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这简直可以拿来概括《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如何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奋争，“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无疑是给读者带来的最深震撼。 在这新冠病毒肺炎肆虐的特殊时期，我却避重就轻地感慨于他在高高耸立、绿意葱茏的塔希提得麻风病的一幕幕。 斯特里克兰厌倦了文明世界后，离开巴黎，来到南太平洋的一个有着世外桃源之称的塔希提岛屿。在塔希提岛，他不仅找到了追求理想的象牙塔，而且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名叫阿塔的女人，这个几乎没有受到世俗社会侵蚀的土著女人，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宁静、家庭、生活。他们之间的爱情，超出物质的束缚，达到月亮般纯洁。正如作者毛姆所说，人生多艰，而造化有时又以折磨她自己的孩子为乐。当将斯特里克兰彻底俘获的一种创造美的激情四溢时，他却得了可怕的、会传染的麻风病。 在当时的南太平洋诸岛上还没有严格的隔离制度，那些麻风病人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但斯特里克兰得知自己患了麻风病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我准备到山上去。”虽然后来并没去成。 穿越回这次疫情，雅安一位69岁的老人确诊新冠肺炎后，他面对医生多次询问，一次次把途经武汉汉口返回雅安的事实拽在左手心，直至手心冒汗浸湿。一次次用右手摁住慌乱跳动的心房，装出若无其事地在外活动。从湖北回来的小伙子、与湖北人员有密切接触的壮汉，屏蔽喇叭里“请自觉在家隔离”的宣传声，叉着腰大声吆喝：“快来打牌咯！”相比他们，斯特里克兰的自觉意识要强得多。 他周围人的反应，除最亲的阿塔和两个孩子外，无一例外地躲避。先是塔内，那个男孩儿，离开了他们那里，不久，老太婆带着她的孙女也走了。没有一个人走近他们那个种植园。村里的孩子们爬到山上去玩的时候，只要一见那个留着一捧大红胡子四处游荡的白人，就吓得夺路而逃。土著们对阿塔也像对斯特里克兰一样既恐惧又厌恶。买急需的日用品，阿塔只得深更半夜来到山下的村子里，把批发商叫醒。有一次，几个女人大着胆子走近他们的种植园，看到阿塔在小溪里洗衣服，她们就拿石头打她。还托村里的批发商传个口信，她要是再敢用小溪里的水，村里的男人就会过去把她的房子烧掉。像个迷人的女人，亲切优雅、慷慨大方地挥洒她的美貌和魅力的塔希提岛屿，一直面带微笑而且亲切友好，而斯特里克兰却在他那幢已经破败不堪，蓬头垢面，阒寂得叫人难以忍受的小木屋中安静地离世。 回到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天，“接到你家有刚从武汉回来的学子的举报电话，请不要出去散步！”暮色四合，岑寂的围墙内燃烧着同事一家的脂肪。“接到你家有远方客人造访的举报电话，请配合接受医学观察！”夜色凝重，沉寂的120救护车里颠簸着同乡一家的呼吸。“某某家女儿女婿从湖北回来过年啦，今晚不准别人来我家，我们也不到别人家去！”寂静的除夕夜，邻居紧闭大门的缝隙里飘出春晚的歌声、曲声。 更有甚者。炊烟缭绕，武汉一护士小妮子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休息。刚到小区门口，一位神色慌张的大妈边哐哐铛铛锁上小区的门，边念念有词：“你刚从医院来，身上有病毒，千万不准进来。” 武汉一家三口，戴着严严实实的口罩，仅露出光秃额头和一双眼睛，想坐飞机回重庆，拖着沉沉的行李箱，刚到日本机场，反对声、指责声、谩骂声瓢泼大雨般倾泻，洪水猛兽般将他们围困在异国他乡，一家人落汤鸡似的孤零零地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 害怕病毒是人的一种本能，恐惧让那时的人们变得残忍。时隔十个世纪，医学相对发达了，人们对病毒有了深刻认识和科学防护，但恐惧依然让现代人变得谨慎，甚至自私。正如俞敏洪在日记里所说，这一场疫情，已经不是一场人与病毒的战争，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很多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照得原形毕露，是一场善恶美丑的大较量。 “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医生，乐观面对，新冠肺炎并不可怕！”来自治愈出院患者的一声声爽朗有力声音响起。患者的信心坚定了，家属的心态调整了，人们的情绪缓和了。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主持人柴静如是说。我说，在这场疫情中，没有真正被隔离过的人，是不足以谈爱的感受的。 一箱箱口罩堆叠起来的是社会人士爱的重量，一张张钱币捆扎起来的是社会组织爱的厚度，一屡屡剪短的头发是白衣战士美的舍弃，对生命的成就。和衣而睡的身姿是医护人员对安逸的丢弃，于国家忧患以支援。新闻发布会上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回答是为党保驾的神鞭，拔地而起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是给国家护航的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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