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瑅止观
王阳明《传习录》通行本是经钱德洪最后定稿而完成的，通行本在后世被反复刊刻，收录王阳明精要语录与核心书信，集中反映王阳明晚年思想，《传习录》定稿工作最终完成，钱德洪居功至伟，贡献最大。
王阳明《传习录》通行本是经钱德洪最后定稿而完成的。在嘉靖时期，钱德洪反复搜集、修改和编辑王阳明语录，在充分汲取同门薛侃、南大吉、王畿、聂豹、陈九川、孙应奎、曾才汉等人的不同刻本基础上，吸收被王畿所替换的部分书信内容，增收水西精舍《传习续录》（2卷）本语录，于湖北崇正书院再次增录数十条王阳明语录，定稿了今通行本（该本散佚）。
崇正书院本于嘉靖三十七年在胡宗宪捐资下精校二刻于杭州（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移出答徐守诚书信两通，将答顾璘书信抬前置首为中卷1，答周冲、陆澄依旧为中卷2，将答罗钦顺书信置于答欧阳德之后汇成中卷3，增录答聂豹第二通书信与其前一通书信汇成中卷4，《示弟立志说》等3篇为依旧为中卷5。隆庆六年，谢廷杰三刻全书，移出《示弟立志说》入文录，增收《朱子晚年定论》，为《王文成公全书》前三卷，即今学术界使用最广的通行本《传习录》。
通行本在后世被反复刊刻，收录王阳明精要语录与核心书信，集中反映王阳明晚年思想。王阳明《传习录》定稿工作最终完成，钱德洪居功至伟，贡献最大。
（一）1518年，正德十三年戊寅，秋八月，阳明夫子妹婿徐爱（14则）、湖州门人陆澄（80则）、广东潮州门人薛侃（35则）编校语录，薛侃刻印于赣州，一册三卷本，总计语录129则，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
（二）1524年，嘉靖三年甲申，十月十八日，南大吉任绍兴知府，令其弟南逢吉增编阳明夫子与同门弟子论学书信，刊印于绍兴，二册，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与中卷。
（1）1528年，嘉靖七年戊子，阳明亲传弟子聂豹任福建监察御史，他与陈九川精纂《传习录》，六卷，刊刻于福州养正书院。
（2）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丙辰，二月，湖北德安府重刻南大吉版《传习录》，二册，八卷，每页十行，每行十七字，稀见珍世嘉靖孤本。今日本京都市日比谷图书馆藏此稀见孤本文献。书末《传习录下卷四》前有一行题款，上书“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德安府重刊”字，是存世最早的《传习录》明嘉靖刻本。上册四卷，书前有南大吉嘉靖三年冬十月十八日《刻传习录序》、徐爱《传习录序》、南逢吉按语。
《传习录上卷一》有徐爱《书》，语录，末有薛侃正德十三年戊寅识语。《传习录上卷二》为陆澄录，中有两个半拍缺失，后人用重新抄补。《传习录上卷三》为薛侃录语录，今通行本萧惠“问己私难克”一条，为两条，可见其当时尚未整合为一条。《传习录上卷四》非语录，为书四通，答欧阳崇一书一通，答聂豹书三通。《答聂文蔚书》书三通，第一通即今通行本《答聂文蔚》（一），第二、第三通合并为一封书信，即今通行本《答聂文蔚》（二）。
可见，早在嘉靖二十三年，包含有“拔本塞源论”的《答聂文蔚》（二）已经在湖北地区公开流传了。下册四卷。《传习录下卷一》书六通，依次为《答徐成之书》两通（第二通后有南逢吉简短按语）、《答储柴墟书》两通、《答何子元书》一通（语录体）、《答罗整庵少宰书》一通，分别为理道（理心之辩）、友道、师道、臣道、学道（朱王之辩），分类有当。
《传习录下卷二》书一通，即《答人论学书》（语录体），避致仕南京刑部尚书顾璘（号东桥）而不署名，刊印时为东桥退休居家，去世前一年。《传习录下卷三》书三通，依次为《答周道通书》（语录体）一通，《答陆原静书》（语录体）二通（无钱德洪按语）。《传习录下卷四》文三篇，分别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下册四卷，总计书、文十三则，与七人书总计十通，文三则。德安府本《传习录》除与徐守诚、储巏（1457—1513，号柴墟，江苏泰州人）、何孟春（1474—1536，字子元，湖南郴州人）三人五通书信外，其他书信均在今通行本中，版本价值独优。1544年德安府本语类与书信未能分开独立成册，与后世江阴本类似。
