠武李相公见寄之作》：“丽藻飞来自相庭，五文相错八音清。初瞻绮色连霞色，又听金声继玉声。才出山西文与武，欢从塞北弟兼兄。白头老尹三川上，双和阳春喜复惊。”忠武李相公为李光颜，与兄光进皆为中唐名将，早年与令狐楚皆在河东幕府，彼此熟悉。长庆间光颜镇许州忠武军，先寄逢吉诗，逢吉和诗既称李氏兄弟为国干城，更兄弟孝友。“剑门”句称其曾参与平蜀，“淮水”指出许州系天下安危。令狐和逢吉诗，既称二李文武兼资，各领大镇，又和逢吉，称其诗好，最后稍感衰瑟，两层应和，另有惊喜。
宝历二年（826），李逢吉再镇襄阳，令狐楚有《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送行：“海内埏埴遍，汉阴旌斾还。望留丹阙下，恩在紫霄间。冰雪背秦岭，风烟经武关。树皆人尚爱，辕即吏曾攀。自惜两心合，相看双鬓斑。终期谢戎务，同隐凿龙山。”因为有前次的恩德留在襄阳，所以再度出镇，往迹历历，就是人老了，当然更希望早辞戎务，共隐龙山。李逢吉作《再赴襄阳辱宣武相公贻诗今用奉酬》：“解韨辞丹禁，扬旌去赤墀。自惊非素望，何力及清时。又据三公席，多惭四老祠。岘山风已远，棠树事难追。江汉饶春色，荆蛮足梦思。唯怜吐凤句，相示凿龙期。”这时令狐任宣武节度使，镇汴州，李则感其相送，自谦种种不敢当，最喜彼此有退归后约。
大和六年，令狐楚为河东节度使，出守太原。太原时称北京，为唐龙兴之地，京北重镇，更是他成长之地，长期任幕僚之地，现在算是衣锦归乡，但年事已老，更增无限伤感。《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不历晋祠三十年，白头重到一凄然。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少壮同游宁有数，尊荣再会便无缘。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少壮同游”是说与李早年曾同游此地，现在尽享尊荣，却无缘与老友会聚。景色依旧，泪下莫名，只能托并汾之水流到洛阳。这时李为东都留守，居洛阳。
《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公》也作于太原：“柳营无事诣莲宫（自注：相公久住此寺），步步犹疑是梦中。劳役徒为万夫长，闲游曾与二人同。鸾凰飞去仙巢在，龙象潜来讲席空。松下花飞频伫立，一心千里忆梁公。”义兴寺为李逢吉早年在太原读书处，二人入仕前常游此寺，多年后重游，思绪万千，只能伫立松下，看花飞花落，寄情千里外的故人。李逢吉封凉国公，尹楚兵著《令狐楚年谱》认为“梁公”是“凉公”之误。
令狐楚与李逢吉从贞元初在太原相识，那时两人都未入仕，都在为科名拼搏，就已经结下深厚友谊。此后到大和九年初李去世，其间约绵历五十年，历经贫贱到荣显的种种变化，但友谊不变，情怀始终如一，其间并无诡诈，也不含阴谋，所有的只是为人为政之道，思念关怀之谊。所有的公道私情，也都可以向世人展示，至于史家妄说忠奸，与二人交往的实情并无太大关系。
四 《彭阳唱和集》：与刘禹锡超越政见的友情
从政治立场来说，刘禹锡是永贞党人，长期遭到贬谪，牛李党争中与李党魁首李德裕私交甚笃，似乎应该与牛党大佬令狐楚保持距离方好。其实不然。刘比令狐年轻六岁，进士及第仅晚两年，到贞元末年已经有文字交往。二人在长庆元年于衡州第一次见面。那时刘经历朗州、连州长达十五年的贬谪，内迁为夔州刺史，令狐则经历学士、承旨、宰相的高就，遽贬衡州，跌入谷底。荣辱虽异，感怀则同。刘禹锡回忆往事，仅用“输写蕴积，相视泫然”来描述。从此以后直到令狐去世，两人保持了十七年的友谊，诗歌唱和频繁。刘禹锡编两人唱和诗为《彭阳唱和集》三卷，存诗七十九首。其中刘禹锡诗因宋代宋敏求编《刘宾客外集》时据该集录诗，得以完整保存，凡五十三首，令狐赠刘诗，则据各书转引，仅存八首。两人唱和始末及情感友谊，得以基本保存。
二人唱和的起点是长庆四年，令狐楚改镇宣武，到任改月即作《到镇改月二十二韵》致刘，刘和诗回赠，诗长不录。不久，刘更作《客有话汴州新政书事寄令狐相公》：“天下咽喉今太宁，军城喜气彻青冥。庭前剑?朝迎日，笔底文章夜应星。三省壁中题姓字，万人头上见仪形。汴州忽复承平事，正月看灯户不扃。”这时已是次年初，刘指出汴州地当天下咽喉，为南北通道，责任重大，他借客人的叙述，写令狐文武全能，军镇安宁，朝廷与百姓皆颂赞其政绩，汴州呈现承平气象。这是很好的赞誉，令狐楚当然高兴，《节度宣武酬乐天梦得》是对前诗的回应：“蓬莱仙监客曹郎，曾枉高车客大梁。见拥旌旄治军旅，知亲笔砚事文章。愁看柳色悬离恨，忆递花枝助酒狂。洛下相逢肯相寄，南金璀错玉凄凉。”其间，白居易赴苏州任刺史，在汴州停留五日，刘禹锡自和州北归洛阳，也在汴州暂客，这是“曾枉高车客大梁”之本事。其次写当时汴州景象，兼写彼此。然后说别后的思念，特别怀念花枝助酒之愉快。
此后二人交往频繁，事无巨细，皆娓娓道来，有声有色。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入潼关》：“寒光照旌节，关路晓无尘。吏谒前丞相，山迎旧主人。东瞻军府静，西望敕书频。心共黄河水，同升天汉津。”令狐结束汴州近五年的任期，被召回京，入关有诗赠刘，刘祝他高迁，诗写得很精神，“吏谒前丞相，山迎旧主人”二句尤好。令狐在京，曾雪中游玄都观，作诗赠刘，刘作《酬令狐相公雪中游玄都观见忆》：“好雪动高情，心期在玉京。人披鹤氅出，马踏象筵行。照耀楼台变，淋漓松桂清。玄都留五字，便入步虚声。”玄都观曾因刘禹锡两度游历，留下“前度刘郎”的名句，令狐似应知道往事，故意在玄都观作诗忆及于刘，诗不存，无从揣度。刘回诗，不提往事，只说玄都观的雪景与道情，也可玩味。
