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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 13版）
编者按
海上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我国与海外诸国的交通线路，是一条中外交流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自唐代以来，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诗文创作非常丰富。本期刊出的管宗昌的文章，总结了唐诗中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交趾的诗歌书写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方遥的文章，从海洋文化意象的角度揭示了明代出使琉球使者的诗歌特色；杨亿力的文章，则从唐代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赠别诗中，看到了“诫贪”的意识，展示了诗歌中深厚的廉政文化资源，今天仍有警示意义。（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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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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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趾，秦时设象郡。又据《文献通考·四裔考》：“汉武帝平南越……置交趾刺史以领之。后汉置交州，晋、宋、齐、梁因之，又为交趾郡。陈亦因之。隋平陈，废郡置州。炀帝初，废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总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护府。”交趾其地大致相当于今越南中北部，以及我国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各种典籍多有记载，文学作品也时有书写。唐诗中的交趾书写更是渐成大观，以独特的方式记载着中原文明与它的交流与互动。
一
书写交趾的唐诗涉及多个题材类型，最为主要的有贬谪、送别、咏物等。这些诗歌鲜明地展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相距遥远、风物殊异和感念怀思关联为三大核心内容。
相距遥远是贬谪和送别诗重要的表达内容。如杜审言流放时所作《旅寓安南》：“……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明言遥远。贾岛《送黄知新归安南》：“地远路穿海，春归冬到家。”亦是此意。另外，沈佺期曾被贬此地，有多首诗歌存世。其《度安海入龙编》开篇说：“我来交趾郡，南与贯胸连。”虽是陈述事实，但“贯胸”源自《山海经》，有意渲染其地遥远。
风物殊异也是重要内容，包括气候、自然环境、物产等。气候炎热是这些诗歌经常表达的内容。如杜审言《旅寓安南》“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锺惺《唐诗归》说：“六句记异，只是一个‘热’字。”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四气分寒少。”也是此意。自然环境中较为突出的内容是“海”，如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春往海南边，秋闻半夜蝉。”贾岛《送安南惟鉴法师》：“南海几回渡，旧山临老归。潮摇蛮草落，月湿岛松微。”都写此地临海多水之印象。独特的物产如鲸、犀、象、龙涎、椰子树、江蕉、桄榔、合浦珠、薏苡等，多篇可见。沈佺期的《题椰子树》则专写椰树。
感念怀思有时表现为自己对故乡（中土）的思念，如沈佺期的多首诗歌表达早回中原的渴望，《初达（见图1）州》就有：“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有时则是希望对方能够怀想中原，如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无贪合浦珠，念守江陵橘。”
第二，鲜明的陌生感和奇幻色彩。
陌生感有时通过对风物的详尽描绘表现出来，如沈佺期的咏物诗《题椰子树》，对椰树进行细致描写，是中土人对异乡特产的好奇关注。有时则直言陌生惊异，如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君为蹈海客，客路谁谙悉。鲸度乍疑山，鸡鸣先见日。”
这种陌生感更多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奇幻色彩。具体说来，这种奇幻或表现为奇伟雄廓，如杜审言《南海乱石山作》：“涨海积稽天，群山高嶪地。”或是瑰丽多姿，如同一首诗：“朝暾赩丹紫，夜魄炯青翠。”有时则被描写为令人生畏的怪异或神幻景象，如沈佺期《初达（见图1）州》：“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能够看出，唐代诗人对交趾的殊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认知倾向：或正面或反面。其反面认知与“瘴疠”“蛮荒”的传统南蛮认知一致，这在此类诗歌中也时有体现，如沈佺期《三日独坐（见图1）州思忆旧游》：“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贾岛《送黄知新归安南》：“火山难下雪，瘴土不生茶。”