（3）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九月，苏州知府范庆重刻《阳明先生文录》，附录南大吉版《传习录》前三卷为语录，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即今通行本上卷。
（4）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十月十五日，阳明著名弟子王畿重新编校《传习录》书信，绍兴州判萧彦捐资刊刻，上、下二册，八卷，每页十行，每行十七字，稀见存世嘉靖孤本。吉水后学萧彦于绍兴府重刻《传习录》，国家图书馆文津馆藏此明嘉靖孤本，今附录于《阳明先生文录》中，不容易被发现。
王畿说，“阳明先师《传习录》始刻于赣，盖薛尚谦氏所校定，并徐曰仁氏、陆原静氏所纪，勒为一册。及师归越，郡守南子元善益以问答诸书并刻为二册，即今所傅者是也。傅且久，漶、阙至不可读，学者病之。畿乃谋诸郡倅萧子奇士，命江生涌检勒，得其漶且阙者若干篇，付工补刻，而二册复完。……故特表而出之，以求不失其宗，因以解学者之惑。尚有《绩录》数卷，未及尽刻，盖有俟也。嘉靖庚戌岁冬十月望，门人王畿百拜撰。”可知，嘉靖二十九年刻本是南大吉版补刻本，补其漫漶与缺漏，故而与南大吉原刻本内容不同。
萧彦此年早前八月吉日说，“阳明先生之学，一贯之学也。……是录之刻，迄今廿有七年矣。彦备员兹郡，访之龙溪王先生，欲求数十部以遗同志。而旧梓之漫毁而缺失者几半矣，谨捐俸鸩工而补刻之，庶先生开示来学之意，为不冺也。时嘉靖二十九年庚戍岁仲秋月吉日，判绍兴郡事吉水东沼萧彦书于府署之观我亭。”“旧梓之漫毁而缺失者几半矣”，急需“补刻”，由于一半以上的内容缺失，客观导致南版失传。与聂豹、陈九川一样，王畿利用此次难得的补刻机会，对原南大吉版下卷书信内容进行改动。王畿怎么可能不记得“八书”目录呢？他们序言中强调的所说“漫毁”，或许是为其重新替换南本提供说辞。
萧彦本版式与六年前德安府本一致，上册三卷，下册五卷。上册，书前有南大吉序、王畿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冬十月望日《重刻传习录序两篇。王畿序替换了南本徐爱《传习录序》、南逢吉按语。全书卷末，有萧彦短跋。萧本《传习录上卷一》前有徐爱书，徐爱记语录，后有薛侃正德十三年戊寅识语。《传习录上卷二》为陆澄录。上《传习录上卷二》为薛侃录，其中“萧惠问己私难克”一条，刻为两条。萧本上册三卷内容均与德安府本刻相同。萧本下册五卷，答七人书共九通，说、文三篇。
《传习录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二篇，一拍补刻，刀工完全不一样，后有南逢吉等人较长后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二人三通书信。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一人一书，语录体。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二人三书，均为语录体。下卷四为《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二人二书。《传习录下卷五》有《示弟立志说》、《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下卷一《答徐成之》第二通后记载逢吉向阳明请问二书意较长按语，比德安府本多出“尝见一友问道问学与尊德性事”数十字。晚出的萧彦本收与聂豹书信一通，未收通行本与聂豹书信第二通，足见萧彦本的底本较德安府刻本更早，可见萧彦本保留了南大吉原本的基本规模，体现王畿在编校老师语录时还是较为谨慎得，他不敢把阳明晚年圆融时期“拔本塞源论”放进新版《传习录》，故而其价值更为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南大吉首刻本到底有没有收录王阳明与储巏、何孟春两位朱子学名臣的论学书信呢？德安府本比萧彦本多出的储巏、何孟春两人书信，是后学所增加，还是原刻本就有的，是需要解决的课题。而德安府本多出通行本王阳明与聂豹第二通书信，证明其时间上的后出，会是哪一位故意隐去名字的阳明后学所增订？
（5）1551年，嘉靖三十年辛亥，五月壬寅，孙应奎、蔡汝楠于衡阳石鼓书院重刻王阳明手授南大吉版《传习录》。
（6）1551年，嘉靖三十年辛亥，九月初一，宣城后学沈宠任福建监察御史，刊印《传习录》，附《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提学朱衡作序。同年，嘉靖三十年秋，王畿著名亲传弟子沈宠（号思畏）与朱衡增刻南大吉版《传习录》于福州，底本源出恩师王畿赠萧彦本。
