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7月04日
王國維先生的研究領域廣博，成就卓越，在學術史上早有公論。他一生學風篤實矜慎，不輕易立説，也不任意爭辯，雖已多年聞名于海內外，仍然保持謙虛的態度。讀他的著作和傳記，我覺得很突出的一點，是他不強不知以為知，是像我這樣的後學難於學到的。這裡試舉王國維先生對《尚書》的研究，作為例證。
大家知道，王國維先生對《尚書》有深入的研究和創造性的貢獻。他的論文集《觀堂集林》，開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説》、《洛誥解》，一直到《〈書〉顧命同瑁説》等好多篇，都是關於《尚書》的，可説達到了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儘管如此，他卻再三聲明《尚書》有許多地方「不能解」。
《觀堂集林》卷二收有《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其中王國維先生自述説：「《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于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暗，于《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説，然其説終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國維坦承他對《尚書》好多文句「不能解」，並且指出前人的解釋「不可通」，是「強為之説」，他不能與之茍同。
1924年夏，王國維先生為容庚先生的《金文編》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講的「多聞闕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二語，認為：「闕疑之説出於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言。」接著他講到《易》和《書》的「難解」，並説：「余嘗欲撰《尚書》注，盡闕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於孔氏闕疑之義。」
這樣一部別開生面的《尚書》注，王國維沒有寫成，但他于1925年到清華研究院任導師，曾專講《尚書》，確實體現了「闕疑」這一點。據當時聽課的學生吳其昌先生的《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和劉盼遂先生的《觀堂學〈書〉記》，他上課先講述歷代《尚書》傳流和註釋的歷史，其間便強調「其不可通音，終不可通也」。他講授《尚書》各篇，于各家學説擇善而從，同時結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穎見解。例如講《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為據，論證元代金履祥以該篇為「祖庚時文」的正確。類似的精彩之處，不勝枚舉。可是在很多地方，他都説「不解」。如《盤庚》「汝分猷念以相從」，他講「不解」；同篇「各設中于乃心」，他説「設中不解」；「鞠人謀人之保居」，他説「此語不解」；《微子》「我舊雲刻子」，他也講「此語不解，王充引今文《尚書》作‘孩子’，更奇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王國維指出前人注解《尚書》多「強為之説」，許多文句「終不可通」，並不是抹殺歷代學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認為《尚書》的研究不斷前進，各時期的著作都有應當肯定之處。這從他最後一篇有關古代研究的作品《〈尚書覈詁〉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書覈詁》的著者楊筠如先生也是王國維在清華的學生。他聽了王國維的《尚書》課，編著《覈詁》四卷，得到王國維，還有也任導師的梁啟超的獎勵，經修改後，從南方寄給王國維，王國維給他寫了序。這個時候是在1927年的農曆四月，離王國維的去世已經沒有幾天了。
這篇序文，把歷代《尚書》之學劃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從西漢伏生到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學；從孔安國到賈逵、馬融、鄭玄、王肅，是古文之學。「今古文諸家之學並亡，然傳世之偽《孔傳》，殆可視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階段始於北宋歐陽修、劉攽，蘇軾、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脫注疏束縛而以己意説經」。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編《書集傳》，「可謂集其大成者也」。在這以後，王國維歷數清代閻若璩以來各家成績，一直講到俞樾和孫詒讓，「惜未有薈萃而畫一之如孔、蔡二傳者」，希望楊筠如「異日當加研求，著為定本，使人人聞商周人之言，如鄉人之相與語，而不苦古書之難讀，則孔、蔡二傳又不足道矣」。這可説是他對未來研究的期待。
這裡我們看到，王國維對歷代各家《尚書》學者的優長，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孔、蔡二傳為《尚書》學兩大階段集大成之作的提法，尤為創見。他説二傳立於學官，各數百年，「然《書》之難讀仍如故也」，只是説明《尚書》本身古奧艱深，並非歸咎於研究的學者，只要實事求是，深入研求，疑難終有解開的一日。這就可以看出，王國維提倡「闕疑」，不是什麼不可知論，而是一種有利於研究進步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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