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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色文献收藏

冯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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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生活水平高，喜欢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喜欢收集瓷器古玩，有人愿意积攒些邮票、火花，而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红色文献的收藏上。

       说起收藏红色文献，纯属偶然。1983年7月的一天，我冒暑出门，走进老城厢一条老弄堂，迎面飘来一张纸，我一看是“五卅”大罢工时的传单，是文物！我朝前看，只见一老奶奶正将一卷纸塞进煤球炉生火，我高叫一声﹕“慢，不能烧”，把老人吓了一跳。我忙上前解释，用新买的一本《大众电影》换下老人手中的旧纸。回家细看，这一卷旧印刷品中有一张“五卅”歌词传单和同一时期两幅揭露日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时事漫画传单，一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秘密创刊，由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创刊号。这是唯一一本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刊物，至今己有98年。

1985年，我参加了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学习了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才认识到红色文献收藏的特殊意义，知道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我就给自己的收藏定下了专题，暗下决心，尽我所能收藏这类历史文献，并把它看作是一份责任、一种使命。

从此，业余时间我在上海的旧书摊、古玩市场以及旧书网站，寻寻觅觅，乐此不疲。我发现，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收藏红色文献的条件：首先，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足迹和许多革命遗址，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召开，上海是全国的“红色之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重要活动都在这里发生。同时，上海也是全国的出版重地，应该有很多相关书刊，故我把藏品的年限定于新中国成立前。虽然为了收藏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现在想想，绝大多数藏品是在上海寻觅到的。30多年来，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舍得买一件贵衣服，但是在买藏品上，只要看准了其史料价值，就会不惜一掷千金，毫不犹豫买下来收藏和研究，现在算来已藏有红色文献达8000多件。比较珍贵稀见的，如1907年第一次登载马克思肖像的《近世界六十名人》，1915年陈独秀创办、主编的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新青年》创刊号，1921年陈望道主编的高举妇女独立旗帜的《妇女评论》报，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三大副刊《觉悟》《学灯》《晨报副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1923年由瞿秋白主编的《前锋》创刊号，1923年19岁的邓颖超创办的《女星》杂志，1925年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创刊号，1927年上海劳动大学登载李大钊文章的国文讲义，1935年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创刊号，1937年首发毛泽东自传的全套《文摘》杂志，1940年刘少奇著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版，1941年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的《新华日报》，1946年中共七大袖珍本《中国共产党党章》，1948年陈云著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1949年上海解放时陈毅颁发给解放军官兵的袖珍文件及《解放日报》《人民警察》创刊号等。我珍藏的这些红色文献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这些红色文献是在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发行的，当年的印刷数量本来就不多，经历了持续战火的洗礼，留存下来的凤毛麟角，因而都弥足珍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希望能开一个红色文献收藏馆或去社区举办巡回展等，“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夜光杯20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