沈宠序说，“阳明先生之学，以致良知为要，而《传习录》一书，乃其用力可见之地也。……宠生也晚，私淑先生，亦既有年。虽于先生之道未窥涯涘，然每读先生之书，则心开目明，恍若有得。……视提学宪副朱君维平臭味相同，授是录而谋以锓梓。君亦出其所藏《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以附于后，期与多士共之。……嘉靖辛亥季秋月朔日，宣城后学沈宠序。”
朱衡说，“[阳明]自谓无意中得此一助者，即今所传《传习录》是已。……今去先生之世余二纪，读其书者，靡不悦而宗之，私淑之士多于及门之徒，则先生之学，人固翕然信矣……侍御古林沈君，学先生之学者也。按闽之暇，取《传习录》《大学问》《朱子晩年定论》，手订付梓，播诸学官弟子员。……某不敏，愧无以先之，敬书简末，用申告焉。”福州嘉靖三十年重刻《传习录》，增刊附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与范庆刻《传习录》于《阳明先生文录》后相似，后谢廷杰增刻《朱子晚年定论》！惜，此本亦散轶了。
（7）1554年，嘉靖三十三甲寅，二月初一，江阴知县钱錞重刻《传习录》，上、下二册，八卷，每页九行，每行十七字，稀见嘉靖孤本。嘉靖三十三年，钱錞（1525－1555，字鸣叔，号鹤洲，今湖北钟祥人）得《传习录》本，于江阴重刻，现藏于温州图书馆。因其题为《传习录、续录》，读者多以为是钱德洪所刻版本，故而未被学者发现与研究。钱錞本上册前有薛甲序、徐爱序、南逢吉跋，缺刻南大吉嘉靖三年序，下册书末有门人管州跋。
薛甲说，“《传习录》者，我阳明先生偕门弟子问答语也……若我鹤洲钱侯錞之尹吾邑也，一于先生乎取法焉，尝即是录以语学者，且谋梓而行之，以广其传，而属序于甲申。……嘉靖甲寅春二月吉旦，后学江阴薛甲序。”管州作后序，说“鹤洲钱先生之为江阴也，进于是矣。先生以高才博学奋甲科……一日谓予曰：'今之刻诗文闲书，以饰吏治者，吾或不暇，孰若刻《传习录》，以公之人，将使其玩辞。有得者因而知所之门其次者，以资发义理取科第，不亦可乎？’方是时，予心是之，而犹虑其或有俟也。又数月，见其精明者归于和平，宽厚者归之检制，黜智泯力，虚己求中。且曰：'予未闻道，既作多士而进之文，又使立会而专其业，而即终之以是录焉。’……庻不可传者，将在我矣，亦先生刻之之意也，予用是乐而序之。门人管州拜识。”上册四卷，为传习录卷之一至四。卷之一为前有徐爱书，中语录，后无薛侃正德十三年戊寅识语。卷之二为陆澄录，卷之三为薛侃录，其中萧惠问己私难克一条，亦刻为两条。卷之四为书信，《答徐成之书》（二篇，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二人三书。下册亦四卷，传习录卷之五至八。卷之五《答人论学书》，卷之六《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修道说》、《亲民说》，卷之七为《示弟立志说》、《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卷八为《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二人二书。下册总计五卷，书信九篇，说三篇，杂文二篇。江阴本与德安府本、萧彦本均每页九行、每行十七字，字体更大，且多出《修道说》与《亲民说》两篇，可见钱錞对王阳明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视与偏爱。为平衡上下两册刻印规模，德安府本与江阴本都将一卷书信挪到上册，与语录共成一册，其中德安府本将欧阳崇一书信与聂豹书信二人四通放到上册上卷四，而江阴本则将答徐守诚、罗钦顺二人三通书信放到上册上卷四。钱錞因战事紧张，未发现错简，将卷七文与卷八书颠倒。
我国台北地区“国家图书馆”藏有嘉靖时期刊刻的《传习录》，为原贵州省委党校王学伟副教授（今广西师范大学）所赠，仅存下册，共四卷，每页八行，每行十五字，刊印年份不清，不知何人所刻。《传习录下卷一》收《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书。《传习录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该书下册缺收《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二人书。因其残本，或该书上册收录此二书，或该书缺卷五《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亦未可知。像《答欧阳崇一》书，是不可能不被南大吉原本收录的。
