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金星
堪称“大明第一狂人”的李贽，我们只隐约听说他是一位“挑战封建礼教的战士”，亦或又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宣称要“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叛逆者，再或因为专业原因知道他是中国文论中“童心说”的集大成者……
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焚书 续焚书》、《史纲评要》、《初潭集》等
李贽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生长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自幼年至青年时期，一直生活于泉州。当时的泉州经历了宋元时代的繁荣和海外交通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破土而出。假如不是明王朝实行错误的海禁政策，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地会居于世界前列。李贽生长于泉州的商业区，家庭贫困，接近于下层士人和市民、农夫。这就是他以后形成那种叛逆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这就是他那进步思想孕育的温床。
泉州宋元时代万商云集，海外贸易兴旺，丝、绸、陶瓷、冶炼、煮盐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至明中叶，尽管明政府严申海禁，但海上私商贸易仍然十分活跃。"泉州枕山负海，有荔枝、龙眼之利，鱼虾螺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附山之民，垦辟硗石，植蔗煮糖。地狭人稠，仰粟于外。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缇缣，西番毳罽，莫不能成；乡村妇人，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牟息，转贸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泉州府志·风俗》）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和转贸四方的交往，就相适应地产生了与传统思想相脱节乃至相违背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冲击。
天地君亲师历来被认为是礼教之大伦，民间竟以衣食住行、男女色性来理解。男尊女卑的观念而以平等来代替，圣贤经典而以稗官小说戏曲相抗衡，官宦盗贼颠倒易位等等，这种思想酝酿于民间，李贽生活于这种社会环境中，自然从幼就受到哺育和薰陶。
他在《焚书·答邓石阳》云："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又云："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矣。"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李贽这种人伦物理的唯物思想和以后大力鼓吹的男女平等思想之所由来。
李贽六岁而孤，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十二岁试《老农老圃论》，受到赞许。据他回忆："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说明这篇试论的两个方面，一是他理解樊迟问稼，已有向往于荷蒉丈人的思想了；二是孔夫子不忍樊迟产生这种思想。
这篇文章是依据《论语》"子路"章而发的。
樊迟向孔夫子请教种庄稼的事，夫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种蔬菜的事，夫子说我不如老圃。幼年的李贽，认为樊迟之问是有深意的，对过着隐居生活，从事耕作的荷蒉丈人很赞赏；已不汲汲予仕途的追求了。孔夫子也并没瞧不起这种人，只是不愿意他的学生消极避世，不为世用。在夫子看来，不仕无义。长幼之节都不可废也，更何况君臣之义怎么能够废呢。君子出仕，就是行其义，不仕就无义。所以樊迟出去后，夫子才给学生们加以解释说：大家想想，居上位者好礼，民就莫敢不敬；上好义，民就莫敢不服；上好信，民就莫敢不真诚相待。这样，四方的人就都围绕到这个国家来了，还考虑种庄稼做什么？种庄稼那是小人的事，不是志向高远的人的事呵！
一般学子都以为孔夫子鄙薄樊迟的学稼思想，而李贽却认为孔夫子是不忍心于樊迟有这种思想。这种认识是有很大差距的，也是很特殊的。因此很受同学的赞扬，一些长辈还因此向他父亲祝贺。祝贺什么？正如李贽所认识的：他们以为我很巧辩，长大了能写好文章，科举有希望，可以博取富贵，不受贫困。但这是俗人之见，李贽父子都不是这种人。李贽说："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李贽了解他父亲不是这种俗人，证明其父平时对他的教育和期望。
李贽对樊迟的论述，隐藏他的内在素质、志向和忧患。他自云"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贺"，说明他当时已理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见解，将来会引起许多麻烦，而最根本的是当时他已不热衷于仕途，已经对荷蒉丈人有一种默契的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伴随了他一生，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很欣赏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他说，世间有三种人决宜出家，他属哪一种呢？如梅福、庄周，以身为桎梏，我无是也；必遇知已之主而后出，必有盖世之才，如吕尚、管仲，我亦无是也；我大概就像陶渊明吧。"他说他和渊明相同的就是一念之真，贫就去做官，不受管束就归来。这正是幼年思想的种子破土而出、长成后所结的果。
朱熹对儒家经典的传注有他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他为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的奴仆，强调儒家经典《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并集中精力编成《四书集注》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内容是保守的。传注中对学生的要求有一大堆烦琐的规则，如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的规则等等，把学生的一举一动束缚得死死的。这些规则成为后来道学家对付学生手段，故王阳明批评说："鞭鞑绳缚，若待拘囚"，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尤其是后来假道学先生们，往往搬用朱熹的传注而言行不一，学生看了书本和现实的极端矛盾，自然不解而不能契合其深心。
他读朱子传注不省，欲弃置不事，亦不热心于科举，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即高中矣。"他从自身的经历，深知科举者许多没有真能经邦济世之学，徒以寻章摘句博取富贵。他所以不能省，不能得夫子深心者，于此可以想见。莫怪他蔑视这种科举功名，而往往对那些靠章句取功名而无实际能力者，加以鄙薄或鞭鞑，这就是他后来反对假道学如此激烈的思想基础。
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云："卓吾疾末世为人之儒，假义理、设墙壁种种章句解说，俱逐耳目之流，不忍性命之源，遂以脱落世法之踪，破人间涂面登场之习。事可怪而心则真，迹若奇而肠则热。"