录一组两人皆存的诗。令狐《赴东都别牡丹》：“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宦海不定，又别家东行，临别与长安宅居之牡丹分别。十年不见，蓓蕾初绽待开之际又作分别，人生无奈，命运难测，莫此未甚。刘禹锡作《和令狐相公别牡丹》：“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平章宅就是相府，深刻理解花将开而人远行之遗憾。春明门是长安东门，京洛大道的起点。令狐诗有 些淡淡的悲哀，刘禹锡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将这一遗憾发挥到极致。从写实说，离家远近都是告别，从写意说，京城决定一切，离开京城就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遗憾就不仅是赏花无期了。
令狐与刘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刘禹锡结集二人唱和诗时说：“（开成）二年（837）冬，忽寄一章，词调凄切，似有永诀之旨，伸纸悸叹。居数日，果承讣书。呜呼！”刘的最后一首诗，用了很长的题目，标点如下：“令狐仆射与予投分素深，纵山川阻修，然音问相继。今年十一月，仆射疾不起闻，予已承讣书，寝门长恸。后（数）日，有使者两辈持书并诗，计其日时，已是卧疾，手笔盈幅，翰墨尚新，新词一篇，音韵弥切。收泪握管，以成报章。虽广陵之弦，于今绝矣，而盖泉之感，犹庶闻焉。焚之穗帐之前，附于旧编之末。”楚其时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为长安西南隅重镇。大帅云亡，是大事，故其讣告加急告知各处。二人诗歌来往，由家仆传递，是私事，于路不免耽搁。刘说得讣数日方收到令狐最后的赠诗，且是病中亲笔所书。见诗更忆故人，他立即和诗，让来人携归焚于令狐之灵帐前。诗云：“前日寝门恸，至今悲有馀。已嗟万化尽，方见八行书。满纸传相忆，裁诗怨索居。危弦音有绝，哀玉韵犹虚。忽叹幽明异，俄惊岁月除。文章虽不朽，精魄竟焉如？零泪沾青简，伤心见素车。凄凉从此后，无复望双鱼。”以后再收不到你的赠诗了，这是何等的可惜。这是对二人友谊的最后总结。
五 提携李商隐与临终大节
李商隐比令狐楚年轻近四十岁。大和三年，商隐年十七，在洛阳受知于令狐楚，自述“久陪文会，尝叹美疹”。楚迁镇天平，即聘商隐入幕。商隐本学古文，不喜偶对，楚亲授其章奏，尽以所学传之，其后商隐之擅长骈俪艳体，肇端于此。商隐有《谢书》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清人解释李诗，皆谓是谢令狐之亲传文法。商隐在天平幕府屡参宴游，多受恩遇。六年，商隐应举未第，再入楚河东幕。七年，商隐仍不第，仍归楚幕。直到开成二年，商隐二十五岁，方因令狐楚力荐，进士登第。这一年楚七十二岁，生命之火快燃尽了。商隐本拟归济源省亲后再入令狐幕，闻令狐病重，即驰赴兴元探望。楚临终，神识不乱，召商隐助草遗表。可以说，没有令狐楚全力之关心与提携，就不会有商隐今后之成就。至于商隐后来与楚子绹不相得，都在楚身后，与楚无关。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述令狐楚临终一节，最能见其人克己奉公之精神：
前一日，召从事李商隐曰：“吾气魄已殚，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即秉笔自书曰：“臣永惟际会，受国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赠；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领以从先人，委体魄而事先帝，此不自达，诚为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长辞云陛，更陈尸谏，犹进瞽言。虽号叫而不能，岂诚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镜清，是修教化之初，当复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来，贬谴者至多，诛戮者不少，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殁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谷嘉熟，兆人安康。纳臣将尽之苦言，慰臣永蛰之幽魄。”
书讫，谓其子绪、绹曰：“吾生无益于人，勿请谥号。葬日，勿请鼓吹，唯以布车一乘，馀勿加饰。铭志但志宗门，秉笔者无择高位。”
“前年夏秋”，特指甘露事变以来，其间牵扯众多家族和高官，包括令狐楚之老友王涯。四相被杀，皆诬以大逆罪名，满门抄斩，门生故吏受牵连者无数。这是当时的敏感话题，谁都不敢言及。楚临终，以尸谏的无畏态度，希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改变先前的酷暴，施恩天下，为亡者昭雪，让天下人安康。他也知道这样的建议会遭到秉政者的反感，干脆表示自己身后的一切哀荣全部放弃，丧事也一切从简。牛李党争之是非难以判断，就对甘露涉事诸家言，李德裕讨泽潞时仍追杀到底，其行为较令狐楚逊色太多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12期“人物春秋”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