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陈超群绘制《乐天知命刘伯温》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未岁读《明史》怀诚意伯七律
每于危难吐希声，若欲文成须意诚。
盖世奇才多异遇，通神至道佐朱明。
公忠体国知天命，绝学无私竭奉呈。
海宇三分诸葛亮，江山一统赖先生。
黄德劲先生评：
神机妙算刘伯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彬宇先生的怀诚意伯七律，给“神”绘了一幅图像，让世人知道，神一般的诚意伯，可真不仅仅是神机妙算，而是“危难吐希声，文成更意诚”；而是“奇才异遇，绝学无私”；“公忠体国，竭尽奉呈”；最终 “江山一统，端赖先生”。本诗首联高屋建瓴为统，颈联叙遭逢，颔联述高风，尾联再回首，妙借时语，总结大成。好诗也哉！
《明史·列传十六》：刘基，字伯温，青田人。曾祖濠，仕宋为翰林掌书。宋亡，邑子林融倡义旅。事败，元遣使簿录其党，多连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庐，籍悉毁。使者计无所出，乃为更其籍，连染者皆得免。基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瀹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明史·列传》起首一段文字，字俭意丰，将刘伯温的生世与才学，以及前期仕元的经历，交待得简明扼要。
刘基，字伯温，世称“刘青田”“刘诚意”“刘文成”“文成公”，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文成县）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是朱元璋身边的得力军师。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卒于明洪武八年1375，一生亲历元明两代。
刘基是浙江青田(今文成)南田镇武阳村人，家世显赫。八世祖刘延庆为北宋名将，战功赫赫，曾为宋轩抚都统、少保。二世祖刘光世是南宋初的“三大名将”之一，与张浚、韩世忠齐名，曾任宋太尉御营副使等，历封荣国公、杨国公。从刘光世这一代开始，家道开始衰落。刘家也迁徙至南田武阳，并逐渐由武将家世转变为书香门第。
刘基的高祖父刘濠，在宋朝曾任翰林掌书；祖父刘庭槐，入元后曾入太学上舍；父亲刘爚（亦有用“瀹”），曾是元朝遂昌县的儒学教谕。刘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母亲富氏也出身望族，是宋代名相富弼的后代，对刘基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
刘基幼年便展露了过人聪慧。他聪颖好学，读书过目不忘。 “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神道碑铭》云:“(刘基)神知迥绝，读书能七行俱下。”
刘基于泰定元年，即1324 年，“年十四，入郡庠”，便在浙江丽水入郡学读书了。由于聪敏博学，得到了老师即当时名儒郑复初的赏识。此人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磊落。郑复初对刘基的父亲说：“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
刘基在处州郡学求学三年，于泰定五年(1328)转青田石门洞书院。“石门洞”这一地名在刘伯温传说中较为常见，也与这段历史有关。刘基在石门洞书院读书的五年里，勤奋用功，不曾懈怠，最终在22岁那年，即元至顺三年(1332年)，高中举人。
刘基曾在江西为官七年。元统元年(1333年)，刘基中进士，至元二年(1336年)开始担任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县县丞。在任期间，他以清正廉明著称，性格耿直、刚正不阿，曾因秉公执法、慷慨直言而得罪群小，与当地幕官产生矛盾，以致数次被弹劾。后调任南昌。
元至正二年(1342年)，刘基辞官归乡，游学浙东。此后，南京、北京、杭州、绍兴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至正三年(1343年)，刘基曾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在此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当地教育发展的事情，如鼓励当地乡绅出资捐助，兴办义学，呼吁地方重视教育的作用，注重人才的培养等，对当地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以上内容，部分来自《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光明日报出版社）
万事万物的成长，皆非虚至。更何况人？更何况旷世之才，匡时之贤？刘伯温的一生行迹，更是跌宕起伏，富于传奇，其至诚之心，可鉴日月，也因此名垂青史。
近代学术大师章太炎极其推崇刘伯温，作为史学家，笔下极少有完人，章太炎尤其如此。但刘伯温却是他笔下少有的完人，他甚至希望死后傍刘伯温墓而葬，”以申九泉之慕”，章太炎对刘伯温有全面评价，他称刘伯温是”中国之元勋也”，称”文成少为禄仕，不忍沦宗，翇然归于明祖，筹策数中，遂定中原，庚复汉绩”。”功成盛德，上方留侯，固无得而称焉，其性行刚廉，不随流俗，灼然效于文辞，发言奘驵，刚健旁通，又为明一代宗师，甚非后进所能褒颂也”。
危难吐希声 文成源意诚
“每于危难吐希声”——每每于危难之际，发出宝贵的声音，扶大厦于将倾。此一句道出了刘伯温远超众人的识见和胆气。能够发现问题，敢于发出声音，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
“若欲文成须意诚”——此一句化用甚妙。刘基谥号文成，又曾被封为“诚意伯”，而其文采韬略，冠压明初，“文成”可谓实至名归。但这一切，基于其“诚”，心怀诚意，通达天道，所以“若欲文成须意诚”，巧妙通关，浑然天成。
《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刘基之谓欤？
刘伯温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诚”之智慧，并且是自身应用成功典范，被封“诚意伯”。刘伯温的从政生涯是四落五起的，他48岁做谋臣，“以待王者兴 ”，并最终完成其使命谋求“救时之政”，兴大明王朝。其一生诚于己、诚于民、诚于事业。《中庸》等经典告诉我们，诚有四方面功效：成己（诚者自成 ），达人达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明理（诚则明，诚是沟通天道人道的桥梁），德性自成（诚是一切德性的根基与源泉）。刘伯温说：“性无不诚，然后能主一心，心无不明，然后能应万物。”
