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移民社会。明朝以前，已经有沿海渔民、走私商人、海盗等下层社会民众移居以澎湖为中心的台湾外岛，并与岛内“原住民”有较为密切的商业往来。明嘉靖、万历以后，内陆移民开始踏上台湾岛。明末，出现了规模性移民活动，而对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规模移民，则是清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才萌发的，统一之后的民人入台，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土地开发，规模都是空前的。乾隆时期移民进入高潮，至嘉庆时期，台湾移民社会趋于定型，开始进入“土著化”与“内陆化”交织的阶段。
福建山多地少，明清时期随着新作物的推广，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使得业已严重的人地矛盾益加尖锐。明末清初，沿海地区又屡遭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求生计，人们不顾海禁之令，铤而走险，向外迁徙。清代，海盗、航海、向外移民等风气相当盛行。台湾与福建一衣带水，自然条件优越，对于移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因此，距离台湾较近的福建漳泉二府便成为移民最大的输出地，广东惠潮嘉三州府则构成了向台移民的第二大群体，远在浙江、江西等地的民人也纷纷踏上迁台之旅。
清代前、中期对台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统一台湾到康熙末年的近四十年间，台湾的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平台”之后，清廷将之前统治台湾的郑氏（郑成功后裔）集团迁回大陆，并允许在台流民返回原籍，一度使岛内12万汉人锐减到六七万，大量田园抛荒。这一时期，此前奉行的海禁政策也得以强化，并一度扩展到禁止潮惠民人入台，大陆向台移民的规模受到很大限制。直到康熙末年，地方官员积极招揽内陆民人赴台开垦，人口才逐渐滋生繁衍。
第二阶段：康熙末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十余年间，向台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康熙末年朱一贵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加强沿岸稽查，并将稽查重心放在查禁偷渡上。至雍乾年间，清廷开始放宽稽查禁令，但旋弛旋禁。这一时期，无论清廷政策如何摇摆，都已无法阻止移民迁居台湾的热潮，渡海入台者一浪高过一浪。为了逃避稽查，移民们千方百计偷渡入台，使得沿岸稽查防不胜防。
第三阶段：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的近五十年间，台湾迎来了移民迁入的高峰时期，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1.8%。乾隆二十九年，清廷解除不得携妻入台的禁令，并允许良民领照迁居台湾，掀起内陆民人向台移民的高潮。据估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台湾汉人约为九十万，至嘉庆十六年，全台人口达到一百九十余万。台湾人口的急剧增加，极大地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进程，台湾逐步形成一个边疆移民社会。
嘉道之交，成规模向台湾移民的浪潮逐渐停止。鸦片战争爆发时，全台人口达到250万。咸同时期，西方列强在沿海地区肆意进行“猪仔贸易”，大量华工被贩卖到南洋，大陆向台湾移民的历史进程基本终结。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人口约为300万。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曾在沿海创办招垦局，招揽贫民赴台开垦，以抵制日本向台湾的渗透，但收效不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延续近二百年的稽查制度才正式废止。
有清一代的向台移民，大致从康熙统一台湾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经历了由限制迁入、民人偷渡到政府招垦的过程，而以乾隆中晚期至嘉庆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引人注目。而实际上，清廷一直实行消极治台的策略，对移民赴台心存疑虑，其管制移民的禁令在很长时间内存在，直到光绪元年才完全废除。因此，偷渡入台便成为沿海民人入台的主要方式。偷渡者被拿获的只有十分之一，到台者也只有十分之二三，其余丧命孤岛、沙洲与葬身鱼腹的多达十之四五，揭示了移民偷渡入台的艰辛和凶险。
即使偷渡成功，移民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早期移民不但要忍受巨大的心理与生理孤独，而且要应对恶劣的气候、流行的疫病，以及未“开化”的原住民的威胁。嘉庆年间，开垦噶玛兰的一千二百多名壮丁，有半数死于疫病。
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开发，台湾移民社会逐渐成形。一方面，众多移民的迁入，为开发台湾、巩固边疆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移民与内陆的天然血脉联系，则成为联结海峡两岸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台湾的开发也为内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补充。台湾开发较晚，资本化特征明显，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较高。乾隆时期，台湾就已经成为福建地区稻米需求的来源地，蔗糖等经济作物更是行销东南沿海，并远销至朝鲜、日本。
然而，由于受政府举措、移民风气与地方社会脆弱等因素的影响，台湾移民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清前期，清廷不仅实施海禁，即使在弛禁时期，也有不许移民携带家眷渡台的禁令。所以，前期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罗汉脚”（单身男人或无业游民）的大量存在。他们既缺乏家庭的慰籍，又没有身家拖累的顾忌，很容易沾染打架斗殴、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气，直至参与械斗、叛乱。乾隆二十九年取消携眷入台禁令后，台湾的男女比例才慢慢趋于正常。
二是分类械斗现象严重。由于祖籍、地缘观念的影响，移民与原住民，以及移民之间的冲突不断。迁入之初，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较为尖锐；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移民之间的利益纠纷日渐增加。移民们背井离乡来到台湾，原来的宗族、社区界限被打乱，他们为了在充满危险与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很自然地依照地缘祖籍的划分聚居、开垦。在这种移民形成“分类”的前提下，不仅省与省、府与府，甚至一府之内、各县之间都壁垒森严，以“分类械斗”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冲突和动乱不断发生。
三是结会树党形成风气。初来乍到的移民，尤其是那些孤立无依的“罗汉脚”，为了生存、互助，开始纠集一体。传统的兄弟结拜、歃血盟誓成为他们现成的“纠合”工具，一旦羽毛渐丰，团体内部的互助很快就演变为对外惹事生非，参与械斗、劫盗以至树旗起事。天地会萌生于闽南，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才骤然显露，并非无因。
四是暴力现象绵延不绝。在清代前期、中期，台湾社会中的械斗、民变、叛乱相互交织，恶性循环，所谓“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整个清代，台湾共发生大小民变43次，“分类”冲突八十余起，朱一贵、林爽文两次起义更是震动全国。当时台湾社会的动乱，严重阻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也为日后台湾社会的纷争对立投下了阴影。
尽管如此，台湾社会逐步完成整合，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同治之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转入低潮，分类械斗也由祖籍地缘分类转向家族式械斗，标志着移民对于迁入地认同观念的形成与本地宗族构建的完成，开始“土著化”过程。同时，清廷在台经营渐著成效，加快了台湾社会发展，使得台湾与内陆不断趋同，台湾的“内陆化”越来越明显。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日据”时期长达50年，使得台湾人滋生出一种深深的遗弃感与放逐感。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是我国内陆移民拓展生存空间的结果，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从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与发展前景中寻求突破。
作者简介
刘平，1962年生，苏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中国民俗通志·江湖志》等。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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