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學必讀之書"
《六韜》包括《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的一部兵書。它的書名在戰國時就已見諸《莊子》一書的記載。但對它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來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說法。
《淮南子》注和《后漢書》認為，《六韜》出自殷周之際的姜太公呂望之手。
班固《漢書。藝文志》認為它寫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間（前676年至前619年），或周顯王時（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時。
唐以后人多傾向于此書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時書，而是出自秦漢間人或漢以后人的偽造。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六韜》出土后，學者們多認為《六韜》成書于戰國，盛行于西漢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偽造。
另外，又有人認為，姜太公撰作《六韜》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必有它的根據，不可隨意否定。《六韜》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來源于太公，由春秋中葉和戰國中葉人撰寫、擴展、補充成書，又經過漢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這一說法接近于目錄學大師余嘉錫的觀點，較為可信。
《六韜》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軍事經典著作，在戰國和秦漢時即已廣泛流傳，具有很大的影響，深受劉備、諸葛亮、孫權等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重視。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六韜》被定為武學必讀之書，位居《武經七書》之首。
長期以來，它一直是中國古代兵家學習、研究和不斷引用的軍事經典。
《文韜》包括"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傳"、"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闡述了政治（文治）和軍事（武功）的關系。《文韜》認為，政治先于軍事。政治是軍事的基礎，軍事則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它指出，戰爭本乎道義，要想奪取戰爭的勝利，取得天下的統治權，就必須運用"文韜"，即通過政治收攬天下人之心。收攬人心的關鍵在于愛民，在于按為君之道施政行事，處理好君臣關系，推行相應的內外政策和發展經濟。
具體來說，《文韜》認為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人利益一致，休戚與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會為天下人所唾棄。而要做到與天下人利益一致，就必須實行"仁"、"義"、"道"、"德"，與人民一齊順從天時，共享土地所產生的財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憂解難，與人民憂樂好惡相共，給人民以種種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業，不誤農時，減少刑罰，減輕賦斂、徭役，不苛擾百姓，愛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實行愛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擁護，從而取得天下。所以，君主應抑制自己的私欲，無為而治。官吏要忠貞愛民，廉潔奉公。人民要孝順父母和長輩，愛護子女和晚輩，一心從事農耕和紡織。國家要努力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實現富足的目標。對外應安撫近鄰，控制四方。發動戰爭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就應公開聲討敵人，號召天下之人一齊征討。
《武韜》包括"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等5篇，主要從戰略的角度出發，主張在使用武力、進行戰爭的同時，還要采取"修德"、"安民"等政治手段爭取民心，瓦解敵人，加速其崩潰的過程，以盡可能小的代價，換取戰爭的勝利，甚至做到不戰而勝。
《武韜》指出，要奪取戰爭的勝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順，師出有名，進行戰爭是為了吊民伐罪。戰前應秘密做好充分的準備，然后看準時機，發動進攻。其次，是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武韜》認為，天下之人都歡迎給自己以好處的人，而不歡迎損害自己利益的人。不掠奪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處。不侵犯別國的利益，就是使各國獲益。不壟斷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奪人民和各國的利益，不獨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國，以及天下之人的擁護，從而在不知不覺中不戰而勝。再次，是運用"文伐"，即發動政治攻勢。"武韜"列舉了12種具體的謀略，主張用這些權謀詭詐的方法，去利用、擴大、加劇敵人的內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對方，為軍事進攻鋪平道路，創造有利條件。這也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一種手段。最后，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戰爭的基本規律采取行動，才能取得勝利。
《龍韜》包括"王翼"、"論將"、"選將"、"立將"、"將威"、"厲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13篇，主要論述軍隊的統帥和指揮等問題。如怎樣遴選將領，拜將立帥，編組統帥部，樹立將帥的威信，鼓舞士氣，秘密通訊和臨敵致勝等。它將"智"、"信"、"仁"、"勇"、"忠"作為選擇將帥的標準，主張用8種方法考驗將帥，并舉行隆重的儀式，將軍權授予通過考驗的統帥。其中"王翼"篇對統帥部的組成，作了詳盡而全面的闡述，對統帥部各種人員的配備、人數和職責都作了具體的規定。"陰符"篇記載了利用不同長度的符節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進行秘密的通訊聯絡。"陰書"篇則記載了將一封信分作3份，由3人分別送達的秘密通信法。"軍勢"和"奇兵"篇揭示了臨陣決戰，創造和利用優勢，把握時機，出奇制勝的一些原則。"五音"、"兵徵"篇將陰陽五行學說引為其理論的基礎，其中不乏牽強附會和迷信之處。
《虎韜》包括"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等12篇，分別論述了兵器、軍用器材的種類及其性能，以及突圍、渡河、對陣、迂回、伏擊和反伏擊、攻城、反火攻等各種形式的作戰形式和戰術問題。
《豹韜》包括"林戰"、"突戰"、"敵強"、"敵武"、"烏云山兵"、"烏云澤兵"、"少眾"、"分險"等8篇，分別論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澤地帶和險阻地形下的作戰方法，并對特種地形和特殊情況下的作戰原則，如抗擊突然襲擊、夜襲和以寡擊眾，以弱擊強等原則進行了總結。
《犬韜》包括"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車"、"戰騎"、"戰步"等10篇，分別論述軍隊的分合集結，如何按一定的標準選拔勇猛有力、武藝高強嫻熟的步兵、車兵和騎兵，充當軍隊的基層軍官和常備兵，如何訓練軍隊。值得一提的是，《犬韜》還在逐一論述步兵、車兵和騎兵諸兵種的性能、戰斗力、陣法和作戰方式的基礎上，結合地形條件和敵情的變化，指出步兵貴在知變化，車兵貴在明曉地形，騎兵貴在了解別徑奇道，提出了步兵抗擊車騎的方法，車兵有"十勝八害"，騎兵有"十勝九敗"，揭示了使用各種不同兵種的原則和方法，開創了對諸兵種聯合作戰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