1336年，刘基到任江西高安县丞。初入仕途之时，元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刘基感受到了实现抱负将会遇到的困难与曲折。但他并没有被现实贪浊的环境、复杂的政治所吓倒，而是砥砺名节，迎接挑战，赋诗曰:“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扬鞭望南天,晴霞绚闽越。”(《发龙游》)“何当扬湛冽，尽洗贪浊肠。”(《铅山龙泉》)到任伊始，他还作《官箴》自励，表示要以慈待民，以威警顽，奖励勤勉，革除惰政。
刘基上任后,秉公执法,深受百姓称颂。但也触犯了不法豪强的利益，并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当时新昌州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凶手用金钱贿赂初审官，结果被判为误杀。原告不服，知府便派以执法公正著称的刘基复审。刘基明知这必定会触忤豪右,但因事关人命,慨然前往，据实改判，凶手依法偿命，初审官也因此被罢。但是凶手家人及初审官依仗蒙古达鲁花赤的势力，企图陷害刘基。当时的江西行省大臣对刘基十分了解，将其调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不久刘基因与官吏论事不合而离去。
残酷的现实让刘基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他弃官归里，开始了为期三年之久的青灯伴读生活。在这期间，刘基还曾壮游山水，从游历壮美的河山和追慕古圣先贤的踪迹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但是当他渡江北上时，刘基再也看不到优游江南时的繁花胜景。由于1345年黄河决堤，济南一带如同泽国，百姓房屋被冲毁，白骨遍野，刘基沿途赋诗言志，表达悲痛心情，尤其是长达五百余言的《北上感怀》描绘了一幅幅凄惨的图景。这次北上再次触发了刘基强烈的拯民济世之心，激发了刘基再度出仕的愿望。
1348年，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苏天爵的推荐，刘基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任科考遴选的职务。担任为国选拔人才的重任，刘基当然乐意。但这时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已经燃起,元王朝已近倾覆。刘基所在的浙江，台州方国珍已聚众数千起兵海上，从朝廷到地方的贪官污吏则趁机中饱私囊，刘基对此义愤填膺。上任不久,行省监察御史渎职，虽然这与儒学副提举一职并没有直接关系，并且监察御史的品秩还超过刘基，但是，耿直的刘基对庸碌无能的官吏已忍无可忍，愤而举报。但官场已沆瀣一气，结果不但没有追究渎职者的责任，反而斥责刘基。刘基因此愤而辞去了颇为倾心的儒学副提举一职。
此次辞官之后,刘基闲居杭州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已经爆发，此前方国珍已据有东南沿海，元王朝的处境更加危险。刘基虽然仕途屡遭挫折，但他与一般士大夫一样，总是将治国安民的希望寄托于朝廷之上，也主张通过平息起义以恢复社会安宁，“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
1352年，朝廷无法应对方国珍，又起用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于是刘基赴浙东参与购灭方国珍的战斗。他与元帅纳邻哈刺构筑庆元等城，以扼制方国珍的侵扰。
这期间刘基先南下永嘉，后又北上杭州。杭州城曾被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攻占，后又被元军收复。昔日餐华的杭城，经过多次兵火，满目疮痍，一片兵荒马乱。刘基悲从中来，写下了《悲杭城》等多篇格调凄凉的诗作。这时，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招抚方国珍，刘基也被改任为江浙行省都事。朝廷对于方国珍时抚时剿，政策飘忽不定。1352年3月，方国珍诱杀了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重新入海反元，朝廷乃主张剿灭方氏。
刘基历来认为方国珍为首犯，不诛杀无法戒惩后人，但主张对方氏胁从者则宜招安。帖里帖木耳也与刘基的看法相似，于是两人共同议定，刘基起草议剿奏书，由帖氏设法送呈朝廷。但方国珍以重金贿赂朝中权要，朝廷同意招安方氏，并委任其为徽州路治中。
而主张剿捕方国珍的帖里帖木耳和刘基，被朝廷斥责为“擅作威福”,损伤了朝廷的好生之仁，结果罢免了帖氏行省左丞一职，刘基则被软禁于绍兴。这一忠而被弃的沉重打击，使得刘基痛心不已，对朝廷也失望至极。
遭此政治变故，刘基心情十分痛苦。所幸地方官吏出于对刘基的敬重，并未行囚禁之实。绍兴三年，刘基一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他们为刘基纾解苦闷，让刘基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囚禁之身，创作了许多清新自然的诗文佳作。政治上的失意，反而给刘基的诗文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心境与物境，形成了刘基一生中重要的创作高峰。
在刘基被羁绍兴期间，方国珍对朝廷的任命疑虑重重,并没有赴任，而是占据温州、台州、庆元等地，继续在海上阻绝粮运。朝廷虽发兵征讨，但都被方氏一一打败。朝廷对方国珍的政策也变抚为剿
1356 年，刘基再度被起用为行省都事。第二年又改任枢密院经历，与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时处州的青田、丽水、松阳、遂昌、缙云锋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元军对红巾军与方国珍已难以应付，对这些蜂起的起义根本无暇顾及，只能通过官员自募军队进行剿除。这次被起用，省宪就允准刘基可以自募义兵，可以捕杀拒招不从的起义军，从此刘基建立起了一支自己掌握的地方武装。
在处州期间，刘基的思想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元王朝的腐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起义原因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他在《感时述事》诗中认为，猛如虎的苛政是迫使百姓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
就在此时，官场的黑幕让刘基彻底绝望，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选择。
1358 年年底，经略史李国凤巡抚江南时，将守臣的功绩上奏朝廷，因为刘基为剿灭起义军驰驱效力,李国凤奏请朝廷升刘基为行省郎中。但朝廷以及行省中得到方国珍贿赂的官员都偏袒方国珍，于是对主张剿灭方氏的刘基的军功置而不录，仍然以儒学副提举的资格授刘基为处州路总管府判，且不与兵事。再一次忠而见弃,刘基十分气愤,于是愤然弃官而去,回归故里。与此前的辞官不同，这是刘基对元王朝的腐败和起义蜂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反思之后的一次抉择。