纵观这些诗歌，其陌生感和奇幻色彩（包括反面认知）都和此地位置的遥远密切相关，二者经常交融描写，如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春往海南边，秋闻半夜蝉。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首两句所言正是路途遥远耗时长久，后两句则有涉当地风物。可想，在交通不畅的古代，交趾之于中土确是遥远的存在，这也成为诗人们的集体印象。相距之遥也自然成为感念怀思的重要导因。
第三，明显的中土中心观念。
此类诗歌的三大内容其根源都在于以中土为中心。所谓相距遥远，其背景都是相对于“故乡逾万里”而言，故乡（中土）才是中心。所谓殊异和奇幻，也都是中土诗人眼中的认知，沈佺期描写椰树后竟产生其不能随归中土的遗憾：“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可见其中土中心观之深厚。对殊异的反面认知更是对此地明确的疏离感，感念怀思也直接表现出中土才是其心理中心。
这与诗人为中土人士有关，也与此地隶属中土王朝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尉佗曾驭国，翁仲久游泉。邑屋遗甿在，鱼盐旧产传。”说的正是中土王朝对于交趾在政治上的统辖历史，文化上在这里也有传存。熊孺登《寄安南马中丞》：“龙韬能致虎符分，万里霜台压瘴云。蕃客不须愁海路，波神今伏马将军。”不仅歌颂了对方的威力，更是对强大中土王朝的宣扬。
二
交趾的早期记载可见于《礼记》和《山海经》。《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山海经·海外南经》：“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蛮”，马融《禹贡》注：“蛮，慢也。”其义强调文明不化和落后。关于交趾（或交胫），或认为是足相交，如郭璞：“言脚胫曲戾相交。”或认为同川而浴，如孔颖达：“云浴则同川，卧则僢者，言首在外足相向内。”或认为交颈（郭璞另说）、足骨无节（刘欣期《交州记》）等。解释不一，但不外两点：生理性状或风俗习惯。
扬雄的《交州箴》是较早的交趾文学书写：“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荒”，《说文解字》：“芜也……一曰草淹地也。”段玉裁：“荒之言尨也。故为芜秽。”凸显的仍是其文明不化和落后。“裔”，《说文解字》：“衣裾也。”段玉裁：“故《方言》《离骚》注皆曰：‘裔，末也。’《方言》又曰：‘裔，祖也。’亦谓其远也。”众解释均指向其地处偏远。“水与天际”凸显此地临海的自然条件，水天相接、遥远而苍茫，扬雄为后人提供了临海苍茫迷蒙的交趾印象。至陆机《赠顾交趾公真诗》仍沿袭此意：“伐鼓五岭表，扬旌万里外……高山安足凌，巨海犹萦带。”显其偏远与山海迷蒙。
《交州箴》核心内容还是阐述交趾与中土若即若离的领属关系。此地“爰自开辟，不羁不绊”。
相比这些早期书写，相距之遥、蛮荒落后、苍茫迷蒙的印象等都被唐诗继承下来，而唐诗之创造与不同则有如下两点尤需注意：
第一，殊异风物的全新书写。
“交趾”之称最初凸显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视野，《交州箴》提及作为贡品的“白雉”“犀牛”等，但风物显然还没有成为重要的表达内容；蛮荒炎热是早期典型印象，到曹植《苦热行》中仍是如此：“苦热但曝露，越夷水中藏。”而唐诗中的殊异风物书写已十分明显，不仅范围数量大增，而且已形成鲜明特色，既有反面认知又有正面认知，已不局限于蛮荒炎热。
根本原因在于交流的日渐深入和广泛。有的缘于人员流动，有的则是商业贸易，如晋王叔之《拟古诗》：“客从北方来，言欲到交趾。远行无他货，惟有凤皇子。”记录的是唐前的贸易活动。这些交流促进了对交趾认知的深入，促生了唐诗的风物书写。
第二，中土中心观的确定。
“交趾”之名关注的是当地的人情，而唐代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即安定南方，透露的是中土王朝对此地的统辖领属。据《史记》载，扬雄所处的汉代刚经历过赵佗自立为王后又被收服的反复，因而《交州箴》中的领属关系若即若离。而唐代对此地的统辖是确定的。强大的唐朝（包括政治、文化、军事等）都赋予中土诗人在交趾书写时深重的中土中心观念。
唐诗的交趾书写直接影响了宋元等时代的相关诗歌，意义深远。
（作者：管宗昌，系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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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涉琉海洋诗及其文化意象
作者：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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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如何继承与弘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代诗歌创作，充满了多元的海洋文明，同样引起了古典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的极大关注。
