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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晓丹谈传统文化启蒙
北京晚报 | 2021年10月08日
张玉瑶
2019年出版的《诗人十四个》,让江南大学古代文学教师黄晓丹备受赞誉。不过与一般大学教师有点不一样的是,除了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她还在小学教育系教儿童文学课,这些年总被父母们询问关于如何给孩子进行传统文化启蒙的问题。林林总总的疑惑汇成点点滴滴的思索,于是有了今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书起了个有趣的名字——《陶渊明也烦恼》。陶渊明烦恼什么呢?
翻开书,就看见陶渊明的诗《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看到这里,莞尔一笑:原来就连大诗人陶渊明,也烦恼自己孩子是“学渣”和“吃货”呀。那,广大家长们是不是可以放宽心一点了?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这正是写给焦心孩子传统文化(或者说所谓“大语文”)学习的家长们看的“启蒙课”,没错,在传统文化教育歧路丛生的当下,家长启蒙比孩子启蒙更重要。
和《诗人十四个》不同,这是一本通俗有趣的小书,黄晓丹用她在古代与现代、中土与西洋、童年与成年之间跃动撷取的灵动之笔,对孩子们读什么、怎么读娓娓道来:现在一开始“国学启蒙”就上《论语》,但《论语》里的真小朋友却在“风乎舞雩”;一说学习经典就搬四书五经,像《太平广记》《镜花缘》这类脑洞之书或《陶庵梦忆》《随园食单》这类性灵趣味之书,难道不更吸引小朋友吗?《弟子规》才不是古代小朋友必读书,着实是“被发明的传统”……在处处是焦虑的教育场域里,黄晓丹像一个逆行者,拂除笼罩在“传统文化”上那些因不了解而积累愈厚的尘雾。读毕,愈发信服:比起今日狭隘化的“国学启蒙”,真正的传统文化,广远得多也有趣得多。
信服的原因除了黄晓丹的古代文学专业,也因为,她写到的这些书都来源于她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经验及发现,因此难得是能从孩子视角出发的对传统文化的感受和思索。与一般孩子比,她或许有些“非典型”,很早就能与传统审美产生敏感的共振,常会在某一日常瞬间,进入古人的山水画卷或心灵情境中。这也是一种童子功,和她的家庭环境有深深的关联。
黄晓丹的童年是在1980年代末的江南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前,她的外公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妈妈也是中文系毕业的,因此家里有很多书。她记得,外公把一个木电表箱改造成她的小书箱,大人没回来时,她就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反反复复看书箱里的书。外公下班回来了,她就爬到外公的书架上翻书,那里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声律启蒙》《千家诗》《学诗百法》《学词百法》等。回到自己家,就看妈妈的书,外国名著《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看不下去,《苦菜花》《东方》和“家春秋”倒是看完了。大人们从来不干涉她看什么书,也不管她能不能看懂,“都可以乱翻”,好像觉得小孩子天生就该爱看书,不需要表扬,也不需要建议。于是她什么书都能拿来看,从革命文学到种植大全,实在没书看了就去看《辞海》,一个一个词条地去看那些“奇怪的动植物和矿产”。
很多人读了《诗人十四个》,惊讶于她对古典细微的解读,以为她必是从小全身心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也对,也不全对。按黄晓丹现在的自我估计,在童年的全部阅读里,真正的传统文化书籍可能只占五分之一。但正因没有人规定什么是专门、必读的“传统文化”,反而会让她能以一种完全平等、无差别的心态进入阅读,“不知道书还有高雅通俗之分、中国外国之分,也不大在乎诗人作家到底是谁,连文言和白话的差别都没有发现”。不管是《聊斋志异》《谐铎》,还是英国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俄罗斯传说《铜山娘娘》,她都喜欢,“在孩子的头脑中,都是故事而已”,“小孩子在喜好上没有区别心,心里没有国界,所以阿拉丁的飞毯才能飞起来”。这种驳杂,进入了黄晓丹日后这两本书的写作,比如我们看到,她能从《镜花缘》和《魔戒》中提取出相同的幻想与快乐,这是儿童共同的成长基底,这是引领孩子进入任何启蒙时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的孩子作为现代的孩子,为什么要去读传统文化?有人或许会从功利的角度给出答案,但我很喜欢黄晓丹的回答:一个现代读者愿意去奔向孔子的那种真知、嵇康的那种德性、苏轼的那种幸福,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值得的。诚然,那才是能真正让我们的精神获得回响的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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