在归隐南田期间，刘基托喻明志，撰写了《郁离子》，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念与审美理想。刘基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大家，诗文成就都对明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郁离子》又是最能体现其文学特征、最具影响的作品。
据《明史》记载：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羁管绍兴，方氏遂愈横。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执政以方氏故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时避方氏者争依基，基稍为部署，寇不敢犯。
《郁离子》共十八章，一百九十五篇，内容十分丰富，天道人事，无所不及。其中讽刺元末社会现实，抨击朝政的作品尤其多见。同时，该书也展现了刘基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生智慧，是一部以议论见长,用笔犀利，虚实相间，意蕴深刻的寓言体散文集。
“若欲文成须意诚”，刘基以一颗诚心为国为君，得到却是屡遭贬黜，备受打击。四起四落，三次主动辞官。彻底离开元朝廷，弃官隐居。幸运的是，刘基的诚心未变，久历艰难，他的思想得到了锤炼，文学得到了升华。
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自唐宋之后鲜见的文学繁盛时期，除产生了影响巨大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外，在雅文学方面，王冕、杨维桢、刘基、宋濂等人创作的诗歌，以雄奇质朴、遒劲豪放著称，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现实。其中，刘基更是明代诗文成就都十分卓著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就诗歌而言，《诚意伯文集》中收录的诗歌就达1184首，词233首。被后世学者视为自成一家，与明初的另一位才情卓绝的诗人高启齐名。还有论者将刘基与顾炎武一起，视为明初与明末成就最为杰出的诗人。（林彝辑《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三）刘基的诗歌，既有抒写自己遭逢乱世的人生感叹，也有抒写忧世拯民之心的作品。后者更是真实地反映了元末明初的世况。就风格而言，刘基的诗歌充分展现了其师古的文学主张，既有杜甫诗歌的沉郁，韩愈诗歌的奇险，又有屈原诗歌的奇幻想象。对其后的明代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开明三百年风气"（朱彝尊《明诗综》卷二）的盛誉。
刘基的一生经历了出仕元朝与辅佐兴明的两大阶段。前期的诗作在元末辑成《覆部集》，后期诗作在明初辑成《犁眉公集》。虽然两部作品内容及风格差异甚大，但都表现了作者的托寄，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元明之际的世道风情。
刘基的诗歌受到时人及后人的广泛推崇，其中他的乐府诗更是备受后人称赞。刘基的乐府诗确实笔力雄健，风骨苍老。或托物言志，委婉讽谏；或及古见今，忧国悯农。明代以来，刘基开风气于前，李东阳续接于后，开启了唐代以来乐府诗的新局面，形成了乐府中兴的气象。其实，刘基诗歌诸体兼善，都有很高的成就，如刘基的古诗同样受到了论者的高度评价。王夫之评刘基《旅兴十六首》之三是“唐以下第一首古诗，几于无字”等等。刘基各类体裁的诗歌都有佳作可传。其特色则是摹古而有自得，格调高古，因此，在明代诗坛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清人沈德潜曾说：“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刘基）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明诗别裁集》）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论及文天祥的词时，对刘基的词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文文山（文天祥）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王沂孙）、叔夏（张炎）、公谨（周密）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高启）、孟载（杨基）诸人所敢望也。”确如王国维所说，明初词坛，以刘基为冠。陈廷焯说：“伯温词秀炼人神，永乐以后诸家远不能及。” (《云韶集》）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认为刘基之词冠绝有明一代也不为过。（以上内容，部分节选自《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刘伯温）
盖世奇才多异遇 绝学竭奉呈
“盖世奇才多异遇，通神至道佐朱明。”刘基一生经历元明两代，从出生到成长的经历，多有异遇，展示了盖世奇才与众不同的一面。
民间传说中的刘伯温从出生开始就显露出了不平凡之处，具有浓郁的神异色彩。流传于浙江温州的传说《取名刘基的来历》，讲述的就是刘伯温出生的故事。该传说称刘伯温的母亲一直不孕，直至某天她吃了一株神奇的春笋后怀孕，但怀胎十月却不生产，一直到第二年春笋破土，刘伯温的母亲吃了新笋才生下刘伯温。这个传说讲刘伯温这个不凡人物的降生具有神话的色彩。
又如传说《天葬坟》《武阳降生》，都是讲刘伯温的出生曾受到白鹤仙师的点化。《天葬坟》讲白鹤仙师云游四方，经过南田武阳村时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他想把这块宝地指点给一户善良人家，便化作癞头乞丐，到财主家乞讨。财主嫌他又脏又臭，将他赶出家门，而家境贫寒的刘伯温的父母却热情地招待了他。白鹤仙师看他们是心善之人，便将那块风水宝地指给刘家，并说在那处建坟，刘家日后必出将才。刘伯温的父亲听从了白鹤仙师的话，三年后刘伯温出生。《武阳降生》则讲白鹤仙师点化刚出生的刘伯温，预言他日后必成王侯将相。刘伯温降生的传说，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一些神异色彩，表明刘伯温不同于常人。
流传于浙江温州的传说《天葬坟》《武阳降生》讲刘伯温家境贫寒，住的是茅草破屋，吃的是番薯丝，举家艰难度日。刘伯温的家庭虽不富裕，但他从小机智聪慧，勤奋好学。流传于浙江温州、丽水的传说《菩萨搬家》《狗坟逐霸》《神童戏状元》《智降石马》等，讲的都是少年刘伯温的机智故事。在这些机智传说中，几乎都在开篇点明刘伯温从小便聪明机智，智慧过人。