李贽当时对这些传注的恶感只是感性的，未必有完整的系统的认识，但从他以后所写的《童心说》一篇，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思想感性。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子弟、迂阔门徒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其所好读之书，"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李、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之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这虽然说的是他的一生，但这是从小就形成的爱好，因为这种书真情真性。正如他后来所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痛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焚书·忠义水浒传序》）"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焚书·杂说》）。又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杂说·评'拜月''西厢'》）
"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焚书·杂说·红拂》）
正是他青少年时期孕育了这种思想，使他后来那么追求真，那么疾恶假，对历史人物独具慧眼，在文学理论上打出了真性真情的旗帜，而使世人谈吐之间非卓吾之著作不快！
当林道乾雄视海上，官兵无奈他何之际，泉州到处都可以听到讲述其事迹。李贽对于林道乾，比闽海以外任何地区的人都更为了解。因对林道乾的毁誉的感受，使他加深了对水浒人物的认识，而把盗寇作为英雄，把造反看作忠义。
同时促使他形成大人才观。
请看他对林道乾的议论：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
"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
"嗟呼！平居无事，只能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使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焚书·杂述·因记往事》）
请看他后来作《忠义水浒传·序》：
"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何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
这样一比较，他这种思想的形成不就很清楚了吗？
还有沿海民间传说对他人才观的影响。
"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退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去矣。
"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
"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焚书·与焦弱侯书》）
这则传说，海鱼是何等的巨大；伤害之者，是何等的微不足道。而大才之不易于为世人所用，而易受世人之诋毁。李贽以此深受启发，故其后《寄答京友》云："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疵瑕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当此数者，则虽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清源林李宗谱·历年表》载："世传广齐祖叔（三世）之构祸也，始于上塘倡建岳帝庙，立下马碑。今有地名岳口者，其故址也。先是徐察院子侄骑马过岳，叔祖揪下之"，因移居南安，改姓李。祖叔（三世）从广齐移南安也改姓李。"徐憾焉，伺祖叔到郡城，拿置幽室。迨客佃砍门抢回，徐竟以不轨罗织大狱。祖叔遭重辟，子遁齐追戌。"
李贽初名林载贽，其入闽始祖林间，至贽七世，一脉相承皆姓林。嘉靖壬子（1552年），欲参加乡试，竟因其三世祖叔被杀须改姓才能报考。这个改姓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发生的，因此，它是政治迫害的结果，这是家族和官宦之间的斗争，他自然感到受到侮辱而生愤激。李贽的愤激，除了有先天性格禀赋外，就是这种自幼蕴蓄的反抗感情。故他对"暴怒"早就有不同的见解。《焚书·答友人书》云："夫谓暴怒是性，是诬性也；谓暴怒是学，是诬学也……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复见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顾之士，怒又不知向何处去，喜又不知从何处来矣。"
这表现了他爱憎分明的感情，阐明他对义愤的态度。这种激烈程度和他自幼受到的压迫和岐视是密切联系的。因此，他见到不平的事，见到强欺弱，见到邪欺正，见到假欺真，他就情不自禁地要大呼大叫，形之于文字，揭之于世人，哪怕是使见者咬牙切齿，欲逐欲杀。欲打就拳，欲杀就刀，无所畏惧。
《焚书·杂说·高洁说》云："余性好高，好高则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势仗富之人耳；否则稍有片长寸善，虽隶卒人奴无不拜也。
"余性好洁，好洁则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趋势诌富之人耳；否则果有片善寸长，纵身为大人王公，无不宾也。"他这样分析自己是真实，正确的。
《焚书·自赞》云："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又终身欲害其人。"这样分析自己是故意夸大其词，但基本上是反映了他的性格。
《焚书·读书乐》引文云："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
李贽在当时倡导“真奇”，创制“狂禅”，定论当时的社会是“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而提倡社会功利最先，衍生出了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反抗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思想禁锢等方方面面。
他总结自己的性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平生不爱受人管。只以不愿属人管节，既弃官，又弃家，"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
李贽所触者，有的因意见相左，有的因真伪不同，有时连最要好的朋友都互相抵触。然其所抵触者，都因不忍性命之源，具有一副热心肠。如在云南与骆守道触一例，"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记余尝苦劝骆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尤不可不体念之。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已，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应如此耶？'嗟嗟！孰知余竟以此相触也哉！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试看，这岂不是对同僚的体恤，对少数民族的关心。这和袁中道《李温陵传》所云"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完全相符，和他的自赞自评也完全相符。正由于他从少有这种禀赋，成长后护其童心不失，故能成为一位坚贞不屈的战士，杰出的英雄人物！
树大十围，未改小株之质。人之好学而欲成为真人者，必在善护其童真之心。故李贽的思想之形成，与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性格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其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正是对李贽思想形成的溯本追源。把一个伟人置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其学习、生活、性格等方面的影响来研究，可以避免随心所欲地理解，而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