总之，南大吉首刻本出现之后，阳明弟子、门人不断使《传习录》版本更趋完善。在嘉靖时期钱德洪版本之外，编校者和捐资者都会对南大吉原本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主要在书信部分。这些变化，不仅有编排次序的改变，还有书信内容的改变。德安府本、江阴本都将一卷书信放入上册，与语类合并，平衡上下册字数。萧彦本则坚持上册的语录体特色，可能最大程度保存南大吉原本特点。但由于南大吉原本、福州养正书院本、衡阳石鼓书院本、福州沈宠本均散佚，使得我们对嘉靖三年绍兴府刻本原貌很难一睹其原真风采。
（三）针对当时学术界不同种类阳明语录的流传，余姚阳明著名亲传弟子钱德洪深感忧虑，叹阳明学流传不能“归一”，于是他大发善心，审时度势，后来居上，不断与众多同门增订精编阳明夫子语录，多次主编各类《传习录》，形成多个重要版本，弯道超车，后来居上，于阳明语录编辑贡献最大。其中，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夏六月，钱德洪在安徽宁国增刻《续传习录》二卷，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下卷前期工作完成；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夏四月，钱德洪吸收同门曾才汉《遗言录》所收语录，在湖北蕲州增刻《传习录》，也就是今通行本《传习录》（上、中与下）的祖本；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正月初七，胡宗宪、唐尧臣重刻《传习录》杭州天真书院。
钱德洪曾与欧阳南野参与编校整理28卷本黄绾版《阳明先生存稿》后，决定重新精编《阳明先生文录》，吸收邹守益分类编排建议，邀请黄省曾一起对黄绾本阳明文录进行精选删减，重新分类为24卷本，重刊于苏州，不以黄绾纯时间体例排版阳明全书，即著名的苏州府本。与28卷本比较，苏州本仅公移方面少于黄绾存稿本4卷篇幅，这体现出他一贯精中选精编校原则。在完成选本《阳明先生文录》之后，钱绪山着手选本《传习录》编校出版工作。他依然坚持精选择优原则，“切于问正”，对阳明讲学语录扩充增订精选，并成功定稿，但由于丁忧，苏州版《传习录》未能出版。
（1）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刘起宗、丘时雍在水西精舍刊印《传习录》，增刻《传习续录》二卷，钱德洪作序，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字挺拔。王畿早在嘉靖二十九年提及过他与钱德洪编有“《续录》”。在宁国乡贤刘起宗（号初泉）、泾尹丘时雍支持下，钱德洪在充分吸收存世版本，推出全语录本《传习录续录》。《传习录 续录》源自陈九川、黄直、黄省曾、王修易、王畿、钱德洪等人录语录，增订《传习续录》二卷，收录何廷仁（1483—1551，字性之，于都县人）、黄弘纲、李珙（字候璧，金华永康人）、王畿、朱得之（字本思，江苏靖江人）、柴鸣治、欧阳德、薛侃、邹守益、马明衡、王艮、董沄、张元冲（1502—1563，号浮峰，绍兴人）、蔡宗兖等十五人问学语录，集中表现阳明晚年在绍兴传播良知学情形。
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说：“洪在吴时，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元善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使学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云。时嘉靖甲寅夏六月，门人钱德洪序。”
中科院、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与山东友谊书社影印国家图书馆四个刻本所刻内容一样，序言略有不同，均五卷（上卷三卷，下卷两卷），每页10行，每行20字。而上海图书馆藏万历重刻本为残本四卷，缺上卷三薛侃录部分，但序言最多，比中科院本、山东友谊书社影印本多出沈宠嘉靖三十年序、王畿嘉靖二十九年序文两篇，当为水西精舍重刻本。