民间传说中的刘伯温公正善良，正直仁爱，他用智慧屡破悬案，为当地百姓解决困难，伸张了正义。他也机智地惩罚了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恶霸，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
刘伯温最著名的一个身份，就是朱元璋的军师。他辅佐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功不可没。民间经常将他与诸葛亮并称，也是对他这方面功劳和智慧的赞许。因此，民间传说中的刘伯温还是一个能谋善算、机智过人的军师。
《火烧金山寨》《解围兰溪城》《破爿山之战》等传说，都是讲刘伯温做了朱元璋的军师后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解除困境。有的传说则是通过弱化统治者朱元璋的形象来强化刘伯温的智慧和作用，如《白鹿城》讲朱元璋不听刘伯温的意见，贸然行军，结果被敌军围困，多亏刘伯温的妙计才能够解围；有的传说则通过丑化朱元璋来衬托刘伯温的机智多谋，如《走洪都》讲刘伯温和朱元璋潜入陈友谅所控制的洪都府，结果消息走漏，朱元璋被陈友谅围困，难以出城。刘伯温用计让朱元璋扮成又脏又臭的癞头和尚，才躲过陈友谅的搜查，平安出城。
此外，刘伯温智谋传说中还有许多讲述的是刘伯温用计救同僚，并使自己免于被猜忌的故事，如《妙语救同僚》《智救徐达》等都是写刘伯温在看出朱元璋不能容人，要设局杀功臣的情况下，巧妙地解救同僚，使之免于灾祸。
然而，这一切玄幻的传说，最终基于刘伯温非凡的才能和成就，基于他“通神至道佐朱明，公忠体国知天命，绝学无私竭奉呈。”
“通神至道佐朱明”，彬宇先生诗中的“通神”是指刘伯温精通神奇神秘的周易象数之学，“至道”是指刘伯温崇尚孔孟大道。关于“通神”，我们不妨看看部分文献记载，从中可见一斑：
朱元璋在给予刘伯温的封诰和御书中， 屡屡提及刘伯温察天俯地预测之类事实 。《御名书》：“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灭奸党，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遗人专诣先生前，虔求一来，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廿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七月间率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得，金星出现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勇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二年间， 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改违教，然择在七月廿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为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 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所谓当候土木顺得， 金星出现， 以及择定年月日时方向门户， 均是术数之言。
又《御名书》：“去岁先生行，曾言湖广之事， 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尽间，二月内可得。果然初至湖广，贼人降，后又坚壁不出，至今未下，实应先生之言矣。”
《皇帝手书》：“即今天象叠见，且天鸣已及八载，日中黑子又见三年，今秋天鸣震动，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见之，更不知灾祸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历数者，知休咎者，与之共论封来”。
《御宝诏书》：“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则每匡治道，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休光，发踪指示，三军无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尔多辅焉”。
《御史中丞诰》：“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 学贯天人， 资兼文武……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
《弘文馆学士诰》：“随朕征行昼夜，仰观干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逢凶趋吉，数有贞利”， 兵法原重天时，此所谓仰观慎候避凶，趋吉诸语，诚占验术数之学也。
《诚意伯诰》：“朕提师江左，兵至栝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于是乡里顺化，基屡从征伐，睹列曜垂象，每尝有准，多效劳力”。
刘伯温于归田《谢恩表》亦曰：“至于仰观天象，言或有验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阴诱臣衷，开导使言，非臣念虑所能及也。”刘基自己也承认有此类行为。
刘基吟诗作赋，也常涉及到卜筮天文。如《诚意伯文集》卷一《述志赋》：“无蓍龟以决疑兮，迷不知余所从。”“要傅说于箕尾兮，命灵龟使占之”。《九叹》：“蓍龟孔昭兮，勿远余思。”卷二《艳歌行》：“荧星入天阙，武库一朝灾。”《煌煌京洛行》：“妖星入太极，边尘侵御床。”卷五《次韵张德平见寄》：“漠漠长烟野色昏，霏霏细雨湿衡门，乾坤象纬寻常转，江海波涛日夜翻，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难论， 近逢使者征遗逸，说道岩廊纳谠言。”这说明他熟稔此类内容，所以能随手取喻。
另外，署名刘基之术数类书籍或收录《明史·艺文志》或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等，有20种之多。
入天文历算类：《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天文秘略》1卷、《洪武戊申大统历》4卷、《天元玉历》12卷、《白猿经风雨占候图》1卷、《观象玩占》10卷；入阴阳卜筮类：《玉洞金书》1卷，《注灵棋经》2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18卷 (明史艺文志) 、《奇门遁甲》不分卷；入星相类：《三命奇谈滴天髓》1卷 (明史艺文志星相类) 、《演禽图诀》不分卷，范氏天一阁有藏本，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取二十八禽各为之图断人禄命；入堪舆类：《金弹子》3卷 (见明史艺文志) 、《一粒粟》1卷 (见明史艺文志) 、《地理 (堪舆) 漫兴》3卷、《灵城精义》2卷 (旧本题南唐何溥撰， 明刘基注) 、《佐元直指图解》10卷、《披肝露胆经》1卷 (见明史艺文志) 、《注玉尺经》4卷，元刘秉忠有玉尺经，基注之；入农家类：《多能鄙事》12卷，是书凡饮食器用方药农圃牧养阴阳占卜之法，无不备载，颇适于用等等。