众所周知，自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于洪武四年（1371）开始，就推行十分严厉的海禁政策。直至隆庆年间开禁，共历经了近两百年的时间。而明朝后期在短短的开禁之后，又再次重申海禁。明朝遂成了我国历史上推行海禁政策历时最长、最为严厉的王朝。受明初开始的海禁政策影响，明代的大部分士大夫实际上少有“下海经验”。仅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部分涉海诗作，明朝中后期为了应对倭寇骚扰东南沿海、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而产生的海岛海防与海警海氛诗，且后者大多还是以一个陆栖者的身份叙事。
然而，朱元璋为了彰显明王朝的大国威仪，在推行海禁政策的同时，又派遣大量使者外出，要求周边各国朝贡，接受敕封，奉表称臣，建立宗藩朝贡关系。洪武二年（1369）正月，即遣使行人杨载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洪武五年（1372）正月，又遣杨载奉诏出使招谕琉球国中山王。此后，位于东南大洋上不与中国通陆路的琉球岛国，除了由明廷册封其国王之外，又给予了朝贡贸易的特殊优待与关照。明初诗坛著名的“闽中十才子之一”王恭《草泽狂歌》卷四《送人使琉球》诗即称：“扶桑无路但行舟，才子今持汉节游。自是皇威均雨露，故将冠冕化琉球。风波浩荡蛮天晓，岛屿空蒙瘴海秋。早晚星槎归上国，殊方休起见京楼。”
明代基于东海海域的这条海上朝贡之路，促进了中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频繁交流，同时也为明代士大夫创作海洋诗提供了一个颇为丰富的题材与契机，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海洋诗作。例如明嘉靖四十年（1561）册封琉球正使郭汝霖的《石泉山房文集》，收录其出使琉球的海洋诗就有《航海歌》《洋中折舵歌》《洋中》《挂帆》《钓屿》《赤屿》《开洋》《琉球哪霸港》《琉球归棹》等21首。万历七年（1579），册封琉球使萧崇业、谢杰在其所著的《使琉球录》附有《皇华唱和诗》，收录了他们出使琉球期间的同题唱和诗《梅花开洋》《过东沙山》《三龙吟》《海月咏》《水亭观龙舟》等18首。崇祯六年（1633），作为册封琉球使杜三策、杨伦从客的胡靖，赴琉归国后，所著《琉球记》后附《中山诗集》，收录其在琉球的诗作22首，其中涉海的诗作有《广石扬帆（二首）》《临海寺听涛（二首）》《辅国寺观海（四首）》《听海楼和杜给谏中山怀言二律》等9首。除了明代这些册封使及其从客亲历航海而创作的海洋诗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他们在出使琉球前后与士大夫之间的赠答交游诗，几乎都涉及了海洋题材。据笔者网罗钩沉，知见有102种明代诗文别集收录了近200首涉及中琉这条海路的赠答交游诗作，由此成就了明代海洋诗作的一个创作主体。
意象，是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元素。基于一个统一的主题，通过巧妙的构思组合，借由诗人固有的文化底蕴与特定境况下的情感而呈现。所以，意象的产生与表露，是诗人的主观心态与大自然客体密切契合的结果。海洋诗的文化意象，即是诗人从客观的海洋环境中，撷取合于心中所欲表达的情感，将主观的情绪透过客观的意象而表达出来的。
海洋无垠，神秘莫测，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但从文学创作与欣赏的角度来看，诗人在撷取海洋意象而感怀寄兴时，往往先将心中的“意”，转化为“象”，而读者再经此“象”，还悟出诗人心中的“意”。
明代涉琉海洋诗，透过了诗人的颂吟，其海洋文化的意象十分丰富。概而言之，最为突出的有海景意象、心境意象、岛屿意象等。读者可以从中体悟到所隐含的海洋韵味与诗人情怀。
中琉之间，浩浩沧溟，时而水天一色，万里碧净；时而飓风骤雨，海浪滔天。郭汝霖的《航海歌》先是描绘了“海气层层兮台阁巍，海波鳞鳞兮金银辉。乾坤浩荡兮万象依，日月浴光兮星辰微”，一派海市蜃楼的斑斓、壮阔景象。赫然就是其《洋中折舵歌》所惊呼的：“双雀嫋嫋何自来，惊云忽暗金银台。咫尺不辨飓骤发，万马突兀仍奔雷。鼍作鲸吞势益雄，鲛呴龙吼涛山摧。瞥烈一声舵干劈，两（见图1）掣断绳千尺。”即刻之间，就可能有葬身鱼腹的惨剧发生。然而，行至钓鱼岛，又是“天畔一舟横，长风万里行。黄鼙浮浪远，钓屿蘸波明。蜃气山将结，涛声笛共清。倚樯时浩啸，奇览慰平生”的景象，因此写下了这首闻名的《钓屿》歌，形象描绘了浩瀚海天下的渺小一封舟，浪静波明的钓鱼岛，伴随着倚樯而歌的人，涛笛和鸣。此外，谢杰的《三龙吟》，描绘了无论是大船，还是孤槎，相对于浩浩沧溟的大自然力量，同样是“一吸能空万斛舟，孤槎讵抗三龙力”。若无亲身航海经历的体验，真不可能表达出此景此情、别样奇观的海景意象。
《尚书·舜典》曰：“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的诗人都是遵循这种诗歌创作的原则，作诗言志，歌咏抒怀。
中琉航路，诡秘莫测；倭寇侵扰，亦是一忧。对于长期居于陆地、之前未曾涉海的多数册封使而言，万里海途，命悬一线，其心理压力，不言而喻。赴琉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当来自于忠君报国之信念。如萧崇业的《迎熏歌》称：“使君危险总忘情，重视王命此身轻。忠义二字良独守，泰山鸿毛我何有！”谢杰的同题诗也曰：“使君持节了不惊，君命为重身为轻。平生忠信知无负，风波颠危我何有！”同样是表达了“王命”重于生命，“忠义”重于泰山的豪言。
