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系統性的史論專著
史論又稱史評，包括的范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史學理論指有關史學體例、編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論述；史學批評則包括評論史事、研討史籍得失、考訂史事正誤異同等。
我國史論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曾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先秦諸子借評論史事，論證本學派政治觀點的正確性，形成我國早期史論的一種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現《左傳》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種形式的史論，這種體例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漢以來，出現了如《史證》的"太史公曰"、《漢書》的"贊"、《漢記》的"論"、《東觀漢記》的"序"、《三國志》的"評"，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資治通鑒》的"臣光曰"）。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序論"，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說明著作宗旨、體例源流、評論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記》、《漢書》等，都有這類"序論"的文字。
隨著史學的不斷發展，史學批評也隨之開展起來，出現一種以論述史籍得失、評論史學體例、研究撰史方法為主要內容的新的史論形式。這種新的史論發端于秦漢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劉知幾繼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將這種史學形式發展成"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史論著作，寫出我國第一部系統性的史論專著《史通》。它兼有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方面內容，是集唐以前史論之大成的宏偉巨著。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門，父（劉藏器）、兄（劉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時的官僚，并以詞章知名于世。劉知幾因家學淵源，自幼博覽群書，攻讀史學，后又致力文學。他20歲時中進士，任獲嘉（今河南獲嘉縣）主簿。武則天圣歷二年（699年），劉知幾奉調長安，任王府倉曹，并參與編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遷為左史，先后參與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遷為秘書少監，又掌修史之事。當時，由于權貴控制史館，史官無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監修旨意，劉知幾頗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自敘》）并以一家獨創之學，對于史館壟斷史學表示抗議。景龍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劉知幾名聲大揚，遷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唐玄宗時，又遷為散騎常侍。他的官職屢遷，但卻一直兼任史職，先后參與《姓族系錄》、《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睿宗實錄》、《玄宗實錄》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各為10卷。
內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計52篇。其中，屬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等3篇，大約在北宋時已亡佚，今存僅有49篇。另有《序錄》一篇，為全書的序文。
《史通》的內容，大致可分下述幾個方面：
其一，關于史學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內篇之開卷，即以《六家》、《二體》兩篇，根據唐代以前史學的體裁，對我國古代史學的源流進行了總結。首先，它將古代史學分敘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總歸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然后，對六家、二體的優點和缺點，進行評述。劉氏認為，"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后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論及紀傳體時，卻盛譽《漢書》，并且以為"《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則顛倒紀傳體的源流。這是劉知幾推崇斷代的紀傳史的緣故。同時，在《史官建置》、《辨職》、《忤時》諸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職責，以及唐代官修史書的弊端。
其二，關于歷史編纂學。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編纂體例、編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內容。在編纂體例方面，《史通》論述紀傳史和編年史的體例，而以論述紀傳體為主。《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諸篇，以具體史籍為例，對紀傳史各組成部分的特點、功用都詳細論述。例如，它指出本紀"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則應專載"大事"，而不必"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至于"書事委曲"，乃是列傳的任務，并對合傳和附傳作了獨到的論述。《史通》反對作"表歷"，以為"表歷"往往與史傳重復，"成其煩費，豈非繆乎？"對于紀傳史的志書，《史通》主張刪除天文、藝文、五行三種，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為"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對各史的"論贊"則多持批評的態度。
在編纂方法方面，《史通》牽涉范圍廣泛，包括敘事、言語、題目、模擬、斷限、書法、人物、編次、稱謂、煩省等十多種問題，均屬于撰史方法和寫作技巧的內容，有的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例如，劉氏以為"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指出敘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敘事最避忌繁蕪之失。因此，劉知幾主張敘事要"用晦"，以為用晦"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可以達到"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的目的（《史通。敘事》）。所以，《史通》既總結前史在敘事方面的好經驗，又批評各史存在冗句煩詞、雕飾詞藻的病例，尤其反對駢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語》篇中，劉氏主張記錄歷史的言語，應隨時代的發展而采用當代的語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純的弊病。
他例舉三傳不學《尚書》之語，兩漢多違《戰策》之詞的例證，反對撰史因襲古人詞句，以記述后世言語，而提出使用"當世口語"撰史，以使"方言世語，由此畢彰"的要求。這些主張都有借鑒的價值。
此外，關于史料的搜集和鑒別問題，劉知幾在《采撰》篇作了專門的探討，以為史家撰述歷史，如同"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需要"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后成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來源不同，性質各異，尤需加以選擇和鑒別，"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對于失實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其三，關于歷史文獻學。《史通》將唐代以前的歷史文獻，分為"正史"和"雜史"兩大類。所謂"正史"，指先秦經、傳，唐以前的紀傳史和編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諸史；而"雜史"則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等10種。他在《古今正史》中，先敘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從《尚書》至唐修諸史，逐一介紹各史的作者、成書經過、體例卷帙、后人注補的內容。然后，在《疑古》、《惑經》、《申左》、《雜說》諸篇中，對唐以前的歷史文獻，進行全面而具體的評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處。如《疑古》一篇，就條列10疑，對《尚書》等提出了批評；而《惑經》對《春秋》的批評，竟達12條。總之，《史通》所論范圍極其廣泛，以上概括為主要的三方面，當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應當肯定的是，《史通》對我國古代史學作出了全面的總結，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史學理論，成為唐代以前我國史論的集大成。劉氏的思想及其歷史觀，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例如：他反對"歷史的宿命論"，以為歷史上任何朝代的興亡，人物的成敗，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雜說》篇等文中有所論述。他也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之正統歷史觀。在《稱謂》篇、《編次》篇中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甚至不主張"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觀。至于他敢于懷疑，則史料因此糾正，敢于非圣，則成見因此打破，這些都是他的科學精神。
當然，劉知幾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史通》中有維護封建名教，誣蔑農民起義等論述，這說明劉氏也沒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