上述材料看， 署名刘伯温的术数之作涉及天文卜筮阴阳星命堪舆等， 虽然多伪托之作， 但学者考证的结果认为刘基是精通象纬术数之学的， 有相关著作言论传世。关于刘伯温与预测风水谶纬关系的国内外研究， 至今为止主要有：周群《刘基评传》、吕立汉《千古人豪——刘基传》专著里有评述， 李镜蕖《刘基与谶纬之学》、高寿仙《刘基与术数》、周松芳、范颖的《刘基与谶纬术数关系平议》 (浙江社会科学， 2008年2月) ， 上述四位学者作了专题研究， 从不同侧面作出探讨，提出了真知灼见。
李镜蕖早在1945年就刘基与谶纬之学作了阐述，倾向于《注灵棋经》为刘伯温所作，《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与刘基相关， 指出《玩象观占》殆为基所缉录而非其所著；周群先生对署名刘基的天文术数类著作15部进行了厘辩，其中认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多能鄙视》编撰与刘基相关，《灵棋经注》认定为刘基所作;吕立汉先生在《千古人豪——刘基传》里也专门谈论了刘基的象纬建树， 吕立汉教授除了认同周群教授认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编撰与刘基相关、《灵棋经注》认定为刘基所作外，还基本认定《多能鄙视》编撰是刘基；高寿仙先生也同样用史料说明刘基精通天文卜占之学、以天文历数神其计策， 认为其传世的术数类著作，《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观象玩占》二种与刘基相关，而确实出自刘基之手的，只有《灵棋经解》一种，《灵棋经解》即是《注灵棋经》。其最主要的研究贡献是通过解读《灵棋经解》的内容特点，认为《灵棋经解》继承了易占之解卦原理，同时也继承了易传之核心观念，是研究刘基之思想之一种值得重视的参考资料。
所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刘伯温精通按象纬种种史料、学者的考证以及任职太史令一职事实，《灵棋经解》是刘伯温术数造诣的传世之作，《多能鄙事》倾向于为刘基所编著，其中8-12卷同样体现其象纬之作，而《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观象玩占》二种与刘基相关，其中《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与刘伯温大有关系。其它的署名刘伯温的术数之作，根据术数之作的序以及所论天文地理等理论，也未必与刘伯温全无关系。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是”将直隶府州县及十三布政司辽东都卫府州县数分配十二分野星次”之书， 为其在任职太史令一职份内之事。此书开篇交代”臣谨按晋天文志， 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东方苍龙为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虚威者，以十二支，子为之首也。今以斗牛为星分之首者， 日月五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纪星，故曰星纪，则星纪为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舎之首也。本朝应运肇基，而南京应天府是星纪斗牛之分，且与天地人三统之正相协。自周以来数千年间，帝王之运适府于今。则是书之作， 岂偶然哉。”
《多能鄙事》全书12卷，分春夏秋冬四部，每部三卷。卷之一，饮食类：造酒法、造醋法、照酱法、造豉法、造炸法、腌藏法。卷之二， 酥酪法、饼饵米面食法、回回女真食品。卷之三， 糖蜜果法、治蔬菜法、茶汤法。卷之四， 饮食类有老人疾病方， 服饰类有洗练法、染色法。卷之五， 书画法、文房四宝法，制竹炭法、制油烛法、治器物法、今储香法、制药物法。卷之六， 白药类：有验效方、理容方。卷之七，农圃类：有种水果花果法、催花法;牧养类有养马法、养牛法。卷之八，阴阳类：暗全伏断日、十二宫星。卷之九， 阴阳类：营造吉区、种植吉日。卷之十， 阴阳类：上宫出行、运限官位、十左异杂占。卷十一， 占卜类， 八卦活法、麻衣道言、刑克占例。卷十二， 占断类：杂占法；十神类：六壬课、范围类。
观刘伯温文本，便有”一沙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概念，刘伯温认为世事无关大小巨细，都蕴藏着”道”，于其在野闲暇时关注”鄙事”收集成册，当为其性情中事。范惟一在《多能鄙事序》里写道：“今观其书，凡饮食服餙、居室器用、农圃医卜之类，咸所营。综其事至微细， 若无关于天下国家，然迹民生日用之常，则资用甚切而溉益，颇弘其义，曷可少焉？嗟乎！宇宙内孰非吾人本分事哉。君子欲类物情，达世故，通乎万方之略，难矣。古之圣贤多能无如孔子，其显达而经世则莫有逾周公。以今考《周礼》一书，皆其治天下之具，闳博委琐，条列而栉比，何其设也。谓曰“鄙事”可哉。乃孔子教学者，畜德树业当先其远者大者，而不徙艺能之尚，故曰君子不多也，刘公是书业以多能自许，而复目之为鄙事， 意亦谓此。”
刘伯温病重弥留之际， 交代大儿子刘琏把所有天文地理风水预测谶纬等术数方面书籍交给朱元璋，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恰恰有朱元璋派人取书的记载：洪武十三年吴从善所撰《故参政刘君孟藻哀辞有序》云：” (洪武)九年冬十月，皇帝上缅元象，慨钦天之失职，命御史赍诏谓孟藻 (刘琏) ，令上其父所著《观象玩占》等书，及天文诸家言。孟藻已縢藏石室。悉取送官。”苏伯衡所作《参政刘公墓碑铭》则云：”诚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监察御史李铎以上旨来取其《观象玩占》诸书，孟藻即日出书石室中，橐从李御史赴阙。”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五五《列传·侍郎陈性善》：“初，诚意伯刘基卒，上遣御史李铎往取其遗书。基子琏即出《观象玩占》于石室中，铎诣阙上之。上简精楷书者数人，入便殿翻录，性善预焉。”
彬宇先生曾说刘伯温少年时在洞中遇异人得传《易经》绝学，此后一生用其智慧辅佐朱明的建立，晚年在弥留之际，又将此书命长子献与国家，并禁绝后人研习，既是大义，也是无奈，更是后世绝学之失传的莫大损失与遗憾。而其从容赴死的态度来看，则彰显其无憾平生，同时又乐天知命的高卓境界。印证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生格局。
已经对元朝彻底灰心的刘伯温，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才同意出来辅佐朱明政权的。非凡的天资，过人的智慧，深厚的积累，洞察的卓识，机敏的反应，正直的品格，赤诚的忠心，让他一出山，便帮助彻底改变了局势，而被朱元璋视为自己的“子房”，赞扬他：“仰观俯察，独断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谒朕陈情，百无不当。至如用征四方，摧坚抚顺，尔亦助焉。”