北京大学藏《王阳明集》第十册附录的《续录》2卷本则为重刻嘉靖时期本，正文为仿宋体刻制，刀工显示为嘉靖时期瘦刻刀法，缺收钱德洪所作序，不知何人所重刻《续录》单行本。今所有《传习录三卷续录二卷》传本均未收南大吉所刻书信部分，为全语录本；且《续录二卷》相当于今通行本下卷篇幅内容的六分之五，尚缺通行本《传习录下··以后黄以方录》最后一节约27条语录。《传习录 续录》最后一条，为南逢吉论《答徐成之》条，同于萧彦本、钱錞本、台湾本，篇幅内容比德安府本多。德安府本南逢吉论《答徐成之》条，附录于《答徐成之》第二通信后，“吉尝以《答徐成之书》请问。先生曰：'此书于格致诚正，及尊德性而道问学处说得尚支离。盖当时亦就二君所见者将就调停说过。细详文义，然犹未免分为两事也。”或为漏刻。
在萧彦本、钱錞本和台湾本，此条体量增加几倍，为“尝见一友问云：'朱子以存心致知为二事。今以道问学为尊德性之功，作一事如何？’先生曰'天命于我谓之性，我得此性谓之德。今要尊我之德性，须是道问学。如要尊孝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孝；尊弟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弟。学问个孝，便是尊孝之德性；学问个弟，便是尊弟之德性。不是尊德性之外，别有道问学之功；道问学之外，别有尊德性之事也。心之明觉处谓之知，知之存主处谓之心，原非有二物。存心便是致知，致知便是存心，亦非有二事。’曰：'存心恐是静养意，与道问学不同。’曰：'就是静中存养，还谓之学否？若亦谓之学，亦即是道问学矣。观者宜以此意求之。’”《传习录 续录》在语录后有“此书在《答徐成之》书下，今录于次”13个小字，以作区分。但此条不见于两年后刊印崇正书院《传习录》全本。
（2）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四月，沈宠在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刊印《传习录》，增录《遗言录》部分语录，钱德洪辑、序，今通行本《传习录》祖本刻成。次年嘉靖三十四年，阳明弟子曾才汉在钱德洪手抄黄直所记阳明语录本基础上，“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即荆州刻《遗言录》，上、下两卷，语录110条，记载黄直与林学道（字致之，福建莆田人）、欧阳德、刘魁（1486—1552，字焕吾，泰和县人）、黄弘刚（字正之）、艾铎（南昌人）、董沄（号萝石）、谢弘之等人问学情形，为稀见珍贵孤本，今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宝岛阳明学家林月惠曾复制上卷惠寄给我。
嘉靖三十五年夏，钱德洪游于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应爱徒沈宠之请，对《遗言录》存在的问题给予解决，新增新订王阳明语录，序见通行影印本《王文成公全书》卷3第158—159页。至此，通行本《传习录下》文稿得以全部完成。
钱德洪说，“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本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静舍。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唯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裁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意识到阳明弟子曾才汉“胡乱”出版阳明语录，致使师道语录“渐觉沦晦”，钱德洪对二年前所刻《传习录三卷 续录二卷》进行增订精选工作，“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
钱德洪增收《遗言录》精彩语录，同时也增收自己与王畿等人语录，总计27条，题为《黄以方录》，并作后序，交代增订缘由。钱德洪说的“并易中卷为问答语”，是引用二年前在水西精舍本的原话，意思是“并易中卷[新编书信]为问答语”。早在此新刻版本之前，德安府本、萧彦本、江阴本、台湾本都是将书信易为问答语的。崇正书院《传习录》本是今通行本足本和祖本。钱德洪在回忆往事时，记忆产生混乱，颠倒了传习录不同版本的刊印时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他说，“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静舍。”事实上，水西精舍本《传习续录》两卷刊印早于《遗言录》一年，而崇正书院所增《传习录》全本则是在《遗言录》出版一年后。