望月怀思是古今共同的感悟。陆上望月与海上望月，似乎还有不同的意象。海天一色，没有任何其他的映衬景物，显得更加空灵，尤为孤寂。萧崇业《海月咏》云：“桂魄明如水，寒香夜更飘。鹭飞霜护羽，兔逸雪侵毫。”诗人笔下的海月，满是“寒”“霜”“雪”的字眼。胡靖的《临海寺听涛》：“萧萧兰若海门悬，物古音奇漫纪年。时与涛声相节奏，一天秋水月孤圆。”《听海楼和杜给谏中山怀言二律》之一：“夜听鱼龙出水吟，一尊对月酒频斟……数曲歌萦孤客思，几回梦绕故园心。”海天一色，秋月孤圆；对月频斟，孤客萦思；浪迹岛国，梦绕故园。将梦的时空与海月实景相结合，以文学笔触捕捉空间意象，更多了一层凄清飘零之景象。
中琉航路，通常要经过东沙山、鸡笼屿、彭佳山、花瓶屿、钓鱼屿、赤屿等岛屿，到了姑米山才进入琉球的地界。海上行舟，岛屿不仅是难得一见的自然风景，更是航海的坐标。航海者对岛屿的寄托，寓意着对平安的祈盼。萧崇业、谢杰的同题诗《见山谣》，即吐露了对岛屿的殷殷寄托与平安祈盼。萧崇业曰：“水国迢迢几万里，天涯浩浩无穷已。封舟一去淼何之？更忆岛中山可指……魂飞思山处，目断望山时。精卫费木石，安得愚公移！舟人日日频指点，谓云是山还复疑。蓦看波前鸭头绿，邈然太仓一粒粟。须臾突起喜欲狂，譬若迁乔出空谷。有山海可渡，见山舟可行。开醅使君饮，操觚使君吟。如此风波俱度外，祗有苍苍解我心！”谢杰更是直接喊出了：“船中惜水胜惜浆，洋中见山如见娘。”历尽风波，百转千回，翠黛苍苍，突喜欲狂，岛屿意象，溢于言表。
总而言之，在明朝特定的海禁历史背景下，基于东海海域的这条中琉航路所创作的海洋诗作，不仅大大丰富了明代诗坛的内容及其特色，在中国历代的海洋文学中，也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者：方遥，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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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赠别诗中的“南海”与“诫贪”意识
作者：杨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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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广州一直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自秦代开始，广州就是南海郡的属地。虽然后世名称几经更易，但人们依然习惯以“南海”来指称广州和以其为中心的岭南地区。至汉代，包括南海、合浦、交趾等在内的“岭南七郡”皆以海外贸易繁荣而知名。合浦郡的属县徐闻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谣谚：“欲拔贫，诣徐闻。”（《徐闻谚》）可见，去徐闻以贸易致富，已是时人的共识。晋宋之际的王叔之《拟古诗》以“远行无他货，惟有凤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难为市”叙述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凤皇子”代指珍稀之物，而“百金”“千金”既道出各类奇珍的连城之价，也描画出市场上争相竞价的热闹情景。
受惠于“丝路”的畅通，唐代的广州地区出现了“海胡舶千艘”（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的盛况。龙脑、象牙等名贵物产纷纷涌入。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郑权此时即将赴任岭南节度使，“双旌”即节度使仪仗。而“人皆不忆回”则表明这是一片令人迷恋的财富热土。有时，南来货物的多寡成为人们评判该地区安定繁荣与否的重要依据。大历年间，杜甫在《自平》中就对广州进口的减少忧心忡忡：“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而“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殄故见于篇末》）成为人们的共同期待。
不过，在缺少制度约束的背景下，这里的繁荣与富足也成了贪腐的温床。早在汉代，扬雄的《交州箴》在回顾了本地的治乱历史后，语重心长地提醒“肉食者”勿要榨取当地财富：“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濒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然而直至唐代，类似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据《旧唐书·卢奂传》载，终玄宗一朝，仅有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卢奂四任岭南节度使能抵御财富的诱惑。上文提及的郑权，在节度使任上也以贪黩知名。据《新唐书·郑权传》载，他应是主动求官岭南。再联想到王建诗的“人皆不忆回”，不难看出这个职位已成为众人争相竞夺的“要津”。直至晚唐，还流传着“人来皆望珠玑去，谁咏贪泉四句诗”（李群玉《石门戍》）的诗句。需要强调的是，以廉洁著称的官员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代宗年间的李勉。据《旧唐书·李勉传》载，李氏在任节度使的四年里，不仅廉洁自律，还以各种方式促进了海洋贸易的增长。杜甫甚至认为李勉的贡献在卢奂、宋璟等人之上：“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