总结下来，刘伯温的主要功绩有：（部分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
第一，时务十八策，运筹帷幄。
应朱元璋之邀，刘基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于至正二十年三月，一同应施赶往金陵。刘基初见朱元璋时，便对当时天下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局势做了分析，并提出了军事战略决策和治国安邦的一系列构想，即史书所记载的“时务十八策”。“时务十八策”的具体内容并无记载，但“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
当时的形势紧张，朱元璋急于剿灭群雄，成就大业，但周围遍布强敌，陈友谅据西，张士诚据东，往北还有虎视眈眈的库库特穆尔元朝军队。在此形势下，作战策略尤其重要。朱元璋急需一个必胜的征讨大计。当时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陈友谅、张士诚两大集团，群臣献言献策，大多主张先灭张士诚，再取陈友谅，刘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他对朱元璋说：
明公因天下大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形式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边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首鼠窜状，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附，故汉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大势成矣。（《资治通鉴后编》·徐乾学）
当时陈友谅拥兵湖广，张士诚控制着浙西，先打陈还是先打张是非常严峻的战略问题。群臣主张先灭张士诚，认为浙西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宜先取之。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
朱元璋听取了刘基的策略，一举翻盘。
第二，龙江鄱阳大战，谋略超群。
1360年，陈友谅大兵压境，直逼朱元璋所在地建康。当时两军军事实力悬殊，朱元璋麾下众将或主降，或主张奔逃，据守钟山。朱元璋召刘基入内室，询问其意见，刘基则称大军压境，军心须稳定，并认为“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朱元璋接着询问其有何对策，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刘基提出了以逸待劳的战略，诱敌深入，大败陈友谅。这次战役的胜利，为朱元璋在整个战局上赢得了主动权，并为他最终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1362年，刘基归乡葬母，途中遇到浙东动乱。回乡后，他帮助守将夏毅安抚各属邑，又与邵荣等人商议谋划，平定叛乱。即使在刘基回乡期间，朱元璋也离不开刘基的谋划：“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此时正值张士诚围困小明王韩林儿所在地安丰，情况危急。朱元璋欲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刘基强烈反对。他认为“汉、吴伺隙，未可动也”。但朱元璋未听刘基之言，执意前往，结果被陈友谅得知，乘机派兵围困洪都。朱元璋悔不当初。《明史》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
太祖曰：“不听君言，几失计。”遂自将救洪都，与友谅大战鄱阳蝴，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坐未定，飞礮击旧所御舟立碎。友谅乘高见之，大喜。而太祖舟更进，汉军皆失色。时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起初，朱元璋连连失利，后忙请当时留守金陵的刘基前来助阵。两军决战之际，朱元璋问刘基战时如何，刘基答：“昨观天象，我军必胜，但努力痛击。”刘基熟读兵书，知天文，晓地理，他利用陈友谅船舰运转不灵的弱点，以火攻敌，大败陈友谅，陈友谅也在这场战役中中流矢而死。
在这两场战役中，刘基的计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元璋也在鄱阳湖大战胜利后表达了自己不听刘基劝告的悔意：“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出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
刘基在此战役中有救驾之功，但《明史》只简短地记载了这一事件，并未说明刘基是如何发现危机，如何做出决断的。当时正值两军交战之际，刘基又是极其聪慧敏锐之人，他根据形势做出合理的判断，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一事件被后世文人、民众无限夸大，使此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传说“帅船救主”就是在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传说里，刘伯温智慧过人、神机妙算的本领很大程度地被夸张、编造，传说将他描写成了能够未卜先知的神算军师。
鄱阳湖战役彻底打败了陈友谅，朱元璋也开始与刘基商议对策，做好攻取张士诚的准备。《明实录》中也记载了朱元璋经常与刘基私下密谈，随时听取刘基的意见。从朱元璋对刘基的信任和依赖中，也能看到刘基的智慧与谋略都非常人可比。
第三，平复江南，谋深虑远。
1362年，刘基还乡葬母，恰逢处州、金华、衢州等地的苗军叛乱，浙东一带动荡不安。刘基到后，帮助守将夏毅安抚各属邑，平定叛乱，并协助胡深等制定了守备安民之策。在此期间，刘基向浙东地方首领、乡里名望介绍了朱元璋的能力与德行，将其宣传为众望所归之天命所在。刘基还向当时据有温州、台州等地的方国珍宣示朱元璋的威名，使其归降。《行状》记载：“公致家，营葬事，时语所亲以上当有天下之状，于是乡里及邻附郡县翕然心服。方氏虽据温、台、明三郡，……公因宣国家威德，方氏遂纳土入贡。”
在返回应天的途中，刘伯温还协助建德守将击退张士诚，在稳定局势、安定东南的过程中做了重要贡献，为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赢得了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朱元璋也曾多次肯定刘基的这一功劳：“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致，山越清宁。”“且括苍为卿乡里，地壤幽遐，山西深僻，承平之世，民犹据险，方当兵起，乘时纷纭。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