（3）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正月初七日，胡宗宪捐资，钱德洪、王畿编，阳明亲传弟子唐尧臣、桂軏校订，《传习录》全本在杭州天真书院再次刊刻，上、中、下三大卷十一小卷，上卷三小卷，中卷五小卷，下卷三小卷，每页九行，每行十八字，字端正大方，今藏复旦大学光华楼特藏部，稀见珍贵存世孤本文献。其中，《传习录下卷》分《传习录下卷之一》、《传习录下卷之二》、《传习录下卷之三续录》三部分，之一、之二就是水西精神本新增语录；而《传习录下卷之三 续录》，前有崇正书院钱德洪序，通行本《传习录》移到语录末，新《续录》是崇正书院本再次增刻语录，也是水西精舍本《续录》的再词续录。崇正书院《传习录》本出版后两年，钱德洪请在杭州区域工作同门唐尧臣（南昌人，时任杭州府同知）、桂軏（贵溪人，时任富阳教谕）对之进行全面校对，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存世第一个《传习录》全刻本。此孤本亦未见学界前辈撰写此版本相关论文，故而此书一直未被学者所重视研究。
唐尧臣说，“阳明先生之学，得徐曰仁而后，同志之习始专；得钱洪甫、王汝中而后，先生之传愈益不匮。……先生没，距今三十年，有志之士闻风而兴起焉者相踵也。然岂无因岐泣路，舍辙寻途，索肖于言行气象之似者乎？而良知宗旨几谢前人矣。洪甫、汝中力赞而允，终之归守天真，瞻依俎豆，于是后进之士，日信日真，而贞明不眩。……虽然，先生之教，《录》可得而载也；其所以为教，《录》不可得而载也。……嘉靖三十有七年戊午人日，门人南昌唐尧臣顿首百拜，谨书于天真书院之云泉楼。”
由于岁月年久，此孤本后面几页漫漶，清余姚乡贤俞嶙用毛笔重新誊抄，并于书末撰跋。该本前有徐爱序、钱德洪嘉靖甲寅水西精舍本序、唐尧臣嘉靖三十七年刻序。卷中前有钱德洪所作按语，说：“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钱绪山删除了答徐守诚两封信（苏州版文录就已经移录过来放置书信类了），肯定增录聂双江第二通长篇书信的必要性。但萧彦本答罗整庵书信原本与答徐守诚为一卷，既然删除答徐守诚书信，且答聂双江书信两通必然为新的一卷，故而答罗整庵书与欧阳南野合为一卷，所以在胡宗宪本中卷书信，依次为《答顾东桥书》为卷一，《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为卷二，《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为卷三，《答聂文蔚》二书为卷四，总计“八书”。卷五收《示弟立志说》（正德十年乙亥）、《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而《答徐成之》未收入。因黄直字以方，胡宗宪本下卷将水西精舍本误刻的“王以方”修正为“黄以方”，却继续将“王修易”（字勉叔，衢州江山人）误刻“黄修易”。
嘉靖后期，曾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因腐败案件羞愤中监狱自杀，为贤者故，钱德洪不说胡宗宪捐资刻《传习录》美事，致使胡宗宪所刻精校《传习本》孤本少人知晓。其后，因此本语录最全，浙中王门宗师王宗沐在江西任职期间，重刻此十一卷本于南昌，使得江西也有《传习录》全本。
隆庆六年，朝廷决定刊刻阳明夫子全书，江西谢廷杰任主事，将胡宗宪本《传习录》汇入全书，语录三卷，至于全书首，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之由来。
在钱德洪多次精心编辑下，充分吸收水西精舍本《传习录 续录》、荆州本《遗言录》、崇正书院本增加《传习录下卷之三续录》基础上，通过三十余年的时间，通行本下卷语录最终得以在胡宗宪捐助下于杭州天真书院精校二刻完成，标志存世《传习录》全本的出现。通行本《传习录》下卷文篇相比胡宗宪本又有微调，《示弟立志说》被移出到全书卷七中，其缺少的篇幅则由《朱子晚年定论》来代替。
通行本《传习录》精而又精，体例得当，影响巨大，流传至今。万历武昌江汉书院本、万历胡嘉栋编《阳明语录》本、万历二十一年陈九叙刻本、万历三十年杨荆山刊《传习录》三卷本、万历朱文启与张明昌杭州刻本、万历查铎长沙本、崇祯三年蔡懋德本均源于通行本。（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