尽管如此，唐代的有识之士还是对当地的贪黩之风忧心不已。在赠别诗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劝诫即将赴任的友人“慎莫贪黩”。岑参《送张子尉南海》直言：“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道：“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尝闻君子诫，忧道不忧贫。”这显然是以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古训诤戒其莫要贪恋财货，须常以夫子之道自砺。
在劝诫中，“饮泉”“合浦还珠”与“薏苡”是常被提及的典故。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录事》说：“所愿酌贪泉，心不为磷缁。上将玩国士，下以报渴饥。”“酌贪泉”之典出自《晋书·吴隐之传》：
（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厉……
“贪泉”本可腐蚀人的意志，但吴隐之饮后不仅未改本心反而“清操愈厉”，因而后世常以“饮泉”称颂官吏之清廉。“磷缁”典出《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磷”意为因消磨而导致的损伤。“涅”为染色的原料，“缁”即因染而黑。“心不为磷缁”即不为外物所惑而能守身持正。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也强调：“句漏沙须买，贪泉货莫亲。能传稚川术，何患隐之贫。”句漏本是交趾郡的属县，以出产丹砂闻名。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号稚川）为了炼丹，主动请求出任句漏令。“隐之”即吴隐之。此四句提醒友人应以当地名宦楷模，以养生全名节，莫受贪财之风的影响。张祜亦以“知君还自洁，更为酌贪泉”（《送徐彦夫南迁》）告诫友人应以名节为重，莫因贪财而致毁誉。相比之下，刘长卿的《送韦赞善使岭南》则要委婉得多：“番禺静无事，空咏饮泉诗。”如果“静无事”所凸显的是韦氏的政务能力，那么“饮泉诗”则体现了诗人对其操行的坚定信心。
“合浦还珠”出自《后汉书·孟尝传》。由于并不产粮，合浦人多以采摘珠宝为生。当地官员们有利可图，便强迫百姓以“竭泽而渔”的方式采摘珍珠。这给合浦一带的蚌蛤带来了灭顶之灾，导致珠宝产量锐减，引发民生凋敝、商路阻断的恶果，以至“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任后立即废除前任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生态的恢复，蚌蛤数量也逐渐增加。在时人看来，正是孟尝“不事搜刮”的“德政”感动了天地，才让蚌蛤重回合浦。因此，“合浦还珠”有了为官清廉、布施德政的内涵。韩愈也曾为郑权作赠别诗，诗中就有“风静鶢鶋去，官廉蚌蛤回”（《送郑尚书赴南海》）一句，委婉劝喻郑氏勿贪得财货而搜刮民间。同时期的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也以“无贪合浦珠，念守江陵橘”告诫友人应不忘本心，清廉为官。
“薏苡”出自《后汉书·马援传》。据说，马援在交趾时常食薏苡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便带了一车。时人见之，误以为车上装载的是南方搜刮来的珍宝。权德舆《送安南裴都护》即有“暂叹同心阻，行看异绩闻。归时无所欲，薏苡或烦君”，委婉传达莫要贪污的忠告。
以任官之地的风景、物产、民俗、掌故入诗，同时寄寓善意的提醒，是赠别诗创作的常见手法和一般内容。可是，上述诗作如此密集地出现“饮泉”“合浦还珠”等典故，说明了时人对于该地区贪黩问题的重视，更流露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人在财富诱惑面前“持身守正”的道德自律意识。后人在评论上述诗作时常提及“忠厚”一词，如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说》评岑参《送张子尉南海》“忠厚之意盎然与楮墨之间”，又如近代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论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录事》“以训诫语为结，何等忠厚”。可以说，友人之间诫之愈切，则情谊愈深。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唐代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也在促使唐人思考应以何种态度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而他们用于砥砺道德的，恰恰是岭南地区深厚的廉政文化资源。也许，这就是上述诗歌留给今天最为宝贵的启发之一。
（作者：杨亿力，系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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