刘基从归顺朱元璋开始，慢劝导他树立远大的志向。黄伯生的《神道碑铭》记载朱元璋等人“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大怒，诟曰：'彼竖牧耳。奉之何为！’……已面见上，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计。”此后，刘基也极力劝说朱元璋与小明王韩林儿断绝联系，以免影响自己的宏图霸业。
第四，治国安邦，经天纬地。
刘基可被称为帝师能臣。经常传授朱元璋历史文化知识、圣贤之道、治国方略，被朱元璋尊称为“老先生”。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年幼时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生存，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四处乞食为生，但他仍过着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的生活。24岁时，所居寺庙被毁，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逐渐开启了自己的霸业。朱元璋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在征战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仅凭借武力无法治理国家，因此开始广泛搜罗人才，如刘基、宋濂、胡深等人。
刘基投奔朱元璋后，曾以儒家修身治世的思想来启迪朱元璋，使其具备明君应有的素质与水平。朱元璋也称赞刘基：“节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居则每匡治道。”《明史》载：“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已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之。’”周群认为“朱元璋由识字不多的游乞到通晓古今的帝王，与刘基等人的熏染密切相关。”
清代张汝瑚在《刘文成先生集》有这样的评价：
三代而下人才卓荦者莫若子房、孔明……尚论明刘文成，具择主之哲与子房同，怀拨乱之志与孔明同。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就，亦与子房、孔明无异。然愚以为如先生者，人但知其有过人之才与智，不知其有过人之学；但疑其为诞、为神，而不知其皆本乎道也。常闻高皇帝称之先生也……'言非儒造，实以诚之意。’嗟乎！先生之引君当道，勤勤恳恳如此，此子房、孔明之所未有也。
《明史》的记载则更为全面：
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从上述种种记载来看，刘基在启迪朱元璋，使其具备帝王应有的素质与德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称其为“帝师”并不为过。
朱元璋一统天下的大局已定，刘基除了作为军师参与军事、出谋献策之外，也逐渐将精力转移到新王朝的制度建设上来。他开始辅助朱元璋建立新王朝，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
卜建南京城——
1366年8月，朱元璋欲建都南京。“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尽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库隘。帝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围凡五十余里。”
作为开国帝王，朱元璋希望在都城的选址与营建上能够得天地之利，使子孙后代永沐王气，因此在择人建都时极其注重此人在天文地理、堪舆术数等方面的才能与智慧，而刘基是最合适的人选。《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光华，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刘基结合南京的地理条件，并仿效天象，对新城的建设投入了智慧与精力。朱元璋能够顺利于次年正月即皇帝位，刘基功不可没。
制定《大统历》——
1365年，刘基任明王朝太史令。明初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卜天文历数、察地理星辰等。刘基精通此学，并在任职期间，主编制定了《大统历》。《大统历》是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经过查漏补缺后，重新制定出的历法。此后明朝一直沿用，并未更改。
《明史》：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
刘基在朱元璋灭群雄、得天下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智囊军师的角色。他怀着辅助明君的决心，从投奔朱元璋开始，就陈时务十八策，为其出谋划策；其后在与张士诚、陈友谅等的较量中，也一直从旁辅助，积极献言献策，为朱元璋提供了正确的军事策略。他在归乡葬母的途中，也不忘辅助，并积极宣传朱元璋的威德，为朱元璋争取人力、物力的支持。明王朝建立以后，他又积极为新王朝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与此同时，刘基精于天象，随时备问。同时有高度的保密意识，也是一种自保的谋略。在劝朱元璋宽宏为大的同时，急流勇退，归隐青田。而且对政治接班人与自我归宿，早有预判。
荐贤知能——
《明史》：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
虽然李善长多次谋害自己，仍然认为李善长是大木，能撑起殿宇，而向洪武皇帝推荐其为相。认为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格局太小，胡惟庸太冒进。同时诚恳地分析自己嫉恶如仇，又不耐繁剧。何其坦诚也！如此智慧的一个人，在帝王深深的猜忌、群臣深深的嫉妒中，也难免莫名其妙地死去。《明史》：
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乳，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心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千百年过去，刘伯温的死因已成尘埃。然而其神机妙算，忠心义胆的丰功伟绩，却被后世传诵至今。
有谋略者多矣，未必能通神至道；公忠体国者多矣，未必能了知天命；有绝学者多矣，未必能无私奉呈；有雄才者多矣，未必有雄文立世；有卓识者多矣，未必能一眼洞穿五百年！“海宇三分诸葛亮，江山一统赖先生。”彬宇先生化用古已有之之熟语，作为对诚意伯一生之定论，岂非盖棺之言乎？
张红星教授注：
希声 ：指玄妙虚幻的言谈。语出《老子》： “大音希声。”晋·葛洪《抱朴子 ‧ 祛惑》： “浅薄之徒，率多夸诞自称说，以厉色希声饰其虚妄，足以眩惑晚学，而敢为大言。”
文成：本指文有所成，唐·叔孙玄观《洛出书》：“物著群灵首，文成列卦初。”此处指刘伯温学富五车，尤其诗文大成。同时双关刘伯温逝世后，于明武宗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成”。
意诚：即诚意倒装。本指使心志真诚。语出《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唐·韩愈《原道》：“然则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此处双关刘伯温爵号。洪武三年（1370年），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次年赐归。刘基居乡隐形韬迹，只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因左丞相胡惟庸诬陷而被夺禄。入京谢罪后，不久即逝世。明武宗时赠太师，谥号“文成”。
异遇：指奇异的遭遇、奇遇或特别优待。晋·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下》：“虽有高名盛德，不获异遇。”《南齐书‧褚渊传论》：“中行、智伯，未有异遇。”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四： “（钱文端公）遂以文字邀异遇，高官大年，席宠累代。”
通神：通于神灵。形容本领极大、才能非凡。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非夫通神之俊才， 谁能剋成乎此勋。”唐·李商隐《王昭君》诗：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清·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马赛波尔多纪事》：“因郎柏尔 病愈……深赞惕庵之能，察脉通神，为今日之和缓 。”
至道：指最好的学说、道德或政治制度。《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礼记‧表记》： “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郑玄注：“此读当言'道有至，有义， 有考’，字脱一有耳。”陈澔集说引应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浑而无迹，故得其浑全精粹以为王。”晋·陆机《演连珠》之六：“是以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
朱明：此处指明朝。明朝皇帝姓朱，故称。清 · 丘逢甲《谒饶平始迁祖枢密公祠墓作示族人》：“宋颠元蹶须臾耳，朱明五叶称天子。”清 · 陈凤昌《延平祠怀古其一》：“两岛提封同黑痣，廿年正朔奉朱明。”
公忠：公平忠实；尽忠为公。《庄子‧天地》： “吾谓鲁君曰：'必服恭俭，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辑！’”成玄英疏：“拔擢公平忠节之人。”《韩非子‧三守》：“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谓明劫。”《后汉书‧张酺传》：“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唐·高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诗： “乐毅吾所怜，拔齐翻见猜；荆卿吾所悲，适秦不复迴。然诺多死地，公忠成祸胎。”
体国：治理国家。晋·陆机 《汉高祖功臣颂》：“体国垂制，上穆下亲。”南朝·梁·刘勰 《文心雕龙‧奏启》：“刘颂 殷勤于时务，温峤 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清·王夫之 《家世节录》：“呜呼！先正体国用人， 争而不忮如此，天下何得不晏然！”也指体念国家。宋·岳飞《奏措置曹成事宜状》：“奉圣旨令：……其 马友等并听帅臣岳飞节制，各务体国，共力破贼。”明·李东阳《邃庵太宰先生初度叠前韵奉寿》：“夙夜在公长体国，行藏自我亦由天。”清·梅曾亮《臣事论》：“然有公忠体国之大臣，则亦不利乎此矣。”
天命：指自然的规律、法则。又指上天所赋予的使命。《书‧盘庚上》：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楚辞‧天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唐·韩愈 《争臣论》：“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荀子‧天论》：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清·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诚明》：“是以天之命，物之性， 本非志意所与；而能尽其性，则物性尽，天命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无不通。”
绝学：谓失传的学问或绝妙绝好的学问。《汉书‧韦贤传论》：“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 因时制宜。”宋·朱熹《近思录》卷二：“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黄景仁《董子读书臺》诗：“ 广川绍绝学，命世伊吕俦。”
奉呈：奉呈、呈献上。宋·苏轼《与赵德麟书》之二：“三日臂痛，今日幸减，录旧诗一首奉呈。”
海宇：犹海内、宇内。 谓国境以内之地。《梁书‧武帝纪上》：“浃海宇以驰风，罄轮裳而禀朔。”宋·苏辙《皇弟偲加恩制》：“罄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明·陈汝元《金莲记‧捷报》：“丈夫与叔叔文空海宇，洪然高掇，不必过忧。”
长治：永久安定，长期太平。汉·贾谊《治安策》：“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宋·叶适 《治势中》：“其近而在汉唐而可信也，则又以其不能久安长治而不足称。”
赖：依靠；凭藉。《书‧大禹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孔颖达疏：“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万代长所恃赖，是汝之功也。”晋·陶潜《赠羊长史》诗：“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